首先说一下关于刘晓波CCTV证词的逻辑和法律常识。
大家一提到刘晓波在CCTV的表演，都把那叫作证。但我看将这个表演叫作作证本身就不符合逻辑常识，也不符合法律常识。
首先，如果是作证，就首先要有原告和被告。但这里只有一方——CCTV及其代表的共产党政权。CCTV没有说明它是原告还是被告。
通常，原告一方要提供指控，而指控通常是讲被告已经做了什么，原告如果需要提供证人，他就要找相关证人。什么人可以是原告的相关证人呢？那就是应该看到被告所做的那些由原告具体指控的行为的人。这种控方相关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一般应该具有这样的格式：“我看到……”，“我听到……”，应该是肯定语句。而不能是否定式，象刘晓波说的那种：“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不可能成为原告的有效证词。
那么，是否象刘晓波这样的否定语句就永远都不能成为有效和相关证词呢？也不是。但是只有当控方提出了具体的指控，或者是提出了控方的相关的而又有效的肯定语句证词时，这时就有必要引用刘晓波这样为被告作的否定语句的证词，但这种否定语句证词必须得直接针对控方的指控和证词。
比如说，控方如果指控说：“被告在1989年6月4日凌晨0时到1时，在中南海杀害邓小平。”
被告找的证人就要出具这样的证言：“被告在1989年6月4日凌晨0时到1时不在中南海。”
或者是：“邓小平在1989年6月4日凌晨0时到1时没有被杀。”
等等，这才能被法庭认定是相关证人和有效证言。
但你若找个证人来提供证词说：“我在1989年6月4日凌晨0时到1时，没有看到被告在天安门广场杀人。”那就不可能是相关证人和有效证言。
如果将有效证言和无效证言当成是数学上的集合，我猜想有效证言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形成封闭的有限集合，而无效证言必定是开放的无限集合。
用无限集合里的无效证言来推翻某个指控，那你就得穷尽所有的无效证言，那是徒劳的，或者说是MISSION IMPOSSIBLE.
如果有谁非要一遍一遍去引用无限集合里的无效证言，来推翻对他的指控，那他就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了对他的这个指控。
具体说到刘晓波的证词，从刘晓波辩护的内容来看，CCTV是把自己当成了被告。我们姑且把它当成是被告。
如果它是被告，它找的证人就应该是针对原告和控方提出的具体指控。它找刘晓波作证时说的是“没有看到天安门广场死人”，进一步引申，它所要证明的是被告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杀人。
若想要法庭接受刘晓波这个证人，前提条件必须是控方指控了被告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杀了人。但是，有谁这样在法庭上提出这样的指控了吗？没有，从来没有。至少是CCTV在放刘晓波证言的那段录像时没有提供原告或控方这样的指控。那么，刘晓波这个证人是无关证人。刘晓波的这个证言是无的放矢，必定是无效证言。没有任何一个法庭会接受刘晓波这个证人，更不会接受刘晓波的这个证言。
既然说刘晓波的这段证词是一个不合格证人，在一个不合格场合，作出的无效证词，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它叫作证词，如果非要叫它证词，那只能叫它是伪证。
实际上，我们只能将CCTV制作的刘晓波的那段录像叫作一场闹剧，或者是木偶戏。
这场戏的背后牵线人是共产党；
舞台是CCTV；
刘晓波不过是个木偶或傀儡；
闹剧的名字可以叫作“唐吉珂德在中国大战风车”或者叫作“共产党在CCTV指鹿为马”。
这剧情就相当于是秦桧赵高秦始皇毛泽东希特勒在集体狩猎时打死了一头鹿，然后他们一道说那是马，看有谁敢说是鹿。见到有大连的肖斌跳出来说：死的是鹿，立即关进大牢判刑十年，以便杀鸡儆猴。
但让肖斌这个鸡消声灭口，还只是让猴儿们知道不该说什么，那就是不能说“血流成河”“死了两万”。但秦桧们还想告诉人们应该说什么，于是就又将刘晓波拉出到CCTV作证，说“我没看见……”之类。
因此，CCTV在电视上宣扬肖斌和刘晓波这两段节目，合起来应该叫作“胡萝卜和大棒”。肖斌那部分戏灌输的是大棒的威力，刘晓波这部分闹剧昭示的是胡萝卜的诱惑力。
表面上看，演胡萝卜和演大棒的这两个演员戏的分量半斤八两，不相上下。但实际上却有本质区别。
演大棒的演员是让你闭上嘴巴不说话，随便找个傻子聋子瞎子哑巴都能演，而且越傻演得越好。如果实在是找不到这样合适的演员，你即便是打死也不配合的铁汉，导演也能强迫你演到位，大不了给你戴个猪嘴、马嚼，或者给你装上绿坝、长城防火墙就是了。这里讲的猪嘴、马嚼，就如同脚镣手铐电棍一样，都是中共监狱中的常用刑具。
但是，演胡萝卜的演员是要你学说那些幕后主子的话，就跟演双簧的前台一样，你得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说出幕后主子想要你说出的话，还要作出相应的动作，还得演得象，演得天衣无缝，不能穿帮掉链子。这就有很大难度了。
首先你得主动配合，时时刻刻愿意配合。
子在川上曰：“你可以强迫我闭上眼睛，但你无法强迫我入睡。”
我在岸上曰：“你可以强迫我闭嘴不说话，但你无法撬开我的嘴，强迫我说出我不想说的话。”这是引用我在秦城反思中的一句至理名言。
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演胡萝卜，或不想演胡萝卜，而且又不怕大棒，那就一定可以不去充当胡萝卜这个丑角主角。
然而，主动配合，这只是能出演胡萝卜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要想演得好演得到位，那还要拥有鹦鹉学舌的天赋，还要练就象狗一样地能够体会主人的心态和习惯。否则，那是一定演不好胡萝卜这个大丑角的。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演得恰到好处，不能太过。比如说，我本人就几次通过秦城监狱的管教，毛遂自荐，积极要求去演这个大胡萝卜丑角，可是共产党这个幕后牵线人加导演就是不同意让我去跟他们搭档。他们不担心我演得不好，而是担心我会演得太过。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去说：“在六月四日那天，我没有看见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尖尖顶端死一个人。”比刘晓波的证词仅仅多了几个字，虽然加大了证词的力度，但是演过火了，那就让人看出是欲盖弥彰指鹿为马了，也就穿帮了。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谁若上演过胡萝卜这种丑角，他就首先得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懦夫，其次得是才艺双全，第三得会揣摩主子意图，第四得经常彩排操练。否则，一定会穿帮掉链子。
如果只偶尔一次上演了胡萝卜，那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地。那可能是因为不小心上当受骗，年纪轻没经验。也可能是演技天赋和心态都不适合演丑角而被导演淘汰，等等。但是如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演胡萝卜这种丑角，而且与其搭档的又是同一位幕后主子和导演，那我们就应该说那个人的软骨症是不可救药了，是他已经将演木偶戏当成职业和谋生手段了，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个丑角的信用了，不得不对他在戏中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存疑了。
我不认为我有权力判定他话必定是谎言，但我至少我有权利不相信他的话就是事实，就是真理。
象胡萝卜和大棒这样的闹剧，可以无限期地制作下去，可以找无数个木偶傀儡演下去。至于要演到那一集为止，全看这些猴儿们合作配合效法的人数和效果了。现在看来，这场戏的确达到了幕后牵线人都不曾企盼的效果。二十多年了，连胡平这样的大哲学家都一直在给刘晓波的演技鼓掌叫好，可见这场闹剧的迷惑性有多大，流毒有多深。于是，这共产党便得寸进尺，反反复复地上演这种闹剧，而且还要找同样的木偶傀儡去配合。也是，老演员了嘛。上哪里还能找出如此配合默契的老搭档啊！
刘晓波曾是我难友，用监狱的话说，那叫“铁子”。可一想起刘晓波，我只能说：“怒其不幸，哀其不争！”，当然还有羡慕和嫉妒。
不幸的是，每当共产党要挑选这种木偶傀儡演员时，中国可以有十一亿人候选，但共产党最终总是挑选刘晓波作为唯一的男一号明星来上演那个“大胡萝卜”，尽管被用来演“傻大棒”的演员却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这其中必定有刘晓波本人的因素。是他配合默契？演技高超？自愿献身？愿打愿挨？还是他早就知道他终将会因此获得奥斯卡终身和谐奖？那就只有刘晓波知道了。
哀的是，刘晓波每次都可以拒绝，但他每次都是争当这个胡萝卜男一号。演大棒男一号，那是只要共产党选定了看上了你，你就别无选择。可演胡萝卜男一号，必须得演员本人自愿并配合的，否则这戏肯定演砸，一定穿帮。
羡慕的是，刘晓波咋就运气这么好，命那么硬，每次这大彩都被他捷足先登了。那可是从十几亿中人才选一人哪，比中六合彩的概率还要小几千倍。我几次毛遂自荐都不得，刘晓波却是连中几次。论演技，论经历，论经验，论天赋，论胆识，论文采，就是论口吃，我哪一点比他差呀？可共产党凭什么就不让我去上中央电视台？
嫉妒的是，这刘晓波凭什么就有那许多的饭啊？整天听她们在网上喊：“晓波，我爱你！”还有，“我爱自由，我更爱晓波！”以至于连老鼠都学会喊：“我爱大米，但我更爱晓波！”
记得在北大时，我们在五四操场见到一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女人。我们几个好汉怒不可遏，上前对那个蛮汉一顿暴打。结果那个女人醒过来后，又对我们一顿拳打脚踢外加猫抓手挠，还说要扭送我们去公安机关，说我们暴打她热恋情人。后来据说那个蛮汉是校长傻见孙的儿子，有几个哥们还一直担心被开除。咳，也真是倒霉。
我本想为刘晓波呐喊几声，可是，我一定得首先确定暴打虐待他的不是他热恋情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在凌源第二劳改队时看到的一头会配合演戏的猪，那可真是个猪，是头千真万确的猪。
那时的监狱长叫刁小天。刁小天好学毛泽东，口头禅是“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这里，我就是法，我就是天。”刁小天更愿意学毛泽东和金正日向人们显摆他是红太阳，向外宾显摆他治理的地盘是欣欣向荣，只有在他刁慈父领导的第二监狱的子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而凌源第二监狱大墙之外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经常领外宾来监狱参观。他将那些不是生活在他的领地的人都叫作外宾，他将他的监狱叫作花园之都、彼岸、育新学校，好像都是跟金正日学的。他给外宾上演的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毛猪戏，我这里绝无讽刺毛主席的半点意思。
每当有外宾来访，他会将外宾们领到猪圈，手指几头三百来斤的大肥猪说：“看，我们的猪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几头猪才三个多月就膘肥体壮。”
转了一圈监狱后，又领外宾来到伙房，让外宾参观几头躺在杀猪案上待宰的肥猪说，“你们看，我们的犯人天天杀猪吃肉，哪像你们朝鲜人，连喝肉汤都得是实现共产主义时的梦想。”说完，刁小天还亲切地拍拍一个猪头，用猪语问：“伙计，对这里的生活满意嘛？”那头猪竟也懂人话一样地用金正日的母语说：“嗯嗯，哈哈，好好好。”
然后，刁小天便健步登上一个杀猪案，就象伟大领袖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发表演说：“孩儿们，你们说，这里的生活像不像天堂？”
“不是天堂，”犯人们齐声说，接着又声音提高八度：“胜似天堂！”这是标准答案。
那些躺在案上的猪们也齐声吆喝：“啊啊啊，哇哈哈！”
“听到了吗？我的猪们都天天要喝娃哈哈。”刁小天立即对外宾们说：“你们外邦的贵族们，哪一个能过上我这里猪的生活？”
“乌拉，乌拉，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厅里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令人分不清是鸟语猪语还是金正日语。
这时，一个叫洪傻子的伙房犯人，私下里悄悄地对一个鼓掌欢呼的外宾说：“你别信他，那些猪都养了三年了，就是为了演这出毛猪戏。”
“真的吗？”外宾惊诧。
“可不是嘛，等你们一走，这猪全都美餐一顿娃哈哈，然后就全都放了。”
“这，这，这不是在搞亩产万斤大跃进吗？”外宾更加惊诧。
“这些猪都成了猪演员了，只要一打开猪圈门，这些猪们噌噌噌就直奔伙房跑，自己将自己撂倒在杀猪案上，还会不断地，鹦鹉学舌地，娃哈哈娃哈哈呀。”
“不太不象话。”外宾愤怒了。
“你们刚才到教导大队看到那个大连肖斌了吧？”
“对，是看到了，他还跟刁老爷给我们合唱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哪。”外宾说。
“那也是戏。你不信我的话，你回头再问问肖斌。”
“巴格呀路！这不是哄傻子嘛！”外宾已经怒不可遏了
在凌源第二劳改队，一提洪傻子，老犯人们都会告诉你这段故事。那个洪傻子后来被刁小天给用电棍爆电一顿，专电他的傻大嘴。一边电一边还说，“我让你哄傻子，我从今往后就让你成为哄傻子，让你改名洪傻子。”
自那以后，人们就跟他叫洪傻子了，都不知道他本家姓和原名了。
我讲了这段故事，一定有刘晓波的饭们来指责我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们的伟大领袖。我敢打赌，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十多年前的1993年，人民日报去凌源监狱采访我时，我就对来自《瞭望周刊》，《北京周报》，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讲述过这段刁小天和猪的故事，以证明中共监狱里的猪权都大大优越于西方世界的人权标准，更何况人权啦。这是那一期的报道片段：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706149
这是登在BEIJING REVIEW AUG 23-29，1993 那一期的报道
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瞭望周刊对我的相关报道，相信它们应该大讲特讲我提出的毛猪戏理论，那可绝对比刘晓波给他们的证词要有力有利有理十万倍。
我相信在我首次公布这些毛猪戏理论时，刘晓波还远没有什么饭，就算有的话，大多数人还都穿开裆裤哪。当然，胡平是个例外。
说到胡平，我相信胡平也一定应该记得，我在1996年5月初来美国时，他就采访了我，在那篇采访中我也大讲特讲这个毛猪戏理论，以此来证明中国监狱连对猪都如此温柔管理，如此人性化，如此循循善诱，如此贵族化，那中国的人权还不是世界第一第二？我希望胡平能将对我的那篇采访再次贴在这里。
等我拿到那几篇采访，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在美国起诉刘晓波剽窃罪。他在他的“我没有敌人”宣言中，有关中国监狱实行文明化、温柔化、和贵猪化管理的论述，是未经我同意，直接抄袭了我在1993年就公布于世的毛猪戏的核心思想，只不过是将主人公的猪变成了他刘晓波，将凌源第二劳改队改成了北看或半步桥看守所，将刁小天改成了刘峥管教、张荣革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将洪傻子改成了高智晟而已。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本质上是奖励给我的毛猪戏思想的。洪傻子，刁小天，肖斌，刘晓波，还有那几头猪演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创建、发展、验证、及实践毛猪戏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建议由上述人员和猪共同分享本年度的和谐奖。
一想起那几头猪演员，我就心酸。圣诞节了，你在他乡还好吗？想到这里，就想安慰安慰那些个猪，那就献首哥罢。
演唱---马长礼
【西皮摇板】
傻老太休得要想不开，
听我把话说明白。
你不出牢里年纪迈，
岂能够出谋划策巧安排？
定是有人来指派，
她在幕后你登台。
到如今你受苦刑难忍耐，
她袖手旁观稳坐在中南海钓鱼台。
只要你说出她的名和姓，
我保你从此不缺米和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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