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天安门纪事

【1989轶事】现在推特上正在讲述8964学生运动。我不妨将我的一些经历也讲述一下。这是我在4月23日推特上写出的一些天安门旧事，为了尽快赶到当年的今天，我将4月23日以前的经历只是匆匆一笔带过，过于梗概，等明年在逐渐补充那些漏过的日子吧。

【新启蒙沙龙】新启蒙沙龙虽然不被人所知。但它对8964的影响就如同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相当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沙龙。而北大的民主沙龙就如同是中国的海德公园。

1988年初，我就职中国科大研究生院软科学研究所助理所长。所长叫张永谦，他原本是受胡耀邦重用的书记处研究室成员，后来，胡耀邦下台，他就又回到党校当教授。我们一道发起组织了新启蒙沙龙。沙龙主要是在远望楼宾馆每个月举办一次聚会。参加沙龙的嘉宾有方励之，许良英，吴祖光，邵燕翔，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王蒙，北京军区司令太太潘荻，国务院农研中心总干事吴明瑜，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中顾委常委刘达等等，都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领军人物。

【北大民主沙龙】1988年5月4日，我开始在北大塞万提斯雕像前的草坪上举办每周三的民主沙龙。此后先后邀请了方励之，李淑娴，许良英，吴祖光，邵燕翔，美国大使洛德，大使夫人包柏漪等人作为嘉宾来演讲。民主沙龙造就了一大批各个高校，包括北大、清华、法大、人大的学生运动骨干。

【柴庆丰事件】1988年6月1日，美国大使洛德到北大民主沙龙演讲后，北大地球系研究生柴庆丰被打死。人民日报造谣说柴庆丰是参加了民主沙龙后，酗酒滋事被人打死。我曾经给柴庆丰所在班当过助教。他们班同学群情激愤，一再跟我说要游行。我让大家在校内集会。此后连续几天在三角地集会。

【渊鸣园沙龙】美国大使参加民主沙龙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俞雷将我父亲请到北京，一道做我工作，说“刘刚在北京，我们公安部门无法保障北京的安定团结”，要求我暂时离开北京，一切费用和损失由公安部承担，被我拒绝。但公安部门采取了各种手段使我及几位民主沙龙主要组织者，无法进入北大。包括政法大学的龚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陈杰，北京气象学院的徐培等人的照片都被列在黑名单上，我们只要一进北大，校卫队就会对着照片将我们认出，不得进入。

我随后便发起了渊鸣园沙龙，这是每周五晚在圆明园南门外广场的聚会，意在办成中国的海德公园。跟北大民主沙龙比较，还更能吸引其它高校学生参加。当时驻北京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林培瑞，及北大人大清华的学生及外国专家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公安部副部长俞雷找我父亲谈话后，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兼我们研究所副所长王国政也找我面谈，告诫我要小心，并让我去见院长。我问要开除我吗？他说还不至于。我没有去见院长，从此也没到那里去住。我随后找到陈子明，陈子明同意给我一份工作和一个宿舍。

1988年9月，我到中国科大上海交大等高校，试图发起类似的民主沙龙。找了一下同学交流，试办了几次，那里的学生不是很热心。但在六四时，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同我联系。这几个沙龙，为我后来成立高自联打下坚实的人脉基础。

【1989年4月19日】胡耀邦逝世后，北京各高校学生连续到天安门广场举行自发的悼念活动。我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我的目的是要挖掘发现新涌现出来的运动骨干和领袖苗子。19日晚上，我们先是在天安门聚会演讲，后来到新华门静坐演讲。当时有几千人。

【1989年4月19日，吾尔开希】那天我发现一个勇士，他高声演讲，组织静坐人群。后来我知道他叫吾尔开希，是北师大新生，新疆人。在新华门讲演时他嗓子都哑了。我就站出来演讲，让他稍事休息。开西一坐下，立即有几个政工或便衣围着他进行威胁说服。我一讲完，也立即有一个女人将我叫出人群。

我见那女人可疑，不想跟她走。她告诉我是我的朋友张伦在人群外等我。来到人群外，见到张伦和刘利华等人，他们劝我要小心，说有人在跟踪我。我当然知道，从88年5月开始，我就无法甩掉这些跟屁虫。他们告诉我陈子明想见我。我只是说这些天不太方便。

【4月19日，打倒共产党】等我再进入静坐中心，已经有警察开始驱散人群。我和开希一伙人开始向天安门撤退。警察排成几排，沿着长安街向东西两侧驱赶人群。我走到天安门附近时，跟开希互换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一条消息说：“居然有一个女学生喊出了打倒共产党”。

听说有这样一位女将，我就四处查访这位第一个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勇士，担心她会被捕，可惜一直没找到。后来我们认定这是人民日报在造谣，以此来制造恐怖气氛，恫吓大家不要参与反党活动。

【4月22日，追悼会】那时我在各个高校中还是很有影响的。民主沙龙、渊鸣园沙龙在各学校的骨干通常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让大家动员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我当天一直在各校学生队伍中来回联络。到天安门广场后，广场上有很多人演讲。令我忙不过来选拔人才。

【4月22日，下跪请愿】追悼会开始后，各校学生列队向大会堂方向高呼口号，有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队伍秩序井然。后来反复喊的口号是“李鹏，出来！”要跟李鹏对话。大会堂内迟迟没人理会。便有三位学生代表到大会堂递交请愿书，无人接待，三人便在大会堂台阶上长跪不起。

下跪请愿的三个学生是北大研究生郭海峰，张自勇，政法大学85级周勇军。见到三人下跪，让许多示威学生愤怒，时常有人高呼：“站起来，别跪下！”。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更是以头撞电喇叭，鲜血直流，不得不头缠白纱布，再加上他人高马大，格外引人注目。

【4月22日，忠义救国军】由于有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有许多市民被拦在学生队伍外面，让那些市民很不高兴。我见这些市民无人组织，便叫上几个学生纠察队，将一些市民组成队伍。我先是感谢市民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支持，同时号召大家组织起自己的队伍。立即得到大家响应。

大家提议应该有个番号，我就顺势说那我们就叫忠义救国军吧。大家一致赞同。我随即在市民中点将，让几位看起来有领袖模样的人来当头。一个喊口号最响亮的胖墩墩的30岁左右的汉子被我任命为军长，另一个人高马大戴眼镜的汉子被任命为副军长。

那新军长副军长竟谦虚了好长时间，不肯当，直到我同意给他们当政委，并保证跟他们同生共死，他们才走马上任。这个忠义救国军在靠近大会堂一侧，自成队伍，也组织了纠察队，很快也聚集了几百号人，口号格外响亮。

那个副军长尤其能喊能忽悠。后来副军长将我悄悄地拉出队伍，很神秘地问我，“你看我像什么人？”我看他戴眼镜“记者？”“警察？”他都摇头。我就不再猜了。他便很神秘地将工作证给我拿出来让我迅速看一眼，这才说明他是国安部的。

追悼会后，军长非要请我去他家里。他家住在大会堂西侧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他告诉我他父母都是新加坡华侨，现在这里就他一人。我告诉他副军长是国安，让他小心。他似乎并不在意，但对政治也并不是很感兴趣。我也就不再勉强他继续组织忠义救国军。我们后来将救国军的残兵旧将又组成了市民敢死队，北京农民自治会。还有一部分投靠了工人自治会。这是后话。

此后，我几次在天安门广场又见过副军长。跟他聊过几回。我问他主要是跟踪什么人。他说主要是跟踪有海外背景的人，特别是带枪的人。我一直没搞清他说的带枪的是指间谍还是真的带枪的。我还问他是如何被招募的。他说他们主要都是那个大院长大的，经过些培训。

【4月23日，高自联成立】到了23日，我在天安门广场观察了一个礼拜了。我感觉我已经有足够的勇士人马成立组织了。23日上午，我先到北师大找到吾尔开希，跟他说了我要成立组织的想法，开希积极支持。我们约定晚上7点到圆明园我的住处开会，并分头去联络各校学生。

自1988年8月后，我住在陈子明在双泉堡的社会经济研究所，开始时是在社会调查中心。调查中心的主任叫白桦。她后来不知何时知道了我的一些背景，有事没事就跟我找茬，说我太年轻，太冲动，还说军涛等几位所务委员对我工作不满，会影响这个团队的政治前途。

白桦跟我这样讲几次后，我找陈子明谈话，准备离开社会经济研究所，子明挽留我，让我到科研处。但从1989年初开始，我就基本上不在那个研究所住，而是住到圆明园南门外的一片平房。那里是归属国家教委的“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我在那里兼职，有住房。

“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的“高”是指“高教部”，“连”是指大连工学院。取这个名字是总经理老张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又是北钢兼职教授，专攻不锈钢耐磨材料。

我在23日分别找了一些北大，政法大学，人大，清华等校的学生。我主要是找那些新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并不想让民主沙龙和渊鸣园沙龙的人过早暴露。比如我找了龚自忠，三个下跪请愿学生周勇军、张自勇，追悼会时头缠绷带的浦志强，等等。这里有我十多年前写的回忆文章，在此不赘。 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链接）

我开始写这些旧日琐事，主要是看到吴仁华在推特上连续写出的六四日记，其中有一推是：【4月23日】下午，刘刚由政法大学研究生龚自忠带到我的宿舍，刘刚知道我在政法大学学运中的情况，我不认识他。他请我担任北高联主席，我说我是教师，身份不合适。

我感觉吴仁华记忆有误。尽管这样讲无关紧要。我原本以为吴仁华在六四期间就如同其他各校的年轻教师一样，猛然间热血沸腾了，就上新华门绝食了，也就是千百万六四亲历者的一个参加者。但看着他的回忆录，居然发现这是又一个隐藏了22年的天安门幕后黑手啊。我也就想将我当年的六四经历也尽可能写出来。不然的话，有些事情，讲来讲去，没有的也讲出有了，假的说成是真的了。

有些事被人重复讲了20多年，已经被讲得面目皆非了。就象那当年北大的民主沙龙，现在已经被人认为是王丹的专利，而那些真正的组织者骨干，诸如陈杰，张虎婴，吴蓓，刘佳田，徐培，张毅声，黄海新等等一向不被人所知，甚至没有人知道还有王丹之外的北大民主沙龙。

既然吴仁华非要说我在89年4月23日请他当主席，那我就将那天我们两人的对话如实写出来。我那天在法大，在龚自忠的宿舍，我已经找了很多青年教师研究生本科生来约谈。龚自忠等几位还不时地出去帮我找人来。后来，龚自忠带我去法大小平房，没找到人。出来时，在路上碰到吴仁华。我就顺便让吴推荐几位法大学生。吴仁华象教师爷一样对我大加教训，对我大泼冷水，说什么现在时机不到，中共党内及体制外都在观望，在运筹帷幄，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应该先看王军涛陈子明这些人如何做，而不能拔苗助长，不要给学生火上浇油。他将陈子明王军涛都吹得跟神人一样，就是让我也跟他一样在这些人面前言听计从，唯马是瞻。我才看出来，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跟陈子明有私交，甚至还在陈子明的研究所里兼职。我那时急于要去其他学校联络学生，就毫无耐心听他跟我分析形势，就简单地请吴能到会，帮助从法律上把关。吴仁华随即以不是学生来推脱。这是当时许多长胡子人的油滑做法。只想在旁观望，不想全身投入，以便为自己留退路。后来看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吴仁华这样的一些人就想挤入核心，但已经没有机会，只好到新华门打地铺参与学生绝食。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几次调侃吴，讽刺他没有抓住机遇。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是当教师当惯了，吧我也误当成他的学生了。


【4月24日，卧底王总】高自联成立了，一切顺利，我如释重负，感到这样的反对运动才会走得更远，更有可能成功。可是这也惹火了中共当局。高连公司的张总经理立即从大连赶来，并带来一位新任命的王副总经理。这个王副总从此便每天跟我上课，让我每天准时在公司上班。

王副总根本不懂业务，倒像是一个政委。我心里明白他是公安派来的卧底。

大概是25日，王总让我跟他一道去搞一次业务，但不告诉我具体是什么业务，被我拒绝。然后就有公司里的两位工程师和司机要我一道去北京郊县的钢厂去指导业务，那几个人还可靠，尤其那个女司机一向是仗义，我就答应一道去了。临开车时，王总也急急忙忙挤上车。面包车开出不久，我感觉情况不妙，就让司机停下车，说我有急事。司机一停靠路边，我下车就跑了。听到王副总在后面直喊要我回去。

自此，我便从这个高连耐磨公司消失了。他有时间跟我磨，我还没耐心跟他磨呢。让他自己耐磨去吧。此后，我就再没见过耐磨的张教授和王副总，倒是在广场上见过其他员工，他们告诉我，王副总也消失了。无论如何，我还是感谢高连耐磨，我毕竟是用了那里的会议厅成立了高自联，自此，我就将高连耐磨的会议室当成是同嘉兴南湖红船同等级别的革命圣地。

【梦游故地】我被抓进监狱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梦见我回到高连耐磨材料公司附近，可在梦里竟总是在北大东墙外的居民房里转啊转，就是找不到高自联的发源地革命圣地。我便发誓出监狱后，一定要重回故地。

1996年我终于甩开警察盯梢，逃到北京。一进北京，我就想还我的愿：瞻仰我的革命圣地。我离开北京七年，七年没坐过地铁。那就先坐地铁吧。记得89年我进监狱之前地铁票是两三毛钱一张，我估计到会涨价了，便拿出十元大团结，甩给售票员，说要买十张票，还说不用找了。结果售票员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问我，你从哪里来？看那样子是要报警。

登时吓得我发毛，我虽出狱不久，可脸上没刺字，身上也没穿囚服，她怎么就一眼认出我来，认出我是全国通缉犯啦？还是认出我是刚从监狱出来？莫非是我当年高自联成员？我壮着胆说，我是美国刚回来的博士。小姐顿时消除怀疑，跟我说10块钱买不了十张了。马勒隔壁，刚一进京，就险些掉脚掉链子。从此我就冒充海龟了，跟人说话，我就先用英文说句OK，时不时再夹几句英语，引着那些出租司机宾馆服务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就顺便跟他们招摇撞骗一番海龟经历，骗得他们对我百般殷勤，丧失革命警惕性。

坐地铁又坐出租来到清华西门处，竟然真的跟我梦里一样，再也找不到我的革命圣地了。马勒隔壁，这共产党竟然将我们的革命圣地都给拆迁了。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心愿：将来我有权了，一定将湖南韶山给强拆了，将嘉兴南湖红船沉到海底给甲鱼螃蟹作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