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后，符瑞作為主要的學生領袖之一，隨即就被中國當局通緝，又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在被關押期間，符瑞先后被轉了幾個監獄，其中就包括北京的秦城監獄，長春的鐵北監獄，沈陽的大北監獄。但他服刑時間最長的，是凌源第二勞改隊。
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后，曾經大肆興建勞改營，勞改營的地址通常會選擇那種荒山野嶺，氣候惡劣的地方，使得人們一聽說那地方，就會毛骨悚然。凌源的自然條件就是如此的惡劣，以至于共產黨決定在那里修建六個勞改營。凌源位于遼寧省境內，原本人煙稀少，自從修建了勞改營之后，那里就擴建成一個縣城，人稱勞改城，亦稱汽車城，只因勞改營主要是生產凌河牌大卡車。那里的大多數人的工作都與勞改營有關系。比如，農民的產品主要是賣給勞改營，鋼廠是為勞改營提供原材料，城里的其它工廠也多數是為勞改營提供汽車配件。監獄周圍的農民的最大喜事就是抓監獄逃犯，抓住一個逃犯所得的獎金，比一戶農民十年的收入還多。就連周圍縣城的工廠，也與勞改產品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昌圖縣的火柴廠就利用勞改隊的廉價勞動力，為它們手工制作火柴盒。一個勞改犯人每天勞動十個小時，只能制作一千個火柴盒。工廠從勞改隊買回一個火柴盒只付給一毫錢，也就是說，一個勞改犯人一天十小時的勞動只能掙一毛錢。火柴廠同時也將火柴盒批包給周圍平民制作，但付給平民的報酬是每個火柴盒兩厘錢，是勞改犯人同等勞動所得報酬的二十倍。
雖然中國的勞改營很多，勞改產品十分廉價，但因為勞改犯人從事的是被強制的零報酬勞動，勞改營就只能從事最低級的簡單勞動，不可能開發創造新產品新技術。可以想象，如果一個國家的許多人都是勞改犯人，這個國家或許能向世界傾銷象垃圾一樣的各種廉價產品，但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就一定能迅速發展，因為這種國家的當權者只是滿足于他們能獲得的蠅頭小利，而絕不願意改善奴工們的待遇。一個國家中的許多人處在被政府奴役的奴工狀態時，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躋身世界強國的。那時的中國，就是處在這種狀態。
在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后，凌源的各個勞改隊立即認識到這是它們擴大隊伍，爭取更多政府撥款的大好機會。于是，各個勞改隊紛紛向上級寫報告，要求將全國各地的暴犯們，都送到凌源勞改營。這里所說的暴犯，乍聽起來好象是指涉嫌暴力的犯人。中國政府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叫暴亂，從那時起，中國的勞改營就將政治犯一律稱為暴犯。凌源第二勞改支隊的刁小天支隊長，還特別通過拉關系走后門立軍令狀的方式，要求將凌源第二勞改營擴建成暴犯勞改營。最后，改名的報告雖然未被批准，刁小天卻為凌源第二勞改營爭得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這包括擴建監獄規模，使之成為能關押一萬政治犯的規模。這使得勞改營的警察都獲得巨大實惠，他們多數人都官階升級，工資升級，住房升級，就連他們多年找不到工作的子女們，都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獄卒警察。刁小天的兒子刁烈，就在那一年被任命為教導大隊的中隊長，享受大隊長待遇，直接管理來自全國各地的政治犯人。這是一般警察要奮斗十幾年才能實現的升遷，刁烈在一夜之間就象做夢一樣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最終還是決定將天安門政治犯分散關押，這樣可防止國際社會收集中國政治犯的名單，又可防止政治犯聚眾暴動。刁小天的要求關押全國政治犯的如意算盤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是，他還是將原籍是東北三省的天安門政治犯都爭到了凌源第二勞改隊。
剛到凌源勞改隊，刁烈就安排一些流氓強奸犯罪的刑事犯來管理符瑞等政治犯。刁烈指示那些刑事犯連續不斷地騷擾折磨符瑞等人，包括限制上廁所，克扣配給的食物。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刁烈強迫符瑞等人背誦有上萬字的罪犯改造行為規范，讓那些刑事犯隨時隨地考問政治犯，強令政治犯背誦規范中的某一條，一旦對答如流，他們會提高背誦的難度，比如說，倒著背誦。即便倒背如流，他們會進一步要求跳躍式地背誦，就是說背誦出奇數位置上的字，或偶數位置上的字。總而言之，沒有人能通過他們的考試。只要沒通過，就被強制體罰，甚至是無休止地拳打腳踢。
1991年4月29日，刁烈為了顯示他對符瑞等政治犯的成功改造，特意安排一次由政治犯參加的罪犯改造行為規范的考試。符瑞得知這消息后，秘密串聯堅決反洗腦反改造的政治犯進行罷考。在考試現場，凌源勞改隊安排了許多上級領導，來考場參觀指導。然而這些上級官員們看到的卻是符瑞等人怒目圓睜，橫眉冷對，拒絕在考卷上回答任何問題，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白卷。這讓刁烈張愛篤等人非常沒面子，他們隨即將符瑞等十一名罷考的政治犯都關進小號或嚴管隊。嚴管隊號稱是監獄中的監獄，被關在那里的人可以隨意被警察刑訊體罰。凌源勞改隊后來將這次集體罷考事件稱為四二九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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