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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冷万宝写的《石头下的种子——争取人权点滴录》。翔实地记录了我们在凌源第二劳改营的部分故事。
冷万宝的纪实，就有关我的部分，大多是真实的。但是，自从1991年11月15日我被关进严管队后，我同其他政治犯就很少见面了。冷万宝对于我的某些叙述，就多有猜测的因素了。
比如，下面的我用红色字体标注的那几段。
请参考我写过的文章：
反审花絮(2)：爆煸王银山 -- 为陈冲，也为丛珊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2_2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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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中 手 记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dongbeiyichong/60_1.shtml
此文献给在一九八九年为民主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朋友们！
此文也同时献给难友刘刚先生及中国民主党创建人王有才先生！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于长春家中
（三） 见面礼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我们坐着一辆大型的囚车从沈阳大北监狱驶向辽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山区的劳改营。车上坐着依然是被流放的十一名政治犯（不同的是何振春因下身瘫痪辽宁省司法部门拒收又送回吉林省。换上另一名由北京送到辽宁省服刑的政治犯孔险峰。孔险峰原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在六四期间被学生推选为敢死队队长，后遭逮捕被判刑三年）。
当天下午十五点左右，囚车到达了两边环山的流放地──辽宁省凌源县第二劳改营。
。。。。。
刘刚事先宣布不接受洗脑。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等人宣布自己无罪，因此，所谓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对无罪的人不适用。张铭、孔险峰等公开说：被改造的不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士，而应该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螳螂。安福兴、李静娥认为：洗脑是对人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司伟、李杰对刑事犯人置之不理。我们在刘刚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上写到：对没有犯罪的人灌输犯罪意识，那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对人意识的一种强奸。并郑重地告诉当局，我们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决不作别人的跑马场。声明交上之后，狱警和刑事犯人便把在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与没有签名的政治犯分开，以免被认为强硬的反革命或反改造分子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被分开之后，形成两个小组，并分别安排在楼下两间教室里继续进行洗脑。
（五） 一张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点钟，政治犯被带到考场，每人桌前发放一张考试卷。六点三十分左右，以凌源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为首的，率领至少有二十多名的警察队伍闯进考场。张爱笃在考场巡视一周之后，站在前面的讲台前，手插着腰，他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俩名警察。另外二十多名警察，有的在考场的过道上来回不停地走动，有的站在政治犯的身后。张爱笃站在讲台前用凶狠的目光直视刘刚，刘刚泰然自若地坐在考场的椅子上用蔑视的目光回敬张爱笃。
考场上，除了来回走动的警察的皮鞋声，几乎没有别的动静。现在是七点三十分，杨国平在考场报时：时间是足够用的。政治犯知道杨国平的用意。
八点整，答完卷子的，可以回监舍。我起身想回监舍，一名警察按住我的肩膀说：你不能走。
交完卷的人走了之后。考场剩下的是四月二十二日被流放到凌源第二劳改营的政治犯。我们这些政治犯为了拒绝强行洗脑采取了用罢考的方式进行了集体抗议，答了一张让个人、让社会、让历史满意的合格答卷。在中国当代史曾有人交过一张白卷，但那张白卷却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一片苍白，成为愚昧百姓的包装和工具，而答这张白卷的先生此时正在凌源劳改营里服刑。而今天的政治犯交的这张白卷不仅是向野蛮、专横、霸道的劳改营的管理制度的一次挑战，同时也为打破个人心理恐惧界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野蛮、专横的制度进行斗争，如果不首先打破心理恐惧这道防线，那么作为一个人将要永远生活在专制铁蹄的制度里。恐惧不是天生就存在人们心理之中的，而是和专制制度进行合作的产物。
参加五、二九这次集体罢考抗议的人士有刘刚、张铭、孔险峰、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李静娥、李杰、司伟等十一名政治犯。
（八） 抗暴自救
随着苏共八、一九政变的失败，监狱中管理政治犯的干部的表情，也像霜打的茄子有些蔫了，并在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被解除了矫正。虽然，我们几个人从监狱中的监狱里出来，回到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但对政治犯的高压政策依然没有减轻，依然不准政治犯之间说话，不准政治犯进行娱乐活动（即使允许的话，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劳动时间维持原先状态。不准看电视、没有报纸、家里寄来的书，以及随身入监带来的书，也被狱警扣留，即不说明理由，也不开清单，并把那些书堆在一个旮旯处，在一次下大雨，大水涌进堆书的地方，使很多书差不多变成纸浆。每天早晨六点到早上七点三十分坐小板凳继续遭受体罚之外，其余时间统统参加劳动。即使超长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压在政治犯身上的情况下，警察还是不断地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段时间里，政治犯普遍感到有一种恐惧、压抑的心理，并且觉得喘不过气来。
九月中旬，我母亲曲雅坤、李维母亲韩凤兰、梁立维母亲李春华一同来探监。我看见几位老太太的脸上呈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后来得知，在接见之前，杨国平、刁烈找家里人谈话恐吓家里人，不要问劳改营里有关情况，说那是机密，否则家里人走后，儿子有什么后果自负。），那次接见的时间很短（政治犯与刑事犯接见的时间不一样。政治犯接见时间是相当的短，而刑事犯接见时间可以是一整天，并且可以进监舍里长时间接见。但政治犯的家人是不允许的。），刁烈说他们有事，便强行把几位母亲赶走了。每当我母亲谈探监的感受时：总觉的蹲监坐狱的不光是儿子一个人，而且也有母亲。
当我接见回来后，把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刘刚、张铭等人，管事的刑事犯很快把此事告诉了杨国平。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劳动时，杨国平把我找去训话，说我违反伙吃伙喝的监狱规定。我说：你们安排的管事犯人白恩才曾经说过，家里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可以分给其他的人。（当时我对分给他人这句话，理解成给谁都一样呢，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白恩才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暗示、一个圈套。分给他人所指的并不是政治犯，而是管事的刑事犯人。再此之前，辽宁籍的政治犯在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几乎都分给刑事犯人，如果分给政治犯，显眼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我的话刚一说完，杨国平便加大嗓门说：在二支队，白恩才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你在一次开会时，不是说，管事的犯人是你们安排的，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吗。我说你这是狡辩，我说你违反了监规，就是违反了监规，你先给我写一个检讨再说。在教导队里刑事犯人可以相互要东西，互相在一起吃喝。白恩才和吕红军几乎是天天晚上用警察的电炉子炒菜，在警察的办公室里伙吃伙喝。刑事犯可以勒索政治犯的罐头、香烟等物品，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政治犯所做的事情，哪怕是难友之间的一点点人情往来，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违反天规地律，横加挑剔。
由于长时间的遭受迫害，政治犯体内的能量一天天被消耗，而又缺少补充能量的东西，政治犯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天也渐渐的冷了，干活的屋里虽说不是四面透风，但也是三面透风（干活的屋子是把一头，西边、北边、东边有多扇玻璃残缺的窗户，还有经常不关的屋门。）。我们这些后到劳改营的政治犯都穿着单衣服，寒风不断地从残破的玻璃窗口刮进来，很多人的手裂成一道道口子，像被刀割似的。尤其是靠近窗前干活的人，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干活的地方是刑事犯安排的，政治犯一旦被安排在什么地方干活，就像板上钉钉一样，一动不能动。谁要是提出靠窗前不能干活，就被视之为是反改造行为，轻者是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重者是四个刑事犯把提建议的人拽到四个刑事犯人中间，然后把中间的政治犯，你一拳、他一拳的，被四个刑事犯人来回不停地毒打，直到几个刑事犯人打得筋疲力尽为止。
五、二九罢考被镇压之后，形成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在政治犯的心理。一天刘刚说：这样下去，我们谁都难以活着出去，劳改营整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助他们整自己。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任何人没有权力对我们的嘴进行封锁。刘刚的话说完不长，刘刚就被人找去。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刘刚回来了，并带回一份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刘刚被找走，原来是去接见家人。刘刚家里人在探监时带进来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成了我们抗暴自救的导火索。（家属的帮助，对囚禁狱中的政治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十一份的某一天，刁烈在监号里给政治犯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时，刘刚站起来说：在一个顶多有猪权的国度里，践踏人权的警察讲人权，那是对人权的亵渎。刘刚又说：人权不是从专制的报纸里产生的，而是争取获得的，一个人不受奴役、一个人不遭受不公正的审判、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绝不是靠施舍恩赐得来的，而是靠抗争实现的。刘刚的一番话，使刁烈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目光有些发呆地望着刘刚一直没有说什么，只是报纸在他的手中发出轻轻的悉悉声响。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的那一天。在其他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刘刚穿好衣服，在屋里来回走动，等到教导队起床时，刘刚把矫正队的孔险峰找回教导队一中队（劳改营为了打击与刘刚关系密切的政治犯，把孔险峰一个人送到矫正队，以此教训孔险峰，并想借此打击与刘刚接触的政治犯。）。
刘刚回到教导队之后，政治犯已经起床，刘刚站在屋里的前面向大家宣布说：我决定今天绝食和罢工，要求与辽宁省劳改局的领导进行对话，以落实人权白皮书宣布的犯人应享有的权利政策，并要求解决下列四个问题：
①人权白皮书规定被判刑的人应留在当地服刑，为此，我们要求回原籍服刑；
②从我们到劳改营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体罚虐待，因此要求禁止体罚虐待；
③取消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监狱制度；
④要求撤换不尊重人权、不讲人道的、对政治犯长期实施暴行的杨国平等人，并要求禁止对这次合理的抗议行为进行报复。
如果大家同意我以上提出的四点要求，请与我采取同样的行动。
刘刚的话音未落，我和唐元隽、张铭、孔险峰等人先后响应刘刚倡导的抗议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司伟、迟寿柱、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十三名政治犯。
抗议行动刚一开始，就上来两名着装的警察，其中一名叫陈林（此人根本就不是警察，但穿着警服、干着警察的工作。在劳改营里有相当多的这样警察。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刘事儿。这类人多数是警察的子弟，这类不是警察的人，为了早日获得警籍，他们在劳改营里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此工作起来特别卖劲。在监狱里的犯人对这类警察，总是有如鼠见猫一样的感觉。）。两名警察不由分说把刘刚绑架走。眼看一场抗议行动出现危机，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刘刚挣脱警察的绑架，逃回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抗争的气势顿时大增。刘刚在政治犯之中不断地穿梭。提示政治犯预防抗议中出现的问题，并让政治犯做好应急准备。
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问抗议的政治犯是否有人跟他谈话，杨国平的用意，被刘刚当场揭穿：你不必煞费苦心，你们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抗议行动。我们要求与省劳改局领导对话，解决教导队存在的诸多践踏人权问题。
杨国平说：管理你们是我们的神圣的权力，就像丈夫可以任意强奸自己的妻子是丈夫的权力一样。所以说，你们服从我的管理是你们天经地义的义务。
杨国平话没有说完，张铭就给了杨国平一句：你无耻，中国那条法律允许丈夫可以强奸妻子，我郑重地告诉你，你任意强奸妻子，也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杨国平见同时瓦解政治犯抗议行动无法得逞、办不到。又采取另一种方式，向初次参加抗议的人施加压力，并问他们是否自愿的，被问的政治犯不是不理睬，就是说是自愿的。杨国平看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现在命令你们赶快停止反革命行动，这里，也是你们要人权、讲人权的地方。别说你们这些小小的反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不是说整死就整死。
刘刚告诉你杨国平：历史是公正的，并不是随着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你们可以胡作非为。为了结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将抗争到底，直到一个公正的、理性的、公民的社会建立起来。
在刘刚与杨国平进行针锋相对的时候，刘事儿走进监舍，这明显是劳改营想利用他来到教导队一中队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削弱抗争人士的斗志。刘事儿刚一坐下，二郎腿还没有放好的时候，刘刚走到刘事儿跟前，对大家说：我们来的当天，有人（指刘事）不是说要废了我们吗，刘刚说到这里往地上很很地啐了一口，呸！想废我们的人多了，也不是我们来的那天开始，今天我们不是照样地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吗。刘事儿没等刘刚的话说完，觉得自找没趣，往日那股丧心病狂的嚣张劲，在正义者面前荡然无存，悄悄地从刘刚的背后灰溜溜地走了。
此次的抗议行动，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在你面前出现的是多么凶狠残忍、霸道专横、吃人不眨眼的家伙，如果你软弱，那么你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侮辱、被强奸蹂躏，甚至被杀掉。然而如果你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置生死于度外地进行持续不懈地去努力抗争，那么你就会逐渐地形成一股自我保护的力量，你会获得你的尊严、你应有的基本权利。
当天下午，正赶上中央电视台（警察当天破天荒地把电视机打开一天，其目的，并不是让谁看，而是想通过电视的声音，一方面干扰刘刚的讲话，一方面也为了掩饰他们自己黔驴技穷的窘竟。）正好播放电影《王子复仇记》，当哈姆莱特说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道白时，刘刚说：生存还是毁灭，我们勿须考虑。为了自由，我们何惜此身，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留下一个完整的形象。又说：现在，也该是到了知识分子长出骨头的时候了。
（九） 再遭镇压
晚上八点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说：你们不是要对话吗？杨国平话音未落，教导队一中队的门就被踹开，随后，凌源县第二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领几十名着装的警察杀气腾腾地闯进监号里，坐在为他摆好的桌子前说：我来不是和你们对话的，我是来宣布二支队命令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布，以刘刚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在监狱里带头抗拒改造、哄监闹狱，为了稳定监内的良好秩序、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我宣布，把刘刚给我押下去。随后又把张铭、唐元隽和我本人押到小号里关押。在小号里又得知李维、孔险峰、司伟、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九人也被押进小号。迟寿柱因小号已押满民运人士，便把他押到了严管队与刘刚一起关押。梁立维在押送的过程中，由于梁立维拼命挣扎，恼羞成怒的警察，把梁立维很很地摔在马路上，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梁立维立即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抢救。刁烈为掩饰警察这一做法，说梁立维吓得心脏病复发，自己摔倒昏迷了过去。梁立维虽然没有被送往小号或严管队，但被送到了矫正队，仍没有免遭酷刑待遇。
在被关押进小号的当天夜里，警察再一次大规模地对政治犯大开杀诫。政治犯被刑事犯人扒光衣服，把赤身裸体的政治犯按在冰凉刺骨的水泥地上，然后警察用几根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一个人的身体。在东北十一月的中旬，已经是相当寒冷的季节。尤其小号那个地方，在夏天不穿棉衣都无法维持，何况已是冬天，小号里的温度跟冰窖没有什么区别。
① 劳改营发誓要把金刚石碾成碎末
刘刚再一次被关押进严管队，然而，这次的押进之后，直到在我出监前，也没有走出严管队。
当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对刘刚进行所谓的提审时，就对刘刚破口大骂：你觉得你有个臭名，谁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别忘了，这里是二支队。老子今天就收拾、收拾你这个有名的，如果二支队没有金刚钻 ，也就不揽你这个瓷器活。
刘刚打断王银山的话：可你们揽的不是瓷器，是金刚石。
王银山狠狠地对刘刚说：你真的觉得自己像金刚石一样硬吗？就算你是金刚石，今天我也要把你碾成碎末。不把你收拾的下跪求我，从今以后，我王银山这个科长不当了，回家抱孩子去。
在上次五、二九罢考抗议行动之后，狱政科在所谓的提审时，还装点门面，而这一次不找任何借口，开门见山就对政治犯实施暴行，在这次对刘刚施暴的过程中，刘刚全身几乎没有一快完整的地方，肩关节被扭打错位。王银山为兑现让刘刚跪下来求饶的诺言，竟厚颜无耻地让几名警察，把刘刚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踩在刘刚膝盖后面的回弯处，两个警察抠住刘刚肩膀的锁骨往起拽，这样就使刘刚形成了下跪势，又有一个警察把刘刚的头往下按。两个踩，两个拽，又有一个按，这就使刘刚形成了磕头求饶势。我就不信碾不碎你这快金刚石。王银山对自己创作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之后，就让刑事犯把刘刚拖回严管队。
刘刚在严管队里，除了持续不断地遭到毒打之外。每天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一群刑事犯在警察的指挥下，把刘刚强行按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进行体罚虐待。刘刚为抗议劳改营的暴行，从被关押到严管队之后，就进行了六天绝食，严管队队长李扬说：你有本事，你就绝，看绝坏谁。北京不是绝食吗，到头来怎么样。
在以后的严管中，刘刚经常不断地绝食抗议劳改营队虐待政治犯的做法。并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如五四、六四、七一、十一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高级官员访华时都要进行绝食纪念或抗议。另外又不断地向民主国家首脑写公开信，敦促他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政治犯，结束专制制度。由于刘刚在严管队里不断地抗争，由此受到更加残酷的虐待。刑事犯经常不断地把他按在水泥地上，进行毒打。由于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刘刚不堪忍受毒打，在九二年四月十一日的一天，跑回教导队一中队。但随即被两名巡警带着一群刑事犯人，把刘刚拖回严管队，其后果不难设想。从刘刚通过非正常渠道寄给妹妹刘明的信中，不难看出刘刚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
刘明：
近日的新闻中常报道家乡发生水灾的消息，家中一切都好吗？虽然我心中十分惦记，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这场许多风风雨雨，我们全家一定能在家乡人民的帮助下，战胜各种天灾人祸，平安度过这灾难的一年。更何况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洪水猛兽！
暑假即将过去了，我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其间来看我，但至今都未见任何消息。我重见光明的日子不远了，希望你能在这短短的十个月中，多多地来看我。
近日与我同住一个监舍的一个自称是不怕杀头的驴，一再扬言要不惜掉脑袋，也要致我于死地。以此达到他调往他处或再减刑的目的，而他本人就在两月前，因经常主动地向政府汇报情况而被破格减刑两年。况且我们中队在三个月前，刚刚发生了犯人王维佳将另一名犯人郝戈残暴地杀死，又自杀身亡的恶性事件。这种事在监狱中是不足为奇的，监狱中想自杀的人大有人在，而临死之前再捞几个垫背的，那就是大赚特赚了。那个自称为驴的家伙，以向政府提了十天的最后通牒，扬言在十天后，也就是在八月十六日以后，就随时准备动手。面对这样的驴之狼，我只能是束手就范了，他毕竟是上级领导特意安排与我作伴的，又受政府信任的人，我身无法逃避，又防不胜防的，因此我希望家人过来看我，以便在那家伙狗急跳墙之前，能见上家人一面。当然，我更希望政府能采取有效措施，停止这种游戏和防止不测事件发生。
刘刚
94 年 8 月 8 日于凌源劳改营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刘刚在那种环境中也难免产生一种身不由己的恐惧心理，尽管刘刚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但也难保持一点不被恐怖气氛所左右的心理状态。
【刘刚注：我在监狱期间，从来就不准给家里写信。我的这封信是写在了白布上，缝在棉衣里。后来在我妹妹（刘明）来接见时，设法传给了我妹妹。我妹妹随后将此信传给《北京之春》等海外杂志。信公开发表后，我信中提到的那几个警察，包括刁列、杨国平、李杨、刘四，等等，都跟我道歉。还说我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还通美帝”。吓得他们就不敢对我下狠手了。但冷万宝居然看不出我这封信的谋略，却误以为我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能恐惧凌源监狱的那些小警察哪。】
而这种心态，对于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来说可以说是普遍的，政治犯毕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所不同的是，政治犯敢于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去逃避。在监狱当我们直接面对警察向我们实施有形的暴行时，我们几乎是无所谓惧。但是，当我们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东西，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向我们侵袭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不免出现减弱，恐怖的阴影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这种现象，就是常人所说的精神折磨。因此说：对一个人采取肉体上的折磨，并不是最残忍的。而对一个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那可以说是最残忍的。
在九四年九月十六日这一天，劳改营又突击对刘刚进行了一次大搜查，把刘刚写的有关劳改营的人权报告以及写给西方民主国家首脑人的公开信等几万字的书面材料统统拿走，并扬言要给刘刚加刑。而且还一方面对刘刚实施更加严厉的全天候的管理，另一方面把刘刚的细粮、放风取消。至于以后刘刚的各方面状况如何，在我释放之前，就无法知晓了、、、、、、
九二年一月一日，被关押在小号里的全体政治犯又开始了集体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进行长期的迫害，并要求严惩实施酷刑的凶手，要求回原籍监狱。张铭在小号的铁门上，用卫生纸撕成条拼成一首思念家乡的短诗，被李扬知道后，把张铭从小号里拽出来，让刑事犯把张铭的衣服扒光，让张铭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小号外，然后，李扬亲自动手收拾张铭并骂张铭：敢在老子管辖的地方，借诗抒发反革命思想。我看你他妈的是活腻了，活腻了也不找个时间，敢在大过节里，跟老子找茬，耽误老子喝酒，真是胆大包天。你他妈的，给我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站着，等我回去，喝完酒再来收拾你。说完又冲着小号里的政治犯骂喊到：有种，你们就他妈的绝，你们能豁出去死，我们还豁不出去埋，。死一个，埋一个。死两个，埋一双。你们他妈的这些臭虫、烂虾、破蒜、小丑，死了，国家到干净。他们不是不吃吗，把那些吃的东西，都给我倒进猪圈里，养猪还能解馋。养你们白浪费粮食。我就不信，在这个地球上，少了你们这些害人精，地球他妈的，还不转了。说完把张铭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寒冷的小号外，扬长喝酒去了。在寒冷的小号外，张铭足足冻了三个小时之久。
残忍的、没有人性的镇压，并没有使政治犯屈服，反而使政治犯更加坚定信心，与之抗争下去。
在关押小号二个多月后的一天，狱政科另一名科长栾照荣（此人九二年五月份以后任教导队的大队长）对我说：我们承认你们多年在头脑中形成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造过来的，考虑到这一原因，我们决定解除你的小号禁闭。
在劳改营二支队被禁闭关押的人，在不认罪、不认错的情况下，而被解除小号关押，这还是尚属首例。尽管这次抗暴自救的过程中，政治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政治上终于给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营的狱政管理制度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里，说一不二的警察受到了人类尊严的挑战。并且也让警察感受到一切以自己意志（特别是专横霸道、野蛮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在这次抗暴自救过程中，所提出的四点要求，除了回原籍这一点之外，其他的三点要求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制度暂时结束；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可以看电视新闻、报纸了；杨国平不久也调出了教导队。
这一次的抗暴自救的行为，不仅打破了警察制造恐怖气氛的器焰嚣张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对待野蛮、专横、霸道哀求叩首，只能助长野蛮、专横、霸道的威风。要使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垮台或者有所收敛，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抗争、抗争、再抗争。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是被迫害者、被奴役者自我拯救、获得自由的最佳的选择。
（十） 迫害依然在延续
从“一一、一五”抗暴自救事件之后，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虐待不见了，但是对一些人的迫害依然是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刘刚在其他政治犯解除了小号或严管之后，唯独没有解除对他的严管，而是被单独地把刘刚关押在严管队，依然受刑事犯管理。
【此后，我同冷万宝在凌源第二劳改营就再无接触。下面冷万宝谈及我的事，大多都是道听途说，甚至是监狱警察有意制造的谣言。 】
九二年初的一天，王银山对刘刚向法院起诉其迫害政治犯一事，深感恼火。为此事，王银山在严管队的走廊处把刘刚毒打一顿，并同时威胁刘刚说：你告一次，我就收拾你一次。你以为法院是为你开的，不信你就告。刘刚在遭到警察任意毒打的同时，还经常遭到刑事犯人张悦、胡伟等人的毒打。
【冷万宝描述的这一段是警察们编造的故事。事实是，我将王银山给堵在厕所里暴打一顿。王银山因此住院，随后被调离劳改队。警察们当然不愿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的狱政科长被我灭了，而且还被扒了警服。这是警察的最大耻辱。警察们当然不愿让其他人知道真相了，于是就编出这种故事。】
刘刚为了不堪忍受对他实施的虐待，他于九二年四月十一日跑回教导队，但随后被一群刑事犯和警察拖了回去。从此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没有放风时间，伙食经常遭到克扣，来往的家信被中断，家属的探监被取消（只是九三年三月份，美国记者到凌源视察时，刘刚才得以见其弟刘勇一面。）
【这一段，冷万宝只是看到了表面，却不知内情。实际情况是我早就写好几封迷信，一直藏在身上，包括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公开信，以及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及罗马教皇的公开信。我无法将这些信传出监狱。那是，张铭和孔险峰即将出监，他们应该还有两个月就刑满释放。于是，我在凌晨五点时，在几名刑事犯人押送我上厕所时，推开几个刑事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监舍楼，又跑到教导大队的监舍楼。有四五个刑事犯在我身后紧追不舍。但我跑进张铭所在的监舍时，先是将牢房们关上，将我的信秘密地交给张铭。然后，我开始给监舍的政治犯们演讲。目的就是为了迷惑那几个刑事犯，不要让他们看出来我跟张铭见面的真实意图。正是这些信被传出来发表后，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就带领众多官员来到凌源劳改队探视我了。】
刘刚被拖走之后，唐元隽、张铭等人找杨国平等人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遭到拒绝。随后，唐元隽起草一份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有唐元隽、冷万宝、安福兴、张铭、李维、梁立维、孔险峰、李静娥、田小明、司伟、李杰、迟寿柱、郑全利等人。请愿书递交之后，劳改营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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