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万宝：凌源劳改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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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冷万宝写的《石头下的种子——争取人权点滴录》。翔实地记录了我们在凌源第二劳改营的部分故事。

冷万宝的纪实，就有关我的部分，大多是真实的。但是，自从1991年11月15日我被关进严管队后，我同其他政治犯就很少见面了。冷万宝对于我的某些叙述，就多有猜测的因素了。

比如，下面的我用红色字体标注的那几段。

请参考我写过的文章：

反审花絮(2)：爆煸王银山 -- 为陈冲，也为丛珊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2_2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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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中 手 记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dongbeiyichong/60_1.shtml


此文献给在一九八九年为民主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朋友们！
此文也同时献给难友刘刚先生及中国民主党创建人王有才先生！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于长春家中
（一） 流放
（二）
今天，我像平时一样被强迫坐在冰凉的铺板上，遭受周而复始的体罚时，监道里传来喊声：冷万宝，打行李。我知道喊这连我都要忘记的名字时，对我意味着将要离开囚禁我二十二个月零十天的不见天日的非人道的监牢里。牢房的铁门吱呀呀发出铁锈般的声音打开了。我试图抱着行李走出牢房。但我没有包动行李，由于长期的缺少任何有助于身体的活动的关押，我的身体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左腿肌肉明显畏缩，左腿不仅无力支撑着身体，而且成了身体的负担。好在喊我出去的警察，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的遭遇有些同情的原故吧，喊来一个留在看守所服刑的刑事犯来帮我拿行李。走出牢门，穿过一段幽暗的长长的监道，来到了看守所院内。

这一天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早晨七点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铁北看守所。
四月中旬的末尾，按季节来说是春天，但我却感觉不出来一点春天的气息。低沉的天空，充满了灰蒙蒙黄乎乎的色彩，冷风带着一股酸腐的气味夹着尘土在我的周围肆虐，并不断的侵袭我的身体。在冷飕飕的风中，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了。孱弱的身体在走到院内的过程中不断的踉跄，我知道我身体的能量差不多在人为的无情的岁月里被挥霍得精光，而能够补充身体能量的来源，又被一只带有血腥气味的野蛮的铁手给截断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挣扎着走出了虎口挪出了监牢。然而这以前的一切和我们以后所发生的遭遇来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被带到看守所院内，院内已停放两辆吉普车。在车的周围站着几名穿着囚服的人，另外还有几名着装的警察和几名穿便服的人。我被带到几名穿囚服的人跟前，其中有一个人认识我，他向我介绍：我叫李杰。一提名字，我就知道此人是谁了。李杰在一九九 0 年五月间因印发《民主之声》刊物遭到逮捕，并被判刑五年。李杰把我介绍给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之后，然后向我介绍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有俩个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是被当局通缉的第三号人物──学生领袖并被称为秦城铁血汉的刘刚。另一名是当局通缉的十九号人物──学生领袖张铭。另外三名是来自吉林市因结社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同盟》而遭判刑五年的安福兴、判刑三年的李静娥，和来自通化市的因反对政府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而判刑四年的司伟。

我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李杰告诉我：是从长监来的。我说：我以为，我是被送往长春监狱。既然你们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肯定是要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这时李维、唐元隽、梁立维背着何振春（一个下肢全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他在八九年由于参加学潮游行并喊了几句口号，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五年。）相继从牢里步履艰难地走了出来。在当时，我以为送到本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如白城地区的镇赉劳改营），并没有想到被流放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外省某个偏僻的山区劳改营。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说明本人对当局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世人皆知搞流放是不得人心的的事情，也是不人道的做法。当然，如果当局是得人心的、是人道的，北京就不会发生大屠杀，我们这些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人，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东北四月中旬的尾声，依然是寒气逼人。暴虐的风不停地从政治犯的身上掠过，似乎要掠夺这些人身上仅有的一点与当权者不相容的思想，然而可怜暴虐的风，那里会想到思想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不仅是掠夺不走的，而且也是消灭不掉的。那些一相情愿地认为思想是可以扼杀在萌芽之中的天才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掘坟墓罢了。

此时的天，仍是昏沉沉的，没有明净的感觉。冷风不停地刮，不时地掠过人们苍白的面庞 , 不时地把政治犯单薄的衣角掠起。当我们这些政治犯都被集中到一起的时间不长的时候，便把我们十一名政治犯塞进狭窄的吉普车里，顷刻间我们成了沙丁鱼。在上车的过程中，每俩名政治犯被扣上一副手扣，我们刚刚上车，车门就啪的一声被关上了，并被上了锁，车厢内两边有两个不大的带有铁条的窗眼，算是通气口。

车开始启动，然后缓慢地驶向看守所的大黑漆铁门，铁门慢慢地打开。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我一眼望到了李维的母亲韩凤兰伫立在冷风之中，向车望来，望着被风吹得零乱的李维的母亲。我的心理顿时涌出凄楚而又苦涩的感觉，作为六十多岁的母亲，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老人，本应享受平静、安稳、愉快的生活，然而这简简单单的要求，由于当局的专横霸道，不仅化为泡影，反而却别无选择地过着为李维四处奔波，而又苦苦期盼的生活。囚车开出了看守所大门，李维的母亲依然站在冷飕飕的风中。

囚车一开出看守所的大门，便拉响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我们都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牵引下，在公路上疯狂奔驰。

在囚车飞驶的时候，坐在囚车内的政治犯，由于长期关押在空间非常有限的牢房里，并且身体又长时期的得不到活动的原因，很多人的身体都经不起囚车的颠簸，出现了晕车的现象。尤其从北京送到吉林省长春市监狱、又从长春市监狱送到别的监狱去的张铭，已经不是停留在晕车的程度上，而是在不断地呕吐，呕吐得脸色苍白，周身无力。张铭在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是北京高自联主要成员之一，八九年六四之后遭到逮捕、在九一年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三年，他高高的个头，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嘴总是微微地张开，像是不甘忍受沉默而给人一种随时要呐喊的感觉。张铭，用这个漱漱口。刘刚把从长监带来的一瓶饮料地给张铭。在外省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北京有王丹、吾尔开希、柴铃等一些知名的学生领袖。对于刘刚的名字，除了在通缉令上知道以外，我对刘刚的了解的情况，了解的很少，但从通缉令的排名来看，刘刚在这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举足轻重的，否则当局不会以颠覆政权罪对刘刚大动肝火，显然刘刚的存在，已经让当局感到头疼。

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笼罩下，在公路上狂奔。路两旁的白杨树也许是在沉重的底矮的天空的重压下，大多数的白杨树长的矮矮的歪歪扭扭的，只有很少挺拔高耸的白杨树伫立在寒风中。哟，是唐元隽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一抬头，头就碰到囚车的棚上：我还没有站起来，就把头撞了。我说：要想站起来，先把车棚拆了。与其说是拆车棚，还不如拆天棚，刘刚把话接过来：治标不治本，人的脑袋躲过车棚，却躲不过天棚。

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囚车驶进了辽宁省沈阳市大北监狱。在我们刚刚下车之后，一名警察指着梁立维身上背着的何振春问：他怎么回事？梁立维说：他下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妈了个 X ，瘫痪不在家里好好的呆着，还他妈的闹事。把他扔在地上，让他自己爬着走。梁立维没有理睬那个破口大骂的警察。我他妈的，跟你说话，你没有听见。警察说到这里，上来踹了梁立维一脚。

下车之后，我们一行十一名政治犯去所谓的身体检查，每一个人边透视带询问都不超过一分钟，身体就检查完毕。然后被带到一个二层楼中的走廊里，由几名刑事犯点名，点到谁，谁就跟刑事犯人走。在被送到监号之后，全身和行李遭到号内的刑事犯人的搜身和检查。 搜身和检查结束后，把我的牙膏、肥皂、手纸、餐具等一些日用品被他们集中起来，说是充公。随后我便在大铺上开始坐板。坐板这种体罚，看样子在中国的监狱里是必修课。

（三） 见面礼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我们坐着一辆大型的囚车从沈阳大北监狱驶向辽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山区的劳改营。车上坐着依然是被流放的十一名政治犯（不同的是何振春因下身瘫痪辽宁省司法部门拒收又送回吉林省。换上另一名由北京送到辽宁省服刑的政治犯孔险峰。孔险峰原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在六四期间被学生推选为敢死队队长，后遭逮捕被判刑三年）。

当天下午十五点左右，囚车到达了两边环山的流放地──辽宁省凌源县第二劳改营。

囚车在劳改营的院内刚刚停住，一群杀气腾腾的警察和刑事犯人就蜂涌倒车前，不停地喊叫：动作快一些，下车下车。一字给我排开，快、、、、、、谁让你站着？警察指着穿着囚服的刘刚等人说：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见？脚随着说出的话踢出，怎么不懂中国话语？不叫你们站着，就不知道蹲着。还他妈的念大书的，连中国话都听不懂，狗屁不如。这个嘴一刻都没有停下的警察，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李扬，蹲下。又踢了政治犯几脚。我们没有蹲下，对这种自以为让别人蹲在他们的脚下，就觉得比别人高出一等的做法，深感厌恶。追求平等，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原则。我们的做法也许可能大大的伤了警察一贯认为囚徒在他们的眼里狗都不如的自尊心，于是他们暴跳如雷，对政治犯大开杀戒。李维被一个叫刘事儿（此人没有警籍，但穿警察服装，在劳改营里常常以惹是生非、凶狠残忍为能事，因此犯人私下称他为事。）伸手拽住李维衣领，似乎没有用多大的劲，就把瘦小的李维拎了起来，很很地摔在地上：小兔崽子，没有半今八两重，就想颠覆我们的红色江山。摔不死你，算你便宜。摔死你，算是为国家除害。（国家这个概念，按着人民主权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和依据的，然而在中国却常常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国家常常是作为迫害公民为目的而存在的。而这种打着国家旗号来行迫害为目的的现象，在劳改营里发生在政治犯身手就更成为家常便饭。）刘事儿摔够李维之后，又伙同其他警察对其他政治犯一边不停地施暴、一边恶狠狠说：我要不把你们一个个收拾废了，就对不起共产党培养我几十年的恩情。在警察不停地施暴过程中，被流放的政治犯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见面礼，不是遭到电棍的电击，就是遭到电炮（用拳头打人的下巴）或者挨脚踹。施暴的结果造成李维身手多处疼肿，刘刚的脖子被电棍烧焦的痕迹，在一个星期之后还依然清晰可见。其他人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也是随处可见。警察的这种做法，在当天晚上劳改营的支队长张爱笃在给政治犯开会时，称之为是送给政治犯的一个小小的见面礼。

对政治犯一阵下马威之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就被塞进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监号里，原来的监号里已经有二十多人（近一半是刑事犯人──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
晚上六点，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一大批警察来到监号里召开会议（实际上就是训话），支队长张爱笃讲了这里劳改营的特色：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监狱，我们曾经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历史反革命、战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反革命分子，以及四人帮的爪牙至今没有出狱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改造了我省那些监狱里认为改造不好并送到这里的反改造尖子、牢头狱霸。总之，凡是来到我凌源二支队的犯人，没有不改造成新人的，我相信并且也有决心，能把你们这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改造好，使你们重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不会用力气把你们争取到这里服刑。只要你们服服贴贴的听话，你们就会顺利度过改造的日子。否则，你们就会体验出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受。我想没有什么人放着不遭罪的日子不过，去自己找苦头吃。今天，我听说你们来的时候，就开始抗拒管理，要不是干部们及时地对你们帮助一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你们就有可能犯下滔天的罪行。在我这里，决不允许新的犯罪行为出现。否则的话，我们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监狱是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对你们进行改造，可以说是神圣的使命。今天，你们来了，坐了一天车，可能有些累了，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你们来到了二支队就得照二支队的章程去做。

支队长张爱笃的软硬兼施的伎俩，对我们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的作用。我们依然准备在当天晚上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实施的暴行，然而我们的计划流于破产，其原因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开饭。（也许他们认为得知我们要绝食的消息，因此才故意不给我们开饭。也许他们这样认为，你们不是绝吗，不给你们吃的，看你们绝谁的食。）

（四） 强行洗脑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知道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是怎么回事。但是有几人知道洗脑是怎么回事吗？尤其是强行对人进行洗脑又是怎么回事吗？

从《人类行为大全》一书，我们知道了强行洗脑的定义：在施加压力（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的条件下，实行的一套强化的宣传技术。在下面部分里我向人们描述对劳改营对政治犯进行洗脑时，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目的。

① 洗脑主谋
当政治犯在恶劣的环境里关押近达二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身体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被流放之后，不仅不给政治犯恢复身体的时间，反而又进一步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迫害，尤其是变本加厉地对政治犯在精神方面的摧残，对政治犯强行灌输专制思想和犯罪意识──也就是用杨国平（凌源县第二劳改营为关押政治犯而新成立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此人三十七、八岁，在部队当过兵，中共党员，自称自己是有野心的人。）在给政治犯开洗脑会时的话来说：是对你们（政治犯）进行洗脑，也就是洗去你们头脑中的反革命思想，重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你们的头脑，你们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吗？那好，我让你们人手一套新版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每天让你们背诵一段，背不上来，杨国平说道这里用鼻子哼一声，他的哼外之意，不用说也是昭然若揭，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迫害政治犯的事件，也证明了杨国平的哼声所包含的内容（这些是后话），关于《毛泽东选集》之事，我在你们来之前，就已经在新华书店发行部门预定了几十套，我想很快就会到来。至于书钱，你们有家的赶快写信要钱。没有钱的，对不起，每月不是发有买日用品的三快钱吗。总之，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脑袋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对国家危害的一天。话又说回来，那东西在你们脑袋里存在一天，对我们赫赫有名的劳改二支队也是抹黑。昨天支队长的讲话，你们也不会忘记吧？为了二支队的荣誉，我想你们也知道怎样去做，你们不自认为是聪明人吗？是精英吗？今天说好听的，是动员接受改造思想的大会，难听的的也就是命令。我现在把丑话说在前头，谁要和我过意不去，杨国平又用鼻子哼了一声，有关背诵学习《罪犯改造规范》强化认罪意识及日常事务方面的安排，由管理你们的犯人（刑事犯）会告诉你们的，说道这里我强调一下，这些管理你们的犯人是政府安排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安排，你们必须服从。不服从管事犯人的安排，就是不服从我杨国平的安排，也就是不服从政府的安排，说白了就是抗拒改造。我想你们到了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二支队的特色，也别忘了你们的小名（也就是犯人）。以后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我本人也有一个特点，大概你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不妨透露一点。别看我今天和颜悦色地你们讲话，要是和我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是翻脸是不认人的，都知道孙悟空厉害，说到这里，杨国平伸出一只手心向上张开的手，但孙悟空何时逃出如来佛的手心。说完把手心向下一翻。

② 洗脑帮凶──刑事犯管理制度
杨国平对政治犯召开的洗脑大会一结束，一群刑事犯人按着杨国平的指导，在刁烈的指挥下，雷厉风行地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紧锣密鼓地洗脑行动。

在描述政治犯怎样被洗脑之前，首先介绍一下，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组成人员的情况。

劳改营教导大队大队长杨国平在监狱的授意下，在整个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过程中起着具体的总设计师的作用；

原凌源第二劳改营支队长的儿子刁烈是教导大队一中队队长，在整个洗脑过程中起着执行主席的作用；
刑事犯人在对政治犯洗脑过程中起着车轱辘、打手、特务等帮凶作用，其主要成员有：

吕红军──统管教导大队一中队、二中队（矫正队）全部管事犯人，也就是管事犯人的头领。吕红军原辽宁省某单位保卫科干部，因非法拘禁他人、强奸妇女罪等四项罪名被判刑十六年。他每当谈判刑的结果是，都洋洋得意地说：那些罪名要也就是落在他人的头上，换上另外一个人早就被毙十个来回了。在劳改营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别说犯人不敢若他，就连一般的警察也不在吕红军的眼里，在劳改营里他打警察不算是新鲜事，结果挨打的警察倒霉（九二年初吕红军对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小队长司二庆大打出手，事后，吕红军像没事一样，司二庆反而调出教导大队。）。一般的警察在他的眼里尚且如此，政治犯在他的眼里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我在劳改营三年半的时间里，吕红军就多次毒打过政治犯，如：唐元隽、肖斌、李杰、司伟、李树深、王贵生、徐佰泉、迟寿柱等人，有的被打过多次。对政治犯的侮辱、谩骂更不在话下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尽管吕红军在劳改营里劣迹累累，但他每年都是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外加学习雷锋标兵，在三年半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在管理政治犯方面有功，获得劳改营嘉奖并减刑五年，此人的绰号叫小炒（吵），此绰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他本人不吃劳改饭自己炒菜作饭吃，另一种是与人经常的吵架。此人是杨国平在组建教导大队时亲自要到自己身边的。
白恩才，辽宁省抚顺市原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的一个厨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借工作之便强奸下乡女知识青数十人被判死缓。此人也是杨国平亲自从别的大队调到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并任命为纪律委员会主任负责管理政治犯一切具体事情的安排。此人来教导队之前，在别的大队伙同几名刑事犯人逼死一名犯人，但此事不了了之。刑事犯人背后称他为白坏水

刘国军辽宁省人因强奸杀人碎尸被判死缓，从法律的角度，他的犯罪行为，应该处死。但抓他的时候，刘正在为另一罪名服刑，也许是那件大案案发时间已有多年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他的绰号叫小特务，据辽宁籍的政治犯介绍，此人专爱向政府打小报告，造摇生非。在我们被流放去之前，因刘打小报告说徐佰泉整天喊要杀死李鹏，徐佰泉为此遭到刁烈的暴行，胳膊被打脱臼。李德军因徐被打之事说句不平的话，被打小报告后，刁烈的父亲刁小天（当时是没有退休的支队长）亲自率领一群警察对李德军实施暴行。尽管刘的报告假的成分远远超过真的成分，但对政府来说，宁可错罚几十个被打小报告的人，也不错放一个被打小报告的人。政府心理明白，小报告里的内容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收拾人的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至于错误，用刁烈的话说：为党工作，就不怕犯个人错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则支配警察管理犯人的心理，监狱里的风气，可想而知了，这也许是中国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因吧。

曲爱国辽宁省沈阳市人，因是流氓集团的头子被判刑十五年，此人的绰号叫黑手。此人肥硕高大，如谁要是在他的眼里看不顺，瞧对方不注意时，照心口就是一拳，政治犯王贵生、徐佰泉等人不止一次地领教此人的绝技。

孙权，辽宁省盘锦市人，因暴力强奸自己的小姨子被判刑十五年，此人经常在教导队扬言：我是杀猪的，怕过谁。而且在他睡觉的褥子下放着一把菜刀（菜刀直到孙权调出矫正队之后，才搜上去），此人的绰号叫黑无赖。
王老头（名字不详），辽宁省人，六十多岁，因强奸幼女被判刑十二年，绰号老色鬼。在监号里他常常与其他刑事犯肆无忌惮的大声谈论他过去的艳史，此人还常常对政治犯赵军路搞下流动作。
以上就是组成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一班人马成员。至于其他的成员由于走马灯似的调来调去的原因，名字几乎都记不清了。由这些杀人、抢劫、强奸、流氓等组成的管理政治犯的成员，政治犯的处境可想而知了。为了让世人进一步的了解监狱的警察伙同刑事犯是怎样挖空心思，管理政治犯的细节，以及政治犯所遭受的种种惨不忍睹的虐待。在此，我把在流放地的所见所闻尽自己的努力把他描述出来、展示出来。让有良知的世人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去做自己的评判。

早晨没等外面的起床的铃声响的时候，在监舍里站岗放哨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就把政治犯喊醒起床（这里稍作解释，在其他大队的监舍里，即不设岗也不放哨，而是把岗哨设在走廊里，唯教导大队与其他大队不同，在监舍里安排刑事犯人值宿并设岗放哨）。而这些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政治犯出去解手，绝不允许俩个人在同一时间去解手。有一次，政治犯王贵生拉肚子，一天晚上去数次，一次正要去厕所，正赶上另一名政治犯去厕所，在这种情况下，硬是不允许出去上厕所，等到另外一个人回来时，王贵生已是便在床上，刑事犯规定政治犯不允许在夜里离开床上在地上停留。刑事犯在管理政治犯的时候，还要完成一项很绝的任务，就是把政治犯在夜里说的梦话记录下来，有一个名叫刘允伸政治犯，原来是英语教师。梦话说的是英语，也被记录反映上去，说刘允伸用英语说刑事犯听不懂的反动宣传，听不懂能说出刘的话是反动宣传的话，真是咄咄怪事、无奇不有。为此，这个教师，第二天还真的被警察审了一顿，教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很难想起夜里说的是什么梦话。说不出来，这好办，去坐小板凳好好想一想。以上是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在夜间所做的正大光明的事情。另外再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们在夜间所作的鬼鬼祟祟的事情，就是趁监舍的政治犯睡着之后，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开始偷政治犯的东西：衬衣、毛衣、毛裤、线衣、线裤、袜子、罐头、方便面、香皂、暖瓶等物品，偷的东西有的明目张胆地自己用，有的拿偷的东西和别的监舍里的刑事犯人进行交换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教导队里，谁如果敢报丢失东西，轻的说你诬陷，给二支队抹黑（此着跟中国政府一样，如果你说他侵犯人权，他就说你是在搞反华活动，两者相比异曲同工。），重者遭受体罚。有一名叫李德军的政治犯，新袜子刚穿一天，第二天早晨就不见了，找白恩才说了此事。白恩才说李德军是在制造坏影响，让他坐小板凳反省，并警告李说：如果再有下一次，上一次的节目让你重演。（指李德军因徐佰泉遭毒打说句不平的话，而引来的电身之祸之事。）每当刑事犯人对夜里站岗放哨所带的好处，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夜里创作的杰作表示欣赏时，总是得意地说：在政治犯队里改造，用日用品想发愁，都没有办法发愁。

让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还是看一看被喊醒后的政治犯在做什么。刑事犯人每天把政治犯提前喊醒起床后，就让政治犯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唐元隽叠的被子常常被杀猪出身的孙权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这里没棱，就是那里没角。然后把唐元隽的被子不是给抖了开，就是把唐元隽叠好的被子掀开扔在地上。对唐元隽的肆意挑衅，不用说，是上面唆使的，认为唐元隽的刑期最长（八九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判唐元隽二十年徒刑，创当时被判刑人员的最高记录。）、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制服、压住他，其他的政治犯就好对付了。唐元隽先是和孙权理论，孙权说：你以为自己的刑期长，就什么也不怕了。告诉你，我是杀猪的，还没有怕过谁。唐元隽觉得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就去找刁烈去说，刁烈不但没有制止孙权的行为，反而指责唐元隽：还是你有毛病，你把被子叠好不就没事了。事情很明显，并不是唐元隽的被子没叠好，而找唐元隽的麻烦，而是出于别有用心找唐元隽的麻烦，才无理地认为唐元隽的被子有问题。

除唐元隽之外，其他不少政治犯每天早晨反反复复地叠被子，等到叠好被子再去打饭时，饭桶早已经没有了，当我们质问管理我们的刑事犯人：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饭？刑事犯人说：这事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能怪我们，谁让你们磨磨噌噌的，这是给你们的教训。刑事犯人的话刚说完，外面的起床铃声才开始响起来。此事反映到刁烈时，刁烈面带愠色地说；谁让你们不遵守作息时间了。

教导大队一中队吃饭的时间一过。白恩才就开始制造紧张气氛，不是说今天什么上级来这里视察检查，就是什么狱政科要来抽查政治犯被洗脑的进度等。可以说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白恩才宣布完指示，其他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便威逼政治犯赶快行动。不是让政治犯清理监舍的卫生，就是训练政治犯如何熟练迎接所谓的上级领导的仪式。稍有怠慢，轻者说你对管事犯人不理需（也就是不重视）或者说你是拒绝改造，重者拳脚相加。在白恩才一次宣布上级领导要来视察，让政治犯赶紧收拾卫生（监内的卫生由刑事犯人全部分配给政治犯承担，甚至是他自己的床铺以及桌子等的卫生也分配给政治犯清理。）然后由刑事犯人先检查一下是否合格。刑事犯人检查工作之认真劲可以堪称世界之最，上吉尼斯大全都绰绰有余，如牙膏的小盖盖周围是否有牙膏，床的四腿是钢管做的，曲爱国、孙权两人把床抬起来，让另一名刑事犯人去抠钢管床腿里是否有灰尘，结果就不想而知了，刑事犯人的企图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当曲爱国、孙权把焦致军的床抬起来检查是否有灰尘，结果是很清楚的，曲爱国二话不说照焦致军心口就是一拳。焦致军山东人，六十多岁，被认定犯有领导、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大连中级法院判刑十年。刑事犯人打骨瘦如柴而又上了年纪的人，无非是想证明一下，要死的人，都敢这样对待，其他的人那就更不在话下，同时也无非想说明一下，在教导队里别说有怨言，找你别扭，就是像焦致军这样没有怨言的人，其结果又怎么样。刑事犯人通过毒打焦致军是在向政治犯传递一个信号：政治犯不过是一群任意宰割的羔羊。

早晨六点三十分到晚上八点三十分，政治犯被刑事犯人命令坐在水泥地上放着的小板凳上，这段时间美名其曰称之为学习。实际上，也就是每天的体罚和洗脑。每天洗脑的内容就是灌输政治犯有犯罪意识，背诵由司法部制定的、由司法部部长蔡诚签发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共五十六条，其中多数条款是凌源第二劳改营提供的，实际上司法部制定的规范也基本上是以所谓的凌源第二劳改营的特色经验作为制定监规的蓝本，这一点以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录象就可以证明。

洗脑洗到什么程度为标准呢？用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杨国平的话来说：那就是你们在睡着了、在梦里都在不停地背规范，达到那种程度，你们才算达到标准的 40% ，剩下的 60% ，我不说你们也会明白的。

在洗脑的以后时间里，刑事犯人常用车轱辘战术，想以使政治犯达到滚瓜烂熟地背诵《规范》的程度。车轱辘战术的具体内容就是让数名刑事犯人考一名政治犯，没有时间限制，直到被考的政治犯能把《规范》被熟为止，刑事犯人把这种方法叫软处理。如果软处理不行，就来硬处理。也有时两套结合着使用，也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政治犯王贵生就是这种方法处理的对象。王贵生山东人，在监外常年过着乞丐的生活，不仅谈不上有文化，而且根本就不识字，只是在八九年看不惯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把掉在地上的一张传单检起来张贴在墙上，而遭逮捕并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三年。在洗脑的过程中，王贵生由于不识字，车轱辘战术也就是软处理方法对他收效甚微，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孙权、曲爱国等刑事犯人把王贵生拽到前面摔到在地上，随即一阵狂踢乱踹，也不管踢什么地方，踹什么部位。孙权觉得踢踹不过瘾，抄起板凳接连不断地对王贵生砸下去。王贵生在一次上厕所之机，趁刑事犯人不注意，跑到楼下，把此事向狱政科领导汇报，结果不仅没有把王贵生挨打之事当回事，反而指责王贵生下楼违反《规范》，当既遭到狱政科和直属队犯人的殴打，然后由直属队犯人把王贵生拖回教导队。教导队的刑事犯人为了报复王贵生出去汇报，给王贵生开了一个小灶，让王贵生在半夜十二点之前不准睡觉，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像用这种软处理或软硬兼施方法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不过是在遭受虐待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政治犯是遭到硬处理方式的虐待。

刘刚事先宣布不接受洗脑。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等人宣布自己无罪，因此，所谓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对无罪的人不适用。张铭、孔险峰等公开说：被改造的不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士，而应该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螳螂。安福兴、李静娥认为：洗脑是对人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司伟、李杰对刑事犯人置之不理。我们在刘刚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上写到：对没有犯罪的人灌输犯罪意识，那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对人意识的一种强奸。并郑重地告诉当局，我们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决不作别人的跑马场。声明交上之后，狱警和刑事犯人便把在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与没有签名的政治犯分开，以免被认为强硬的反革命或反改造分子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被分开之后，形成两个小组，并分别安排在楼下两间教室里继续进行洗脑。

一组是在没有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他们分别是：

辽宁省大连市的某厂工人肖斌，因亲眼看到北京流血事件，并把流血事件用语言表现出来，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判刑十年；

辽宁省丹东市某厂工人田晓明，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寄信表明自己观点，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七年；

辽宁省本溪市某校教师李德军，因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三年；

辽宁省辽阳市某校英语教师刘允伸，因在八九年六四期间，把收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四年；

辽宁省抚顺市某厂工人阎兴安，因醉酒时指着兜里的酒瓶对一名警察说：赶快下令，让北京停止开枪，否则把兜里的东西弄响。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四年；
辽宁省铁岭市农民徐佰泉给沈阳军区某司令员写信，要求沈阳军区阻止北京镇压学生运动，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八年。此人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时间遭到残酷的虐待，精神上已经出现问题。九二年之前，徐佰泉至少两次被砸上铁镣、带上手拷被关押在严管队里，常常被打的卷缩在铺板下。在我一次被严管时，刑事犯人胡伟提起这件事时说：你们就不能学学徐佰泉，让他站着不敢坐着，让他趴在地上，不感仰面躺在地上。从胡伟的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徐佰泉遭受虐待的过程。徐佰泉曾经是个装甲兵，身体非常健壮，然而由于徐佰泉不断地遭到迫害，他的精神几乎是崩溃了，徐佰泉常常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深更半夜在惊叫中醒来，然后面对着墙伫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常常躲在厕所里的一个角落处，脸部朝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徐佰泉略有些清醒时，为了减轻自己一点点的痛苦，竟然用烟头灼烫自己的手腕的方式。尽管徐佰泉的状况已经这样，但狱警和刑事犯人还是不断地对他打骂。
辽宁省锦西市某厂工人李树深，在六四期间出差坐车时，看见车厢里有不少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并劝学生返回北京继续斗争，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四年；

辽宁省丹东市的小流浪汉赵军路，因八九年在阜新市鼓动学生游行示威，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判刑时赵军路不到二十岁并很快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营，在他到教导队之后，刑事犯常常欺他年龄小，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刑事犯人张武和把他骗到僻静处玩弄了他。赵军路把此事汇报给大队领导，但大队领导只是把张武和从教导大队调到别的大队当管事犯人，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的发生对赵军路的精神上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导致心脏病严重，而此病，每当受到刺激时，便不知不觉地昏迷过去，如在五、二九罢考事件后，由于劳改营当着政治犯的面前，对参加罢考的人士进行施暴时，赵军路的心理无法承受那种场面所带来的压力而昏迷过去。又如九四年三月份，王伟对他搞下流动作，他向教导大队领导汇报，领导反而指责他：王伟怎么没有向别人搞下流动作呢，还是你那里有毛病。赵军路当时气得心脏病复发昏死过去。

辽宁省沈阳市的待业青年魏寿忠在八九年六四期间阻拦沈阳军车前往北京镇压学生运动，被以刑事罪名判刑十三年；

山东省某地农民郑全利、焦致军在八九年因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党被认定反革命集团罪，被分别判刑十五年、十年。尽管按集团的性质，俩个人根本就构不成集团罪，集团罪至少应有三个人以上才能构成集团罪，可见中国的司法部门，已经到了何种荒唐地步。焦致军送到劳改营时，虽然六十多岁，但身体还算硬朗。据同他一起来的人说焦致军在建筑施工暴乱楼（辽宁省的政治犯在来之前，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楼房还没有施工。原打算建暴乱楼，准备关押大批东北三省以及北京等地判刑的二千多名的政治犯。但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两幢五层高的楼房虽然建了起来，但关押预计的人数流产了。北京以政治的罪名判刑的人没有原计划的人多，并由此放弃了把原籍的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而东北在判刑的过程中也压减了人数，后打算只关押东北判刑的政治犯，但黑龙江后来得知凌源劳改营残酷地虐待吉林籍的政治犯，也许是良心的发现，也许是怕承担历史的责任，而没有把黑龙江的政治犯送到这里任人宰割。所谓的暴乱楼在最后也只用了一幢楼房中一层楼的一半监舍，关押吉林籍的和辽宁省判刑的政治犯。由于政治犯在劳改营里，无论是警察还是刑事犯人都被称之为暴乱分子。因此，为暴乱分子盖的楼房，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暴乱楼。）的时候，天天挥动铁镐打地基，身体却不觉得怎样。然而，在我们到了凌源劳改营的时候，焦致军已是骨瘦如柴，没有多长时间就卧床不起，据医生透露他患的是胃癌，已经是到了晚期，拖了很长的时间，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保外回家。现在情况不明，但我想是凶多吉少。

吉林省吉林市某厂工人迟寿柱，在八九年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在大街上进行演讲，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

以上这些政治犯组成一组在一间教室里继续被洗脑。

在刘刚起草的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组成一组，被刑事犯安排在楼下一间潮湿并带有一股呛人气味的已是仓库的原教室里，准备对我们继续进行洗脑。洗脑时间，每天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八点三十分（中间两次吃饭时间除外）。每天下来。政治犯都腰酸腿疼、脖子硬邦邦的。经过二十天左右的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八点三十分强行洗脑之后。五月十六日教导队开始让政治犯进行笔试，以此来检验政治犯是否答到 40% 的洗脑标准（也就是滚瓜烂熟的程度）。在这次考试当中除张铭一人一字未答外，其他流放的政治犯基本上都通过了这次考试（在这次考试之前，有人建议罢考，刘刚说：这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在考试之后，再继续对我们进行强行洗脑，那性质就变了。）。由于张铭拒答这次考试，而遭到体罚并一直延续到五月二十九日再次罢考被关押到小号里而遭到更残忍虐待的时候。

这次考试之后，并没有停止继续对我们这些政治犯进行洗脑的行为，并想借对张铭的体罚虐待，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杨国平多次警告我们说：上次的考试对你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的考试还在后头了。以后，对你们不是三天一小考，就是五天一大考。我们说：考试已经通过，在对我们进行这样的考试，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政府所说的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更是有意刁难我们。杨国平厉声说道：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讲话的地方，在这里我说向东走，你们就不能向西走。从这以后，杨国平、刁烈等人伙同刑事犯人开始每天到政治犯洗脑的地方来，对我们开始轮番轰炸，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目的。五月二十九日下午，杨国平又开始给政治犯开会：今天晚上考试，也是进一步检验你们是否达到滚瓜烂熟的标准。今天的会，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几个个别人，我奉劝你们要放下臭架子（指政治犯不认罪），不要再把拒绝改造的思想放在脑海里。我杨国平不怕你们几个人嘀嘀咕咕的，在二支队的过去，也曾经有人嘀咕过，结果怎样，嘀咕出反革命集团来。脑袋搬家了，也不嘀咕了。实话告诉你们，在这里搞反革命活动，那就是自己找死，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你们不妨向老犯人打听一下，这点自由我还是给的，还是那句话，没事什么都好办。有事，我杨国平是翻脸不认人的，他说到这里，把伸出的手心向上的手朝下一翻：今天，我也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剩下的时间，你们可以继续学习《规范》。

（五） 一张让历史满意的答卷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点钟，政治犯被带到考场，每人桌前发放一张考试卷。六点三十分左右，以凌源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为首的，率领至少有二十多名的警察队伍闯进考场。张爱笃在考场巡视一周之后，站在前面的讲台前，手插着腰，他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俩名警察。另外二十多名警察，有的在考场的过道上来回不停地走动，有的站在政治犯的身后。张爱笃站在讲台前用凶狠的目光直视刘刚，刘刚泰然自若地坐在考场的椅子上用蔑视的目光回敬张爱笃。

考场上，除了来回走动的警察的皮鞋声，几乎没有别的动静。现在是七点三十分，杨国平在考场报时：时间是足够用的。政治犯知道杨国平的用意。

八点整，答完卷子的，可以回监舍。我起身想回监舍，一名警察按住我的肩膀说：你不能走。

交完卷的人走了之后。考场剩下的是四月二十二日被流放到凌源第二劳改营的政治犯。我们这些政治犯为了拒绝强行洗脑采取了用罢考的方式进行了集体抗议，答了一张让个人、让社会、让历史满意的合格答卷。在中国当代史曾有人交过一张白卷，但那张白卷却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一片苍白，成为愚昧百姓的包装和工具，而答这张白卷的先生此时正在凌源劳改营里服刑。而今天的政治犯交的这张白卷不仅是向野蛮、专横、霸道的劳改营的管理制度的一次挑战，同时也为打破个人心理恐惧界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野蛮、专横的制度进行斗争，如果不首先打破心理恐惧这道防线，那么作为一个人将要永远生活在专制铁蹄的制度里。恐惧不是天生就存在人们心理之中的，而是和专制制度进行合作的产物。

参加五、二九这次集体罢考抗议的人士有刘刚、张铭、孔险峰、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李静娥、李杰、司伟等十一名政治犯。

（六） 镇压
① 拳打、脚踹、电棍、铁镣
等到其他答卷的政治犯一走。张爱笃走到了刘刚面前，俩名警察也跟了过来，其中一名警察对刘刚进行搜身，把刘刚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并把一张纸条递给张爱笃。张爱笃看了一眼纸条说：心脏病诊断书，也帮不了你逃脱抗拒改造的惩罚。张爱笃话音未落，那俩名警察对刘刚就大打出手，随着对刘刚毒打的开始，其他罢考的政治犯张铭等人也相继遭到警察的殴打。站在我身后的那个警察伸手拽住我的衣领：你给我站起来。然后在我的脸上、胸部、心口处用拳头很很地打来，没有几拳就把我捶倒在椅子上，每当我站起来之后，随后又被捶倒，反反复复多次站起、捶倒。杨国平走过来对我说：你答不答？不答。这可是你说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押出去。在我被打的过程中，刘刚、张铭、唐元隽已经被押走，杨国平的话刚说完，上来俩名直属队刑事犯人把我的胳膊往后用劲一扭，把我押到大门口外，把我往地上一按，随即皮鞋就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脖颈处。我脸朝下被踩的紧紧地贴在地上，地上尽是碎石、玻璃渣儿之类的东西，脸不是被擦伤，就是被划伤。我的衣服不知被谁掀起来，随即就感觉后背火烧火燎的，大约被折磨摧残二十分之后，我被砸上一副带有铁锈的重三十多斤的大铁镣子，然后被押到小号。
当天被砸上脚镣子押到小号的还有唐元隽、张铭、安福兴等四位民运人士。

② 严管队
当天，另外俩名民运人士刘刚、孔险峰被砸上脚镣，押到了严管队。
严管队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有反改造行为而被押到这里受虐待的犯人而设立的。该队也称直属队，由劳改营信任的犯人负责管理。每当被押到这里的人，一般首先是由直属队犯人对押到这里的人进行开荤（也就是由刑事犯动手毒打被押到严管队里的人。），打的程度，惨不忍睹。刘刚、孔险峰被押到严管队之后，也毫无例外地遭到刑事犯更加凶狠地毒打，然后警察再加入摧残政治犯的行列之中，在这时，刑事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刘刚、孔险峰的衣服扒光，把俩人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几名警察的皮鞋踩在刘刚、孔险峰的脖子上、肋条部位上，然后用几根上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刘刚、孔险峰，一电就是后半夜（当天晚上押到严管队是八点三十分左右）。以后俩人除了在严管队遭受拷打之外，就是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吃完饭后，就坐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遭受体罚，一直坐到晚上九点睡觉时间（中间有两次只允许蹲在地上吃饭时间，再就是定时上厕所的时间。）。

③ 小号
小号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构成犯罪并准备加刑的犯人而设立的，其面积长二米、宽不到一米（其中含便池面积），里面不仅阴暗、潮湿、阴冷，而又狭窄，故起名称之为小号。
罢考的当天，我被押进小号。在进小号之前，衣服被全部扒光，光脚站在水泥地上。然后由刑事犯把裤衩、线裤里的松紧带全部抽去，把裤腰带拿走。再把扒下来的衣服一件件仔仔细细地搜查，在搜查的过程中，把搜查衣服的速度放慢到最低的程度。站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上的赤身裸体的政治犯冷的直打哆嗦。小号那地方特别怪，天气虽然到了五月末，但那个地方还是特别的冷，冷的在小号里不穿棉衣都受不了，那里终年不见阳光，而且自来水管的凉水不停地流淌。由于这阴冷的原故，导致唐元隽发烧并加重了肺结核病，安福兴也由于被强迫裸露身体长时间受凉发起了高烧。然而俩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元隽、安福兴也没有免去遭受酷刑的虐待，只是俩人连续发高烧，再不断遭受暴行之后，出现了几次昏迷，而且在唐元隽的两根肋条被踹折后，俩人才被送进了医院，但在医院里俩人没有退烧的情况下，便送回教导队一中队，继续遭受体罚和虐待。当天，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同样遭到扒光衣服，按在水泥地上，皮鞋踹、几根上万伏电棍电，有时刑事犯人拖着砸在脚脖上的铁镣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来回不停地拖拽。
鉴于劳改营对我们实施暴行之故。我在第二、三天采取了绝食，以此抗议法西斯的暴行。第三天提审我时，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审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抗议政府对我们实施暴行。王银山避开这个话题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不答卷的想法？我说：在发卷的时候。不对，你说谎，王银山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们这次行动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一次反革命行动。我说：既然认为我说的真话，被视为是假话。那好，从现在起，我拒绝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的话刚一说出口，王银山顿时暴跳如雷，窜到我面前，左右开弓打了我几个大耳光：你给我说。我用眼睛愤怒地盯着王银山，一言不发。另一名警察刘国东拿起电棍，就往我的脸上、脖子周围上电，我们科长让你说话，你敢不开口，我让你不开口。刘国东说到这里，竟然把电棍塞进我的嘴里。几个人对我反复折磨之后，让我在所谓的口供上签字。我说：除非，你们把毒打我逼供的事情写在上面，否则的话，我绝不签字。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说我们打你，那好，我们今天就好好地打打你，否则的话，你以后走出二支队的时候，会印象不深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谁对二支队印象不深的人呢。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不愧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培养灌输出来的人，说话是算数的，并且是说到做到，王银山、刘国东等几名警察手持电棍、拳头、皮鞋对我一起上来、、、、、、
④ 暗无天日
那些罢考没有被关押到严管队或小号里的政治犯的情况，也同样是暗无天日、惨不忍睹。杨国平、刁烈伙同刑事犯人孙权、曲爱国、吕奉刚、王连生等一群刑事犯人，把身体瘦小的李维扒光衣服，几根电棍一起往身上电击。梁立维手脚被捆上，不仅按在地上来回不停地拖拽，并且用他的皮带不停地抽打赤身裸体的梁立维，直到把皮带打断，幸亏不是新皮带（此皮带现在保留在梁立维手中）。梁立维为此抗议暴行，并进行绝食两天。李静娥被刑事犯人庞宪文、王连生、吕奉刚等人按在地上，几根电棍不停地电击。司伟、李杰也同样没有逃脱酷刑。在对这些政治犯实施酷刑时，是当着其他政治犯的面前进行的。并且强迫他们进行观看。赵军路由于受不了刺激，心脏病爆发昏死过去。以上的政治犯一连被折磨几天之后，便开始从早晨六点到夜里十点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直坐到超时间超体力强度的劳动的时候。
⑤ 克扣囚食 禁止放风
在中国有关的法律极其政策有明文规定被禁闭的人的伙食标准和其他犯人是一样的，并且在禁闭期间，每天允许上下午各有一小时放风时间，而且规定小号关押不允许超过半个月。

我和张铭在被关押进小号之后，不仅偶尔给犯人改善生活的细粮不见了，而且粗粮到了我俩的碗里也被克扣的所剩无几。早晨，每人大半碗能数出米粒的细粥，一小快没有洗过的咸菜。中午，每人一块绝对不到三两重的玉米面饼子，而且几乎不是当天做的，有时都有霉味，但想吃饱这样的玉米面饼子，在小号里也是一个大奢望。晚上也差不多如此，所不同的是，每人多半碗菜汤，说清水也不过份。端午节那一天，据说给我俩改善了一次，尽管那是据说，但我和张铭每人得到一勺带油花的菜汤。后来有个刑事犯告诉我，原来菜汤里有两小快肉，但不过到了我们碗里之前，被曲爱国挑出去吃了。
小号里潮湿阴冷，在水泥地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在劳改营里不允许铺厚褥子，说铺厚褥子影响监容。），我俩各睡在上面。几天下来，薄褥子都能捏出水来。我们曾指着小号值班室墙上挂着的小号禁闭规定说：那上面写有允许禁闭的人，每天上下午放风各一次。而我们每一次的提出都遭到一次毒打。
在小号里，我和张铭每天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钟（吃饭时间都不例外），都被强迫盘腿坐在水泥地板上，有时伸腿活动一下，如被警察或刑事犯看见就用劲踹小号的铁门，就差不多吓一跳，我们坐的时候，头是冲里边的墙。在小号里，我和张铭一直关押到远远超出政府规定关押小号的期限。
⑤ 狱中狱
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关押了近一个月后，被解除禁闭。然而这种不过是转换成另一种迫害形式而已。被解除严管的刘刚和小号禁闭的我和张铭，并没有回到政治犯集中的地方──教导大队一中队，而是进了教导大队二中队──矫正队。矫正队的特点正如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的头领（管事犯人的头）王连生，在给我们开改造会时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监狱中的监狱。言为之意，谁一旦进到矫正队这个地方来，谁的身体就像被捆住一样，可以让人任意践踏。
先介绍一下矫正队的人员的概况：在矫正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安排的所谓的管事的犯人，这一些管事的犯人多数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管事犯人的头领王连生是一名被判死缓的杀人犯；庞宪文在沈阳七十年代被称谓杀手，因团伙多次作案和杀人，被判死缓；吕奉刚因抢劫银行被判死缓；叶百灵抢劫被判十五年；赵建抢劫被判十五年，以上这些刑事犯组成负责管理被矫正的人的日常事务。另一种人是劳改营认为有反改造行为的犯人，如在监内无恶不做而又有逃跑行为的刑事犯人王伟、李明（两人后来都留在矫正队里管理其他被矫正的人，在监狱里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对无法管理的刑事犯人，往往给予非常优惠的政策，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那些蛮横无理的刑事犯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利用刑事犯的恶性为管理监狱起到服务的作用，这可能是共产党的以暴力对暴力的理论，在这里活学活用的结果吧。但这种以恶治恶的监狱管理方式，真的会有长治久安的效果吗？稍有一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人在某种被压制情况下，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的，这种心理状态一旦释放，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狱中出现的杀人等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私自向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喊冤的刘荣威（后成了精神病），以及总要寻死的王长江等刑事犯人。再就是被劳改营认为有反革命行为的我和刘刚、张铭、李静娥、司伟、李杰等政治犯（后三人在我们解除小号或严管之前被送到矫正队进行矫正的）。后面这种人到矫正队来，全由刑事犯人负责矫正和其他的日常事务。

在矫正队里被矫正的人，每天的程序是这样的：每天早晨五点三十分起床、吃饭、收拾卫生，六点开始坐小板凳遭受体罚和继续对被矫正的人进行洗脑，一直到夜里十点（中间吃饭时，依然是坐在原地方吃饭，中间解手时间是上下午各一次）。一天坐下来，不仅是腰酸腿痛，而且又不断的受到刁难。一次刘刚出去解手，正赶上张铭被谁找去训话，在回来去厕所时，俩人正好碰上。看押刘刚解手的犯人，向王连生报告说：刘刚与张铭在厕所里密谋什么。当时王连生没有什么反应，到了后半夜时，让政治犯起床，不让穿外衣，坐到小板凳上，然后给刘刚、张铭每人一张纸，让俩人写出白天在厕所里密谋的事情，并开始夜审刘刚、张铭，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就让刘刚、张铭站在水泥地上，让我们几名政治犯坐在小板凳上，然后王连生叮嘱管事的刑事犯人看着我们，不要让我们动一动，自己就到在床上去睡觉了。我们几名政治犯站着或坐着一直到早晨五点三十分，也就是到了矫正队起床的时间了。

张铭有一次要去解手，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不知去向，张铭在左等右等管事的刑事犯人没有回来的情况下，张铭便独自一人去解手。回来时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叶百灵回来，看见张铭没有跟他打着呼就出去了，顿时火冒三丈，上去就对张铭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之后，就让张铭弯腰大头朝下撅着，长达三个多小时。
一次矫正队让政治犯捐款，当时司伟没在监号。等到晚上，王连生带着矫正队中队长李银龙气势汹汹地闯进矫正队，直奔司伟跟前，劈头就问：为什么不自愿捐款？司伟说：不知道捐款之事，司伟话还没有说完，王连生上去就照司伟的下巴两拳，别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李中队长对司伟厉声说道：把手放下，站好。司伟把手从嘴边放下，嘴角的血还没有被手擦尽。不是说自愿捐款吗？刘刚从旁边说道，李银龙瞪了刘刚一眼说：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监狱中的监狱，在监狱里，只有命令，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自愿。念书真不知道念到什么地方去了。说道这里又转头冲着司伟：捐多少？别人捐多少，我就捐多少。你现在能和他们一样吗，你必须多捐一份，以此证明你有改正错误的决心。

每天夜里十点钟睡觉，即便是睡觉时间到了，你也别想安宁，刑事犯人不是把电视声音开的很大（但电视不允许政治犯看，我们睡觉的脸必须冲着看不见电视机的方向。按规定电视每天十点一律关闭，但这个规定对政府信任的刑事犯人无效。），就是几名管事的刑事犯人坐在一起穷侃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几乎每天短侃到后半夜二、三点钟，长侃到起床时间。

在矫正队里的政治犯要受到双重的改造，不像刑事犯人直接受政府人员管理，而政治犯除受政府的改造之外，更多地要受刑事犯的改造。这也许是中国监狱管理政治犯的一大特色吧。

对于我们五、二九那次罢考，杨国平始终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一次杨国平在给我们六名政治犯开会时说：你们不是罢考吗，那么，我就让你们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别人考试六十分算是及格，但是你们几个必须最少达到九十八分才能算合格，每个人至少合格十次，才能结束矫正回到一中队。杨国平讲完话之后，刑事犯人就按着他的指示，三、两天让政治犯口答一次，三、五天发一张考卷，让政治犯笔答一次。在七月一日过后的一天，晚上六点钟，突然把我们六个人集中在一间屋里，说要考试。卷子发下来一共十道题，九道是灌输犯罪意识方面的题，另一道题是有关江泽民在七、一讲话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见他的鬼，鬼才知道江泽民在七、一讲什么鸟话。很明显这是政府又在寻找借口，对我们进行迫害。考试十道题，每题十分，而要求我们达到九十八分才算合格，就算我们把九道灌输犯罪意识的题一字不错地答上，每人才能得九十分。另外一道题，我们几个人是闻所未闻，在凌源劳改营里，政治犯不仅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就是官方的报纸，我们也看不见。在我们即不了解外界的信息，也不知道江泽民在七、一讲什么鸟话的情况下。你不答，他说你是抗拒改造，你答不知道题的内容，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政府就趁此上纲上线。出题的本意，很明显，可见无论是你答，还是不答，都是错的。既然是错的，那好、、、、、、，刘刚在考试卷上答道：如果想要迫害政治犯，不必用这些雕虫小技，直接了当的来。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几个人的考试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当晚我们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杨国平、李银龙等人的电棍电击，并且又罚我们坐了一宿冷板凳。事后不久，刘刚的父亲来探监，刘刚向父亲讲述此事。刘刚的父亲谴责杨国平的行为。杨国平不以为言地拍着刘刚父亲的肩膀说：老刘，你也是当警察的，监狱里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古今中外的监狱，你听说过不打人的监狱吗？话又说回来，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了挽救你的儿子吗。老刘，你该和监狱进行合作。刘刚的父亲告诉杨国平，电棍是不允许滥用的。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大笑起来，然后说：老刘，你说电棍不用来电人，那么我们国家生产它干吗？干吗花外汇进口呢？刘刚的父亲说：那还发你枪呢，你怎么不用？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后，露一脸严肃的样子：老刘，我怀疑你是不是中国警察，谁说发枪不用，镇监时，少枪行吗？罪犯逃跑时，少枪行吗？从杨国平的讲话里，不难看出支配狱政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苏共发生的八、一九政变，给由东欧发生巨变恐慌的中共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一点在监狱也反映了出来。从来不让政治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新闻内容的劳改营，在苏共发生的八、一九政变的当天一反常态，大发慈悲地给召集起来的政治犯一遍遍听苏共发布的《告苏联同胞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听过几遍之后，坐在政治犯前面桌子旁的杨国平，脸色阴沉，就像谁欠他似的，那摸样就跟电影里卷土重来的土匪表情差不多。杨国平抬起手，然后把手又放下，一个刑事犯人把录音机关掉了。你们听清楚了吧？杨国平停顿了一下，然后慢声慢语地说：东欧变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使那里的人民重新又回到了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又开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到这里，低下头显出一副痛苦状，猛地抬起头，厉声说道：不是有人希望苏联也发生变化，以此推动中国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的进程吗，说到这里杨国平又停了一下，便大声喊到：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们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一个强大的苏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想颠覆就能颠覆吗？苏联的红军是干什么的，吃醋的吗？今天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苏共面前，你们的脑袋不是撞得头破血流吗，我就不信，你们的脑袋比子弹硬。该收场了，也该到了我们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时候了，你们不是总想和我过意不去吗？那好，我成全你们。说完把手一挥，几名刑事犯人把我们几个被矫正的政治犯拽到前面，按在水泥地上，扒光衣服，杨国平手持两根上万伏的电棍，刁烈、李银龙等几名警察也是各持电棍，开始对我和刘刚、张铭、等政治犯进行疯狂的电击起来，皮肤被电棍烧焦时发出的令人难闻的气味充斥在整个监号里，久久才散去。劳改营制造的恐怖气氛，再一次笼罩在政治犯的头顶上，使更多的政治犯见着我们几个人退避三舍，仿佛是灾星似的，似乎随时随地给他们带来灾难。一次唐元隽在走廊里给了我一盒罐头，这事马上反映到政府那里，为此，唐元隽又遭到一顿暴行。

（七） 超强度的劳动
在矫正队除遭受体罚酷刑之外，又开始强迫政治犯参加超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在我们还在严管队或小号关押时，在教导队里的政治犯就开始了没白天、没夜晚的繁忙劳动。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除了早上六点到早上七点三十分遭受体罚外，其余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之外，全部用在劳动上。政治犯每个人收工的时间不等，最晚的，有常常到夜里十一点多钟，像六十多岁的焦致军和他的搭档（糊火柴盒两个人一组，一个人刷浆子，一个人组合。）韩炳林（沈阳市某银行职员，因九 0 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往各处寄发要求为六四平反的信，遭到逮捕，并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刑三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糊到夜里十点钟以上。其他的政治犯每天糊到晚上九、十点钟，算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要是遇到大队或中队开会，政治犯算是倒霉透了（因为开会所耽误的时间，并不扣除劳动时间，而是延长干活时间。），政府虽然规定政治犯的劳动时间是十个小时，但由于规定糊火柴盒的数量，就是糊的速度最快的人，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而且糊火柴盒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的上长，八百、一千、一千五、二千五、、、、、、，无论是在三伏天里，还是在寒冷的冬天里，二、三十人在夏热冬冷的屋子里，一坐一糊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刑事犯干活超过八小时之后，还有时给一顿加班饭呢，而政治犯的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刑事犯每天的劳动时间。每天不过就是窝头、白菜汤、萝卜汤来度命，别说吃这点东西，一坐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就是坐几个小时也是相当折磨人的。肖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手掌就跟一个蒲扇似的，小小的火柴盒，在他的手里根本用不上劲，他本来是一个急性的人，在加上他以前的痔疮，由于整天坐在凳子上，干活没有多长时间，病不仅复发，而且更加严重了，并且不断地便血，便池里几乎是血流成河。他曾经把便血之事跟杨国平反映，杨国平说肖斌造谣，并嘲讽肖斌说：在北京造谣血流成河，到现在恶性不改，又跑到劳改营来造谣，并警告肖斌说：你知道这样做，属于什么性质吗？说轻了是逃避改造，严重一点说，你是反革命行为，在天安门造谣判你十年，在监狱里造谣，轻的是加刑，重的是镇监的。肖斌听完杨国平的话火了：镇监，也比这活人受死罪强。肖斌你说什么，还反了你呢，去，给我坐小板凳去。有病不仅不重视、不解决，反而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在八九年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并被判刑最重的唐元隽，他的身体由于在看守所长期非法关押之中染上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在即缺少有效的治疗，又缺少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再加上五、二九罢考时肋骨被踹折等一些原因，他的身体现在是遭透了，经常不断地发烧、咳血。在这多病缠身的状况下，唐元隽依然没有逃脱中共当局对他的进一步迫害，每天劳动都差不多在十三、四个小时。李维、梁立维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在劳动时，彼此之间不准讲话，不许喝水，不许抽烟等一系列的不允许。长时间的劳动造成很多人的睡眠出现问题。据司伟、韩炳林等人讲：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做梦，并且梦到的总是不停地糊火柴盒，做这样的梦，早晨起来，总是有精疲力尽的感觉。肖斌在半夜里常常重复一句梦话：终于又糊完一个。从肖斌的这句话里，不难想象他做的是什么梦。

矫正队的情况，在矫正队被强迫参加劳动的政治犯，没有休息日，管事的刑事犯人分给政治犯糊火柴盒的材料，不是原先一捆捆整齐放好的材料。而分到政治犯手中的材料都是相当凌乱的，等到政治犯把手中的几千个条子（糊火柴盒用的材料）整理好，不仅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也破坏人的情绪。一次，李静娥发了一句牢藻：分给刑事犯的材料是整整齐齐的，分给政治犯的材料，为什么是乱七八糟的，找别扭怎么着。李静娥的话刚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刑事犯一拳，知道是找别扭还敢吱声，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揍在脸上，是不是心里发痒啊。实话实说，条子是故意弄乱的，就是找别扭，有不服气的，尽管吱声，来一个，我们陪一个，来两个陪一双，看谁能陪得起谁。司伟有一次痔疮疼的厉害，正赶上杨国平到劳动现场，司伟对其说要看病，杨国平瞪着司伟说：四十多岁的人，一点规律都不懂，你在家里隔着锅台上炕，找你们管事的去说。说完扬长而去。司伟转过身来对管事犯人说看病，管事的刑事犯人说：你不是找政府吗？还跟我们说什么，将就点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瘌。屁眼烂掉了，也没有拳头大，死不了，不算病，话又说回来，死人在这里也不算是件新鲜事。

（八） 抗暴自救
随着苏共八、一九政变的失败，监狱中管理政治犯的干部的表情，也像霜打的茄子有些蔫了，并在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被解除了矫正。虽然，我们几个人从监狱中的监狱里出来，回到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但对政治犯的高压政策依然没有减轻，依然不准政治犯之间说话，不准政治犯进行娱乐活动（即使允许的话，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劳动时间维持原先状态。不准看电视、没有报纸、家里寄来的书，以及随身入监带来的书，也被狱警扣留，即不说明理由，也不开清单，并把那些书堆在一个旮旯处，在一次下大雨，大水涌进堆书的地方，使很多书差不多变成纸浆。每天早晨六点到早上七点三十分坐小板凳继续遭受体罚之外，其余时间统统参加劳动。即使超长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压在政治犯身上的情况下，警察还是不断地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段时间里，政治犯普遍感到有一种恐惧、压抑的心理，并且觉得喘不过气来。

九月中旬，我母亲曲雅坤、李维母亲韩凤兰、梁立维母亲李春华一同来探监。我看见几位老太太的脸上呈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后来得知，在接见之前，杨国平、刁烈找家里人谈话恐吓家里人，不要问劳改营里有关情况，说那是机密，否则家里人走后，儿子有什么后果自负。），那次接见的时间很短（政治犯与刑事犯接见的时间不一样。政治犯接见时间是相当的短，而刑事犯接见时间可以是一整天，并且可以进监舍里长时间接见。但政治犯的家人是不允许的。），刁烈说他们有事，便强行把几位母亲赶走了。每当我母亲谈探监的感受时：总觉的蹲监坐狱的不光是儿子一个人，而且也有母亲。

当我接见回来后，把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刘刚、张铭等人，管事的刑事犯很快把此事告诉了杨国平。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劳动时，杨国平把我找去训话，说我违反伙吃伙喝的监狱规定。我说：你们安排的管事犯人白恩才曾经说过，家里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可以分给其他的人。（当时我对分给他人这句话，理解成给谁都一样呢，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白恩才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暗示、一个圈套。分给他人所指的并不是政治犯，而是管事的刑事犯人。再此之前，辽宁籍的政治犯在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几乎都分给刑事犯人，如果分给政治犯，显眼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我的话刚一说完，杨国平便加大嗓门说：在二支队，白恩才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你在一次开会时，不是说，管事的犯人是你们安排的，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吗。我说你这是狡辩，我说你违反了监规，就是违反了监规，你先给我写一个检讨再说。在教导队里刑事犯人可以相互要东西，互相在一起吃喝。白恩才和吕红军几乎是天天晚上用警察的电炉子炒菜，在警察的办公室里伙吃伙喝。刑事犯可以勒索政治犯的罐头、香烟等物品，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政治犯所做的事情，哪怕是难友之间的一点点人情往来，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违反天规地律，横加挑剔。

由于长时间的遭受迫害，政治犯体内的能量一天天被消耗，而又缺少补充能量的东西，政治犯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天也渐渐的冷了，干活的屋里虽说不是四面透风，但也是三面透风（干活的屋子是把一头，西边、北边、东边有多扇玻璃残缺的窗户，还有经常不关的屋门。）。我们这些后到劳改营的政治犯都穿着单衣服，寒风不断地从残破的玻璃窗口刮进来，很多人的手裂成一道道口子，像被刀割似的。尤其是靠近窗前干活的人，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干活的地方是刑事犯安排的，政治犯一旦被安排在什么地方干活，就像板上钉钉一样，一动不能动。谁要是提出靠窗前不能干活，就被视之为是反改造行为，轻者是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重者是四个刑事犯把提建议的人拽到四个刑事犯人中间，然后把中间的政治犯，你一拳、他一拳的，被四个刑事犯人来回不停地毒打，直到几个刑事犯人打得筋疲力尽为止。

五、二九罢考被镇压之后，形成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在政治犯的心理。一天刘刚说：这样下去，我们谁都难以活着出去，劳改营整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助他们整自己。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任何人没有权力对我们的嘴进行封锁。刘刚的话说完不长，刘刚就被人找去。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刘刚回来了，并带回一份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刘刚被找走，原来是去接见家人。刘刚家里人在探监时带进来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成了我们抗暴自救的导火索。（家属的帮助，对囚禁狱中的政治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十一份的某一天，刁烈在监号里给政治犯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时，刘刚站起来说：在一个顶多有猪权的国度里，践踏人权的警察讲人权，那是对人权的亵渎。刘刚又说：人权不是从专制的报纸里产生的，而是争取获得的，一个人不受奴役、一个人不遭受不公正的审判、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绝不是靠施舍恩赐得来的，而是靠抗争实现的。刘刚的一番话，使刁烈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目光有些发呆地望着刘刚一直没有说什么，只是报纸在他的手中发出轻轻的悉悉声响。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的那一天。在其他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刘刚穿好衣服，在屋里来回走动，等到教导队起床时，刘刚把矫正队的孔险峰找回教导队一中队（劳改营为了打击与刘刚关系密切的政治犯，把孔险峰一个人送到矫正队，以此教训孔险峰，并想借此打击与刘刚接触的政治犯。）。

刘刚回到教导队之后，政治犯已经起床，刘刚站在屋里的前面向大家宣布说：我决定今天绝食和罢工，要求与辽宁省劳改局的领导进行对话，以落实人权白皮书宣布的犯人应享有的权利政策，并要求解决下列四个问题：

①人权白皮书规定被判刑的人应留在当地服刑，为此，我们要求回原籍服刑；
②从我们到劳改营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体罚虐待，因此要求禁止体罚虐待；
③取消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监狱制度；
④要求撤换不尊重人权、不讲人道的、对政治犯长期实施暴行的杨国平等人，并要求禁止对这次合理的抗议行为进行报复。

如果大家同意我以上提出的四点要求，请与我采取同样的行动。

刘刚的话音未落，我和唐元隽、张铭、孔险峰等人先后响应刘刚倡导的抗议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司伟、迟寿柱、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十三名政治犯。

抗议行动刚一开始，就上来两名着装的警察，其中一名叫陈林（此人根本就不是警察，但穿着警服、干着警察的工作。在劳改营里有相当多的这样警察。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刘事儿。这类人多数是警察的子弟，这类不是警察的人，为了早日获得警籍，他们在劳改营里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此工作起来特别卖劲。在监狱里的犯人对这类警察，总是有如鼠见猫一样的感觉。）。两名警察不由分说把刘刚绑架走。眼看一场抗议行动出现危机，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刘刚挣脱警察的绑架，逃回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抗争的气势顿时大增。刘刚在政治犯之中不断地穿梭。提示政治犯预防抗议中出现的问题，并让政治犯做好应急准备。

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问抗议的政治犯是否有人跟他谈话，杨国平的用意，被刘刚当场揭穿：你不必煞费苦心，你们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抗议行动。我们要求与省劳改局领导对话，解决教导队存在的诸多践踏人权问题。

杨国平说：管理你们是我们的神圣的权力，就像丈夫可以任意强奸自己的妻子是丈夫的权力一样。所以说，你们服从我的管理是你们天经地义的义务。

杨国平话没有说完，张铭就给了杨国平一句：你无耻，中国那条法律允许丈夫可以强奸妻子，我郑重地告诉你，你任意强奸妻子，也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杨国平见同时瓦解政治犯抗议行动无法得逞、办不到。又采取另一种方式，向初次参加抗议的人施加压力，并问他们是否自愿的，被问的政治犯不是不理睬，就是说是自愿的。杨国平看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现在命令你们赶快停止反革命行动，这里，也是你们要人权、讲人权的地方。别说你们这些小小的反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不是说整死就整死。

刘刚告诉你杨国平：历史是公正的，并不是随着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你们可以胡作非为。为了结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将抗争到底，直到一个公正的、理性的、公民的社会建立起来。

在刘刚与杨国平进行针锋相对的时候，刘事儿走进监舍，这明显是劳改营想利用他来到教导队一中队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削弱抗争人士的斗志。刘事儿刚一坐下，二郎腿还没有放好的时候，刘刚走到刘事儿跟前，对大家说：我们来的当天，有人（指刘事）不是说要废了我们吗，刘刚说到这里往地上很很地啐了一口，呸！想废我们的人多了，也不是我们来的那天开始，今天我们不是照样地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吗。刘事儿没等刘刚的话说完，觉得自找没趣，往日那股丧心病狂的嚣张劲，在正义者面前荡然无存，悄悄地从刘刚的背后灰溜溜地走了。

此次的抗议行动，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在你面前出现的是多么凶狠残忍、霸道专横、吃人不眨眼的家伙，如果你软弱，那么你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侮辱、被强奸蹂躏，甚至被杀掉。然而如果你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置生死于度外地进行持续不懈地去努力抗争，那么你就会逐渐地形成一股自我保护的力量，你会获得你的尊严、你应有的基本权利。

当天下午，正赶上中央电视台（警察当天破天荒地把电视机打开一天，其目的，并不是让谁看，而是想通过电视的声音，一方面干扰刘刚的讲话，一方面也为了掩饰他们自己黔驴技穷的窘竟。）正好播放电影《王子复仇记》，当哈姆莱特说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道白时，刘刚说：生存还是毁灭，我们勿须考虑。为了自由，我们何惜此身，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留下一个完整的形象。又说：现在，也该是到了知识分子长出骨头的时候了。



（九） 再遭镇压

晚上八点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说：你们不是要对话吗？杨国平话音未落，教导队一中队的门就被踹开，随后，凌源县第二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领几十名着装的警察杀气腾腾地闯进监号里，坐在为他摆好的桌子前说：我来不是和你们对话的，我是来宣布二支队命令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布，以刘刚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在监狱里带头抗拒改造、哄监闹狱，为了稳定监内的良好秩序、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我宣布，把刘刚给我押下去。随后又把张铭、唐元隽和我本人押到小号里关押。在小号里又得知李维、孔险峰、司伟、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九人也被押进小号。迟寿柱因小号已押满民运人士，便把他押到了严管队与刘刚一起关押。梁立维在押送的过程中，由于梁立维拼命挣扎，恼羞成怒的警察，把梁立维很很地摔在马路上，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梁立维立即昏死过去，被送到医院抢救。刁烈为掩饰警察这一做法，说梁立维吓得心脏病复发，自己摔倒昏迷了过去。梁立维虽然没有被送往小号或严管队，但被送到了矫正队，仍没有免遭酷刑待遇。

在被关押进小号的当天夜里，警察再一次大规模地对政治犯大开杀诫。政治犯被刑事犯人扒光衣服，把赤身裸体的政治犯按在冰凉刺骨的水泥地上，然后警察用几根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一个人的身体。在东北十一月的中旬，已经是相当寒冷的季节。尤其小号那个地方，在夏天不穿棉衣都无法维持，何况已是冬天，小号里的温度跟冰窖没有什么区别。

① 劳改营发誓要把金刚石碾成碎末

刘刚再一次被关押进严管队，然而，这次的押进之后，直到在我出监前，也没有走出严管队。

当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对刘刚进行所谓的提审时，就对刘刚破口大骂：你觉得你有个臭名，谁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别忘了，这里是二支队。老子今天就收拾、收拾你这个有名的，如果二支队没有金刚钻 ，也就不揽你这个瓷器活。

刘刚打断王银山的话：可你们揽的不是瓷器，是金刚石。

王银山狠狠地对刘刚说：你真的觉得自己像金刚石一样硬吗？就算你是金刚石，今天我也要把你碾成碎末。不把你收拾的下跪求我，从今以后，我王银山这个科长不当了，回家抱孩子去。

在上次五、二九罢考抗议行动之后，狱政科在所谓的提审时，还装点门面，而这一次不找任何借口，开门见山就对政治犯实施暴行，在这次对刘刚施暴的过程中，刘刚全身几乎没有一快完整的地方，肩关节被扭打错位。王银山为兑现让刘刚跪下来求饶的诺言，竟厚颜无耻地让几名警察，把刘刚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踩在刘刚膝盖后面的回弯处，两个警察抠住刘刚肩膀的锁骨往起拽，这样就使刘刚形成了下跪势，又有一个警察把刘刚的头往下按。两个踩，两个拽，又有一个按，这就使刘刚形成了磕头求饶势。我就不信碾不碎你这快金刚石。王银山对自己创作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之后，就让刑事犯把刘刚拖回严管队。

刘刚在严管队里，除了持续不断地遭到毒打之外。每天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一群刑事犯在警察的指挥下，把刘刚强行按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进行体罚虐待。刘刚为抗议劳改营的暴行，从被关押到严管队之后，就进行了六天绝食，严管队队长李扬说：你有本事，你就绝，看绝坏谁。北京不是绝食吗，到头来怎么样。

在以后的严管中，刘刚经常不断地绝食抗议劳改营队虐待政治犯的做法。并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如五四、六四、七一、十一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高级官员访华时都要进行绝食纪念或抗议。另外又不断地向民主国家首脑写公开信，敦促他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政治犯，结束专制制度。由于刘刚在严管队里不断地抗争，由此受到更加残酷的虐待。刑事犯经常不断地把他按在水泥地上，进行毒打。由于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刘刚不堪忍受毒打，在九二年四月十一日的一天，跑回教导队一中队。但随即被两名巡警带着一群刑事犯人，把刘刚拖回严管队，其后果不难设想。从刘刚通过非正常渠道寄给妹妹刘明的信中，不难看出刘刚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


刘明：

近日的新闻中常报道家乡发生水灾的消息，家中一切都好吗？虽然我心中十分惦记，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这场许多风风雨雨，我们全家一定能在家乡人民的帮助下，战胜各种天灾人祸，平安度过这灾难的一年。更何况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洪水猛兽！

暑假即将过去了，我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其间来看我，但至今都未见任何消息。我重见光明的日子不远了，希望你能在这短短的十个月中，多多地来看我。

近日与我同住一个监舍的一个自称是不怕杀头的驴，一再扬言要不惜掉脑袋，也要致我于死地。以此达到他调往他处或再减刑的目的，而他本人就在两月前，因经常主动地向政府汇报情况而被破格减刑两年。况且我们中队在三个月前，刚刚发生了犯人王维佳将另一名犯人郝戈残暴地杀死，又自杀身亡的恶性事件。这种事在监狱中是不足为奇的，监狱中想自杀的人大有人在，而临死之前再捞几个垫背的，那就是大赚特赚了。那个自称为驴的家伙，以向政府提了十天的最后通牒，扬言在十天后，也就是在八月十六日以后，就随时准备动手。面对这样的驴之狼，我只能是束手就范了，他毕竟是上级领导特意安排与我作伴的，又受政府信任的人，我身无法逃避，又防不胜防的，因此我希望家人过来看我，以便在那家伙狗急跳墙之前，能见上家人一面。当然，我更希望政府能采取有效措施，停止这种游戏和防止不测事件发生。

刘刚

94 年 8 月 8 日于凌源劳改营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刘刚在那种环境中也难免产生一种身不由己的恐惧心理，尽管刘刚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但也难保持一点不被恐怖气氛所左右的心理状态。【刘刚注：我在监狱期间，从来就不准给家里写信。我的这封信是写在了白布上，缝在棉衣里。后来在我妹妹（刘明）来接见时，设法传给了我妹妹。我妹妹随后将此信传给《北京之春》等海外杂志。信公开发表后，我信中提到的那几个警察，包括刁列、杨国平、李杨、刘四，等等，都跟我道歉。还说我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还通美帝”。吓得他们就不敢对我下狠手了。但冷万宝居然看不出我这封信的谋略，却误以为我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能恐惧凌源监狱的那些小警察哪。】

而这种心态，对于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来说可以说是普遍的，政治犯毕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所不同的是，政治犯敢于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用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去逃避。在监狱当我们直接面对警察向我们实施有形的暴行时，我们几乎是无所谓惧。但是，当我们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东西，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向我们侵袭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不免出现减弱，恐怖的阴影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这种现象，就是常人所说的精神折磨。因此说：对一个人采取肉体上的折磨，并不是最残忍的。而对一个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那可以说是最残忍的。

在九四年九月十六日这一天，劳改营又突击对刘刚进行了一次大搜查，把刘刚写的有关劳改营的人权报告以及写给西方民主国家首脑人的公开信等几万字的书面材料统统拿走，并扬言要给刘刚加刑。而且还一方面对刘刚实施更加严厉的全天候的管理，另一方面把刘刚的细粮、放风取消。至于以后刘刚的各方面状况如何，在我释放之前，就无法知晓了、、、、、、

九二年一月一日，被关押在小号里的全体政治犯又开始了集体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进行长期的迫害，并要求严惩实施酷刑的凶手，要求回原籍监狱。张铭在小号的铁门上，用卫生纸撕成条拼成一首思念家乡的短诗，被李扬知道后，把张铭从小号里拽出来，让刑事犯把张铭的衣服扒光，让张铭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小号外，然后，李扬亲自动手收拾张铭并骂张铭：敢在老子管辖的地方，借诗抒发反革命思想。我看你他妈的是活腻了，活腻了也不找个时间，敢在大过节里，跟老子找茬，耽误老子喝酒，真是胆大包天。你他妈的，给我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站着，等我回去，喝完酒再来收拾你。说完又冲着小号里的政治犯骂喊到：有种，你们就他妈的绝，你们能豁出去死，我们还豁不出去埋，。死一个，埋一个。死两个，埋一双。你们他妈的这些臭虫、烂虾、破蒜、小丑，死了，国家到干净。他们不是不吃吗，把那些吃的东西，都给我倒进猪圈里，养猪还能解馋。养你们白浪费粮食。我就不信，在这个地球上，少了你们这些害人精，地球他妈的，还不转了。说完把张铭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寒冷的小号外，扬长喝酒去了。在寒冷的小号外，张铭足足冻了三个小时之久。

残忍的、没有人性的镇压，并没有使政治犯屈服，反而使政治犯更加坚定信心，与之抗争下去。

在关押小号二个多月后的一天，狱政科另一名科长栾照荣（此人九二年五月份以后任教导队的大队长）对我说：我们承认你们多年在头脑中形成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改造过来的，考虑到这一原因，我们决定解除你的小号禁闭。

在劳改营二支队被禁闭关押的人，在不认罪、不认错的情况下，而被解除小号关押，这还是尚属首例。尽管这次抗暴自救的过程中，政治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政治上终于给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营的狱政管理制度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里，说一不二的警察受到了人类尊严的挑战。并且也让警察感受到一切以自己意志（特别是专横霸道、野蛮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在这次抗暴自救过程中，所提出的四点要求，除了回原籍这一点之外，其他的三点要求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制度暂时结束；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可以看电视新闻、报纸了；杨国平不久也调出了教导队。

这一次的抗暴自救的行为，不仅打破了警察制造恐怖气氛的器焰嚣张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对待野蛮、专横、霸道哀求叩首，只能助长野蛮、专横、霸道的威风。要使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垮台或者有所收敛，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抗争、抗争、再抗争。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是被迫害者、被奴役者自我拯救、获得自由的最佳的选择。

（十） 迫害依然在延续
从“一一、一五”抗暴自救事件之后，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虐待不见了，但是对一些人的迫害依然是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刘刚在其他政治犯解除了小号或严管之后，唯独没有解除对他的严管，而是被单独地把刘刚关押在严管队，依然受刑事犯管理。

【此后，我同冷万宝在凌源第二劳改营就再无接触。下面冷万宝谈及我的事，大多都是道听途说，甚至是监狱警察有意制造的谣言。 】

九二年初的一天，王银山对刘刚向法院起诉其迫害政治犯一事，深感恼火。为此事，王银山在严管队的走廊处把刘刚毒打一顿，并同时威胁刘刚说：你告一次，我就收拾你一次。你以为法院是为你开的，不信你就告。刘刚在遭到警察任意毒打的同时，还经常遭到刑事犯人张悦、胡伟等人的毒打。

【冷万宝描述的这一段是警察们编造的故事。事实是，我将王银山给堵在厕所里暴打一顿。王银山因此住院，随后被调离劳改队。警察们当然不愿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的狱政科长被我灭了，而且还被扒了警服。这是警察的最大耻辱。警察们当然不愿让其他人知道真相了，于是就编出这种故事。】

刘刚为了不堪忍受对他实施的虐待，他于九二年四月十一日跑回教导队，但随后被一群刑事犯和警察拖了回去。从此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没有放风时间，伙食经常遭到克扣，来往的家信被中断，家属的探监被取消（只是九三年三月份，美国记者到凌源视察时，刘刚才得以见其弟刘勇一面。）

【这一段，冷万宝只是看到了表面，却不知内情。实际情况是我早就写好几封迷信，一直藏在身上，包括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的公开信，以及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及罗马教皇的公开信。我无法将这些信传出监狱。那是，张铭和孔险峰即将出监，他们应该还有两个月就刑满释放。于是，我在凌晨五点时，在几名刑事犯人押送我上厕所时，推开几个刑事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监舍楼，又跑到教导大队的监舍楼。有四五个刑事犯在我身后紧追不舍。但我跑进张铭所在的监舍时，先是将牢房们关上，将我的信秘密地交给张铭。然后，我开始给监舍的政治犯们演讲。目的就是为了迷惑那几个刑事犯，不要让他们看出来我跟张铭见面的真实意图。正是这些信被传出来发表后，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就带领众多官员来到凌源劳改队探视我了。】

刘刚被拖走之后，唐元隽、张铭等人找杨国平等人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遭到拒绝。随后，唐元隽起草一份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有唐元隽、冷万宝、安福兴、张铭、李维、梁立维、孔险峰、李静娥、田小明、司伟、李杰、迟寿柱、郑全利等人。请愿书递交之后，劳改营不予理睬。

在劳改营里明文规定，允许被关押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张铭正好是学习汽车专业的，并以其理由，要求下车间干活，但教导队的警察却要他糊火柴，张铭申辩了两句，于是杨国平脑羞成怒（恼羞成怒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对张铭在十一月十五日对他的怒斥的报复），用上万伏的电棍，电击张铭。杨国平一边电一边恶很很地说：这里是二支队，如果你提要求就得到满足，那我的面子往那里放。在这里，想要尊严，我给你，你有。不给你，你连狗都不如。把张铭毒打教训一顿之后，便让跟政府合作的人监视张铭，并不允许别的政治犯接触张铭。当我的知张铭遭到毒打后，和司伟一起去看望张铭。我们和张铭刚谈几句，就被杨国平找去威胁一番并禁止们和张铭接触，否则后果自负。我当时没有理会这一套，依然和张铭接触，并鼓动孔险峰、李杰等人和张铭接触，直到禁止其他政治犯与张铭接触之事不了了之。

九二年四月五日，李维因反对无端增加糊火柴盒的数量，拒绝糊增加的数量，而被送到矫正队矫正，直到五月一日前夕，政治犯联名要求解除李维的矫正，李维才得以重新回到教导队一中队。
九二年十月中共召开十四大前，劳改营为了瓦解政治犯在召开过程中准备采取绝食请愿活动，为此，在十月九日把唐元隽调往五大队单独关押。我们为唐元隽被强行调走一事，深感愤慨与不满时，安福兴又被强行调往八大队。与此同时，九大队（原教导队现已改为九大队，其目的是想把政治犯混为一般的刑事犯。）大队长栾照荣又把我找去并说准备把调到病号队（由于我在劳改营里长时间遭受虐待与迫害，使我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①左胳膊肘被扭拉脱臼，由于得不到治疗，韧带损坏，至今已成习惯性脱臼；②左腿在看守所时就开始出现肌肉萎缩，到凌源劳改营之后，不仅得不到治疗，反而倍受摧残，致使左腿肌肉更加萎缩，膝盖周围长期痛肿；③颈椎、后脑部分在九一年的两次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警察皮鞋的踢踹受到严重损坏，不仅造成颈椎、脖颈、左脑下部等处疼痛不断，而且还常常导致两只胳膊过电般的酸痛麻木，九二年底犯医王建成给我拍一张片子，说左脑下部有异物，当时我怀疑是损伤后形成的血快，后刁烈告诉我是长一个瘤，但我怀疑刁烈说的是谎话；④由于长时间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或小板凳遭受体罚，以及长时期得不到洗澡的原故，造成肛瘘疾病。由于以上多病缠身之故，致使我在九二年八月间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当时，我听到栾照荣借口我有病把我调到病号队时，我态度强硬地对栾说：如果把我送到细菌室（病号队里住着的不是残废犯人，就是传染病犯人，并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其他的犯人，甚至连警察都称病号队那个地方是细菌室。）我将以死进行抗争。把多病缠身的我送到那里，无疑是置于我死地，既然是一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栾照荣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尽管唐元隽被调走了，但依然有几名政治犯在中共召开会议之际，进行了绝食请愿，并要求：①释放政治犯；②要求回原籍；③结束刘刚、唐元隽等人的单独关押；④要求保障政治犯的身体健康（其中包含两项内容： a 、解决政治犯治病问题； b 、改善政治犯的伙食问题。）我和李维、迟寿柱、田晓明等人绝食两天，但劳改营无视政治犯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
唐元隽单独关押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在中共开会之际的绝食斗争，唐元隽的绝食同样遭到的不理睬。唐元隽的单独关押，对他来说，完全倒退一一、一五事件之前的状态，恢复刑事犯对唐元隽的管理。在五大队里唐元隽成年累月地出工加班，每天劳动时间达十个小时以上，并且是常常晚上出工干活，直到第二天早上收工。在收工回来路过一道监狱大门时（监舍与出工地方中间隔一道高墙电网。），常常遭到直属队犯人，以及站在门口的朱小林等警察的刁难，强行对唐元隽进行灌输犯罪意识（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每当唐元隽拒绝洗脑时，就遭到毒打、电棍电击。然后又有几名犯人按着唐元隽的脑袋，让唐元隽头朝下弯腰撅者，一撅就是一个小时。这种非人道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九四年三月份，五名美国记者到凌源劳改营之后，唐元隽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九二年十一月一日，唐元隽回到九大队一中队找我借书看（唐元隽被单独关押临走时，九大队一中队队长张某某再三对唐元隽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回来办理。），我还没有把唐元隽要看的书找出来，狱政科科长杨保玺、狱警朱小林率领一群刑事犯人闯进九大队一中队第二监舍，杨保玺进屋二话没说，就给了唐元隽几个大耳光，朱小林也不断地踢踹唐元隽的腿部、生殖器部位。屋内的政治犯见警察伙同刑事犯人对多病的唐元隽实施暴行，一起冲上去，把唐元隽围在中间，想制止暴行。然而政治犯的义举，让杨保玺等人恼羞成怒，对帮助唐元隽的政治犯打大出手，而且还在事后，对政治犯采取了报复行为，当天把唐元隽、迟寿柱关押到冰冷的小号里。把李静娥关押到矫正队进行矫正，一直关押到九三年一月十九日，也就是说关押到李静娥出监的那一天，。李杰一方面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方面又恢复了十多个小时的劳动。我和李维被禁止放风。
随着不断报复的开始，政治犯在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过抗暴自救所得到的一些改善，在渐渐地被劳改营剥夺。刑事犯的魔爪也在渐渐地伸到政治犯所在的领域，并不断的对政治犯实施暴行。
九二年八月的一天，因刑事犯克扣政治犯的囚粮，肖斌找其说理，被吕洪军把一只眼睛打成熊猫眼。九二年十月的一天，吕洪军对司伟大打出手，致使司伟全身有明显的青肿创伤。九四年七月的一天吕洪军闯进李杰住的监舍里对李杰拳脚相加，矫正队刑事犯人王伟、庞宪文、姜洪伟等一群刑事犯见吕洪军一个人打李杰觉得不过瘾，便蜂拥进李杰住的监舍内，与吕洪军一起对李杰施暴，致使李杰被打昏死过去，当有些政治犯如迟寿柱上前阻止时，也随即遭到孙权的毒打。事后当天，数名政治犯起草一份指控书，控告刑事犯违法行凶的行为并要求惩罚打人凶手，保障政治犯的人身安全，要求不准刑事犯插手政治犯的一切日常事务，更不准出现虐待政治犯的行为。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栾照荣接到控告书之后，不仅不给转往法院，反而随即撕掉，并扬言如果把事情扩打下去，把你们拆散全分到刑事犯大队去。政治犯对栾照荣所做出的恐吓及对刑事犯采取纵容的做法，深感愤慨，并对此举行集体绝食抗议活动，住在楼上的刘刚（九三年四月搬到所谓的暴乱楼并住在五楼的严管队里，我和其他的政治犯与矫正队的刑事犯人同住在三楼）闻讯后，乘人不备跑到楼下绝食助阵，但不久就被拖回严管队。两天的绝食抗议活动在劳改营里没人理睬，在绝食的过程中，赵军路发现住劳改营的检察官在楼下溜达并告诉了李杰。李杰跑到楼下对检察官述说此事时，但检察官一甩袖子走了，对此事根本就不过问，可见劳改营设立检察机关，不过是个花瓶作点图有虚名的点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