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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16, 2020

简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4.27”大游行

本文链接: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6/1989427.html

下面是我在6月4日发的文章中的一部分,原文链接:

警惕六四学生运动中的假瓦尔特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6/1989415-httpsjasmine-action.html

1. 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北高联”)


1989年4月23日,我在我的住处成立了“高自联”。见链接:

此后,高自联每天在政法大学开碰头会。

各个学校来参加会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派来的。各个学校的代表或领袖人物大多都没什么主张。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在那里守着,我比较熟悉的几位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比如王治新、周勇军等人。

高自联的人都是散兵游勇,比较知名的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基本上就是自己搞新闻发布会。我是一再强调高自联的人不准私自代表高自联开新闻发布会,尽可能隐蔽,不要被枪打出头鸟。但是,那些后生娃就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

我设法给高自联立规矩,让它能够像一个公司、象一个组织一样地运作。我先是将我的2千多元存款拿出来,让王治新找人去购买油印机、扩音机等必须的办公设备。但是,就是没人去办。只能是找我朋友花钱请了几个学生用大板车推回来。

我说这些,就是要强调,那时没什么组织,即便有组织,也没人听组织的话。因为,我们的高自联组织既不能给人发工资,也不能对任何人实施任何违纪处罚。

我让王治新当高自联的秘书,成立秘书处,要求他们每天在高自联办公室坐班,接待和培训各个学校的联络员。可没人将这种接待联络的事情落实到位。大多就是我在那里坚守。那期间,不断有来自各地的人员,记得我就接待了来自香港专上学联成员。后来都成为很有名的港支联成员。

2. 4月26日“高自联”例会以及“4·26”社论


4月26日,我们开始时是在政法大学的高自联办公室开会,那个办公室只能容纳20多人,后来人多了,我们就转到一个教室,后来居然有5、6百人参加会,我们就不得不转到一个大教室开会。我让主席周勇军主持会议,并让马少方、石翁、王丹、吾尔开希等几个常委在讲台上一道主持会议。

在开会过程中,不断有人找我,给我提出各种建议。有人说有重要社论要发表。我当时猜想是一些高干子弟在给我们通风报信,或是一些便衣警察在用这种方式对我施加心理压力。从1987年开始,每当我主持什么活动,那些便衣警察总是这样干。

大概是晚上8点钟作用,有人拿来收音机,正在播放“4.26社论”。我让大家先听广播,然后再继续开会。社论将学生运动定位动乱。会场里的学生立即群情激愤,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时,周勇军那几个人都已经无法控制会场,我就上台主持会议。大家嚷嚷着要采取示威行动。

我对同学们说:不管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我们的示威不仅能够走上街头,而且要能做到按照计划撤回学校。

学生们都要求明天就上街游行示威。

我提出静坐示威,以便防止冲突,用最小的代价提出我们的诉求。我提出各个学校在同一时间在各个学校的广场组织万人静坐示威。

很多人说静坐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抗议,一定要上街游行。

我进而提出搞“相对游行”。就是在各个学校广场静坐示威、演讲后,将学生队伍拉出校门,沿着马路边站成示威队伍,将马路让给行人和车辆,让人们看到我们的示威队伍和我们的标语牌。这也能有效地减少同警察的冲突。

3. “4·27”大游行方案

还有一些学生表示不足以发泄。我看大家真是不上街不足以平民愤了,就最后宣布说:

游行路线:各个学校首先在各个学校的广场举行集会,然后沿着主要街道游行到长安街,然后冲长安街的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游行。

游行时间:各个学校根据从学校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间来决定各自学校的游行开始时间,但要力争在中午12点到达天安门广场。

避免同警察发生冲突:一旦遭遇警察拦截,游行队伍就立即就地静站示威并呼喊口号,不得同警察发生冲突。等警察撤退后,再继续前进。

游行标语口号:各个学校自行准备标语口号。

组织学生纠察队:各个学校的代表回到本校后,要立即组织学生纠察队,游行时要让学生纠察对在游行队伍外围手拉手围住,不得非学生人员混入游行队伍。

我提出组织学生纠察队,那是因为我在1987年的元旦游行时,亲眼见到便衣警察冒充游行人员,一排一排地插入游行队伍,将游行队伍切割分块,以此瓦解游行队伍。

当时的会场上,我只是认识二十几个人,其他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知道我讲的这些要求是难以做到的。说实话,我讲出这些要求,真的没指望各个学校能做到,我只是希望我这样讲过之后,一旦悲剧发生,也能让我感到一些心理平安。

4. 北京大学游行队伍


第二天游行时,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我带上两个政法大学的学生跟我一道去各个大学协调各个学校的游行。

大概在8点钟左右,我们来到北大南校门门口。北大的游行队伍已经走出校园,但是北大的游行队伍在中关村的黄庄附近被一群武警和警察给拦截住。令我震惊的是,北大的游行队伍的外围被一群带着红袖箍的纠察队给围住,完全是我在前一天的会议上所要求的。

我赶到武警同学生游行队伍的交界处,看到警察和武警们手挽手排成了几排拦住游行队伍。我让前面的几个手持小喇叭的人指挥游行队伍就地坐下,并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前面的学生刚刚坐下一会儿,那些拦截的武警和警察就被围观群众给围住了。拦截的武警和警察的人数远远少于围观群众。没过一会儿,那些拦截游行队伍的警察和武警就撤走了。

4. 人民大学游行队伍


北大的学生队伍已经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我就立即骑自行车前往人民大学。人大的学生队伍被堵在校园内,人大的东校门紧关着。校门外有一些警察。我走到人大的大铁门门口,看到几位经常去高自联开会的人大同学站在大铁门的里面。人大的高自联成员我都比较熟悉,我曾经在胡春林(后来改名为任不寐)的房间里住过,他们房间的人大多数高自联的骨干成员。他们见到我,立即问我是否取消了游行。我告诉他们北大清华的队伍马上就到了,让他们务必想办法组织人大的同学参加今天的游行,如果实在无法打开大门,就让北大的游行队伍在外面接应他们。我又过去同那些封堵大门的一些负责人交涉,希望他们尽快打开大门,让人大学生走出校园。就这样僵持一会后,他们先是打了几通电话,最后就打开了大铁门。于是,人大的游行队伍也冲出校园。

6. 政法大学游行队伍


看到北大、清华、人大的游行队伍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军,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往中国政法大学。我是从政法大学的北校门进入政法大学的。北校门只是开了一个小侧门。我来到政法大学的主教学楼前,看到政法大学的学生们都零散地聚集在那里,不象是要参加游行的样子。政法大学的校长江平正带领一些教师站在大铁门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游行。

政法大学的高自联成员见到我来了,立即围过来问我是否还要继续游行。他们还说,高自联向各个学校发出通知,宣布取消这次游行。我问他们是谁发的通知。他们告诉我是周勇军以高自联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一份高自联命令,宣布取消这次游行。我让他们将周勇军找来。同学们告诉我说周勇军同一群便衣警察乘坐警察的车去各个学校通知停止游行了。我对政法大学的几个高自联骨干说,今天的游行是高自联集体做的决定,北大、清华、人大的游行队伍已经向天安门进军了,任何人都无权更改高自联的集体决定。我让他们立即将学生们组织起来,尽快走出校园参加游行。

随后,我又同江平校长谈话,让他不要阻止学生上街游行。看到政法大学的学生们已经排成队聚集在大门口,江平校长也只好带领那几个堵在门口的教师们撤离了。于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也走出校园开始向天安门进军。

7. 北京师范大学游行队伍


北京师范大学离政法大学不远,我骑车几分钟就赶到了北师大。北师大的大门没关,但学生们并没有走出校园,而是聚集在操场上。我看到吾尔开希正在那里拿着一个电喇叭对着集会人群演讲。我问他们为何还不开始游行。他们说吾尔开希已经宣布取消游行,还接到了高自联停止游行的通知。我跟吾尔开希等人说要立即开始游行,周勇军签发的命令无效。随后,吾尔开希就宣布游行开始。

就这样北师大的游行队伍也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开始向天安门游行。

当我确认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北师大这几个高自联常委学校的学生都冲出校园,向天安门游行时,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时间去光顾其它学校的游行队伍了。此后,我带着政法大学的两名学生同我一道骑自行车在各个学校的游行队伍来回观察。因为各个大学的的游行路线不尽相同,我后来主要是在北大、人大、清华、政法大学、北师大这几所大学的游行队伍往返巡视。北大的游行队伍走到白石桥时,又遭到了警察和武警的拦截。同样地,我们依旧采取原地静坐,同警察谈判交涉,劝说警察放行游行队伍。

8. 游行时的饮食


开始游行后,我才发现我在前一天宣布的游行方案中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没有让大家备用干粮和饮用水。幸运的是,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都有很多市民围观,围观群众不断地给游行队伍赠送各种食物和饮用水。这令我十分赶到。

9. 返回校园


这次游行占用了很条交通公路,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交通基本停运。但地铁照常运行。因为公交停运,各个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是游行返回校园。返回校园时,都已经是晚饭时间了。但各个大学的食堂在那一天的晚饭都延长到很晚。

10. 关于周勇军的终止游行命令


我在第二天才又找到周勇军。我让王治新将周勇军叫到王志新的宿舍。我问周勇军为何要违反纪律,擅自以个人名义下达终止游行的命令。周勇军就是不说话。此后,周勇军也就不再出现在高自联的任何会议上,算是自动辞职了。

那时我已经确认周勇军已经同公安或北京市委合作了。不过我只是认为他胆小怕事,才不得不同政府合作。

11. 关于各个学校的学生纠察队


我当时在北京高校学生中有很大威望,可我成立高自联后一个多礼拜,也就联络了十几个人,让我组织纠察队,最多能有20个人能这样步调一致地听我指挥。根据我在学校当学生的经验,自发的学生是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组织起上千人的学生纠察队伍的。

当时参加游行的人,大多都是想看看热闹,最好是能够自由出入学生队伍,出去买吃的,到前面看看热闹,或是去上厕所。可当了纠察队,就要承担责任,没这种自由了。我认识的学生,几乎没什么人自愿去当纠察队。

能当纠察队的,估计是警校学生,或是党员学生之类。

谁能在一夜之间组织这样的纠察队?

我也去看了看拦截学生的那些警察和武警。他们大多都很文明,不戴武器。我感觉这些人更象是警官大学的学生。

我认为,当时拦截学生的那些警察,以及学生纠察队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赵紫阳系统安排的,是希望能够用不流血的方式阻止游行,至少是防止在游行过程中发生烧杀抢掠事件。

在来看美国当前所发生的游行示威。只要有几百人上街示威,就会发生抢劫。美国政府一遇到抢劫,就要动枪动炮去镇压,使得矛盾逐步升级,导致大规模的骚乱。

中共则是琢磨出很多更成熟的方式来化解游行示威。中共是通过派间谍特务来冒充示威者,并争取成为示威运动中的纠察队、棋手、乃至领袖,

然后自然就控制了游行示威,并通过这些伪装成领袖人物的特务来掌握哪些是反党分子,哪些人需要被逮捕判刑。这是精准的秋后算账。

我过去有许多文章讲明柴玲、李录都是党组织的情报员,是党组织将他们树立成学生领袖,也是党组织帮助他们在美国成为富豪。没有党组织,他们什么都不是!

12. “高自联”发起、策划、组织了“4·27”大游行

说“4.27”大游行是由高自联发起、策划、组织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1】刘刚在政法大学主持了1989年4月26日的有5百多人参加的高自联会议。刘刚在会议上宣布了“4.27”大游行的具体方案。

【2】在周勇军、吾尔开希、马少方等人擅自决定取消“4.27”大游行,周勇军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去各个学校通知取消大游行后,刘刚及时地赶往各个学校宣布周勇军关于取消游行的通知无效。

【3】刘刚敦促各个大学按照高自联给出的原定计划继续“4.27”大游行。

【4】刘刚要求各个高校组织学生纠察队。

【5】刘刚要求游行期间不得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

没有以上几点,“4.27”大游行不可能达到如此是有组织、有秩序、无任何人员伤亡、没有同警察冲突的百万人大游行。

此前,中国的游行基本上都是自发的,通常是各个学校进行零星式的游行,从未有过各个高校在同一时间、按照预定的游行路线的大游行。如果没有刘刚领导的高自联进行的统一策划、统一指挥,“4.27”大游行几乎不可能发生,最多也就是上万人的自发游行。

13. 中共特务肆意篡改历史,居然说柴玲发起了“4·27”大游行


中共的大外宣以及那些中共特务们对“4·27”大游行却是极力掩盖真相,刻意抹杀刘刚和高自联在这次大游行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维基百科关于“4·27”大游行的词条居然将“4·27”大游行说成是柴玲组织的。柴玲说什么策划4·27大游行时还根本不知道有4·26社论。

柴玲根本就没有参加我们在政法大学召开的策划“4·27”大游行的“高自联”会议。而在我们的那次会议上,正因为我们在会议上收听了“4·26”社论,我们才决定举行全北京高校举行“4·27”大游行。

中共这些编撰8964 历史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篡改历史,极尽所能地将那些中共特务树立成所谓的民运领袖。

4·27大游行的策划和组织过程跟柴玲没有半毛钱关系,中共都能将这些大游行硬给说成是柴玲发起的。

1989年4月26日晚上,在政法大学召开的高自联会议上,起初是只有几十人在政法大学主教学楼的顶层高自联的办公室里进行,主要是刘刚,周勇军,马少方,吾尔开希,王丹,石翁,王志新、王文等人。后来有很多人来参加,我就让王志新去找一个大教室,我们就迁到大教室继续举行。那个大教室能容纳5百人左右。

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很多人都站着,走廊上还聚集了很多人。起初,我让那几个常委上台主持会议。但后来大家都是让我来主持。

我在主持的过程中,几次将几个常委叫道走廊上开常委会,然后在进入教室里向大家宣布有关大游行的方案和策略。有些策略是我对某些同学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才决定举行全北京高校举行“4·27”大游行。

中共这些编撰8964 历史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篡改历史,极尽所能地将那些中共特务树立成所谓的民运领袖。

4·27大游行的策划和组织过程跟柴玲没有半毛钱关系,中共都能将这些大游行硬给说成是柴玲发起的。

89民主运动的历史真相完全被中共的特务给掩盖、歪曲了,8964运动史成了为中共特务树碑立传的招牌,也成为中共特务潜伏美国的护身符,游说美国政界商界的敲门砖。

被颠倒的历史还真是难以再颠倒过来。他们的人太多,各种大外宣太强大。

不过,他们没人敢同我辩论历史真相,因为他们的讲述是漏洞百出。

陈小雅《8964民运史》中关于“4·27”大游行的描述只是讲述了现象。在4月27日,吾尔开希等人都不主张游行了,很多学校也都接到周勇军的通知而取消有行。是我及时赶到各个学校宣布周勇军的通知无效,要求各个高校按照原计划游行。

我赶到政法大学时,江平校长正堵在校门口,劝阻学生走出校园,还说如果有人要走出校园,就必须从他身上踩过去,政法大学的学生们都在犹豫是否上街游行。我先向同学们宣布周勇军的通知无效,然后劝说江平校长不要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江平校长最后不得不撤走,还让门卫打开了校门。这才使得政法大学的学生们重新组织起来,并开始走出校园参加大游行。

我赶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吾尔开希等人也已经决定取消游行。我让吾尔开希等人立即宣布游行开始,这才使得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由广场集会改成了上街游行。

这群写8964 民主运动的人,都知道是我组织了4月26日的高自联会议,并给出了有关4·27大游行的详细方案和策略,也都知道周勇军、吾尔开希、马少方向各个学校发出了取消游行的通知,但他们就是闭口不谈刘刚是如何公布这次大游行的方案,更不提刘刚去各个高校宣布周勇军等人取消大游行的通知无效。

居然将柴玲给说成是“4·27”大游行的发起者。

朱德和毛泽东是朱毛会师井冈山的主要领导人,文革中将朱毛会师的宣传画都改成了林彪和毛泽东会师。朱德眼神不好,以为画中同毛泽东握手的是朱德呢,仔细一看,就说:“这画得不对啊,我的扁担怎么没给画上啊?”

我发起高自联和4·27大游行时,也该带上扁担!

89民主运动的历史真相完全被中共的特务给掩盖、歪曲了,8964运动史成了为中共特务树碑立传的招牌,也成为中共特务潜伏美国的护身符,游说美国政界商界的敲门砖。

被颠倒的历史还真是难以再颠倒过来。他们的人太多,各种大外宣太强大。

不过,他们没人敢同我辩论历史真相,因为他们的讲述是漏洞百出。


刘刚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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