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的四次历史性会议
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1273086630807703559
看到浦志强的这个推文，不禁又使我想起六四期间我组织的几次重要会议。最让我难忘的是下面的四次会议：
1. 1989年4月23日晚在我住所召开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
2. 1989年4月26日在政法大学主持“4.27”大游行预备会
3. 1989年5月30日策划环城大游行撤出广场会议
4. 1989年6月1日晚在北大策划成立“全国团结青联”、“全国高自联”，试图用这种新生组织来动员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上述四个会议，前两次成功，后两次没有落实到位。
2.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会议
关于1989年4月23日晚在我住所召开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请见我的旧文：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_64.html
当年在圆明园附近我的住所成立高自联会议时部分发起人的签名原件的影印件之一。
出席这次会议的约有百人，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初次见面，互不相识，但这次会议非常高效，在我和吾尔开希的组织下，在两个小时内，就完成下列任务：
1. 一致赞成成立新的学生自治组织
2. 推荐和投票决定组织名称
3. 通过新组织章程草案
4. 新组织的目标、口号、组织纲领
5. 选举产生常委学校
6. 选举产生主席学校
7. 决定高自联的总部所在地
这些初次见面的上百学生，在讨论这些重大问题时，没有发生争吵，遇到重大不同意见时，都是通过理性讨论打成共识，实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就是通过投票决定。
回忆中国的历次民主运动，我以为这次高自联成立会议是最为有效、最为成功的组织会议。
我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召集人、东道主、主持人，吾尔开希是共同发起人和主持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作为东道主有些不尽职，我居然没有给大家准备茶水，更没有任何食物，以至于有人口渴时，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了白开水。
我是从4月22日的胡耀邦追悼会后才想到要发起成立新组织的会议。
4月23日我骑自行车去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政法大学去联络这些学校的学运积极分子。我联络的人员也大多都不是我以前熟悉的。当晚7点就开始在我在圆明园外、北大和清华之间的一片小平房内举行了这次会议。
如果将中国的民主运动同中共党史相类比，这次圆明园高自联成立会，堪比上海南湖红船会议。
3. 一九八九年“4.27”大游行预备会
关于1989年4月26日在政法大学主持“4.27”大游行预备会，可参见：
回忆1989年的“4.27”大游行
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6/1989427.html
但凡是参加过4.27大游行的人，都会了解那次游行是中国民主运动中最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的，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民主示威游行。
但凡是参加了为组织4.27大游行所召开的那次高自联会议，也是1989年民主运动中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之一。这次会议，是相当于中共党史中的南昌8.1起义之前的准备会。
4. 一九八九年“5.30”撤出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
关于1989年5月30日撤出广场誓师大会，见我以前发的推文链接：
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906914282415288320
我反对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认为那会导致我们的民主运动变得失控。
我尽最大努力去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停止绝食，并组织广场上的学生从广场撤出，进入各个高校，进行高校割据。但这个方案在5月31日被柴玲、李录等人破坏。
我尽我最大能力引导天安门民主运动避免遭遇大屠杀。而郭文贵不过是看客！
我从5月11日开始就力促各种力量停止绝食，撤出广场。
联席会议就是我向陈子明提议成立的，成立的初衷就是停止绝食，撤出广场。
5月30日撤出广场的方案是我从5月19日就开始说服各方努力的结果。那天的会上，王丹宣布的十点声明，是我让甘阳起草的。我口授吾尔开希讲话内容，
我临时写出一个大游行方案，主要是宣布在游行示威后，广场学生进驻各个学校，各个高校腾出礼堂、食堂来让外地学生暂时留宿。诸如列出来自东北的学生进驻清华，华北学生进驻北大，等等。我让柴玲宣读这个方案。但柴玲讲话时，将我给她的这个撤退方案握在手里，却脱稿讲：
“撤出广场的方案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决定的。”
柴玲又手指着我、甘阳、刘苏里等人，接着说：“而是他们，这些精英们让我们撤出广场。我们广场上的学生，同意他们的建议吗？”
广场学生大多是外地学生，他们吃住在广场，柴玲不宣布进驻地点，外地学生当然反对撤出广场！
当时，甘阳就要去抽柴玲。被我拦住。
柴玲、李录是破坏撤出广场的罪魁祸首。现如今，封从德还是在为柴玲这个妖孽辩护，我只能说封从德也是同他的前妇一样，是帮助制造天安门大屠杀的间接帮凶之一！
我讲的这一切，都有众多证人。
我从来就不理会封从德。这次回应你一次。希望你好自为之。
封從德 @FengCongde 回应我说：
这么多的【我、我、我】。
希望看到【他、她、它】。
我点出当事人甘阳、刘苏里、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等等，这些人不是人吗？难道不是他、她、它？
封从德多次参加联席会议，我每次都讲要结束绝食，撤出广场。封从德是失忆啊，还是听而不闻？
参加联席会议的人有几百人。大家都知道是我从始至终都提出撤出广场，进驻各个大学，进行校园割据。
大家也都知道，柴玲、李录、封从德是反对撤出广场的主要力量。我们这才请柴玲和封从德与会，以便说服他们同样撤出广场。
封从德在联系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就是要各方给广场提供钱，说每天需要五万！
封从德提出让各方给广场提供钱，说是如果不提供钱，广场难以坚持到6月20日。
封从德，你能否找出一个证人来证明你同柴玲是提议撤出广场的吗？
不要让柴玲或郑义给你当证人哟，因为他们都是同你一样要坚持占据广场的哟。
5. 一九八九年“5.31”策划成立“全国团结青年联合会”
这次撤出广场的方案，是被柴玲和李录等人搅局破坏，最终未能如愿于当天结束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示威，并最终未能避免天安门屠杀。
一计不成，我又生一计。
见到5月30日未能将示威学生撤出广场，我计划将高自联、外高联、工自联等自治组织联合成立“中国团结青年联合会”或“全国自治青联”
在5月30日晚，我先后联络了陈自明、王军涛、王丹、包遵信、刘苏里、甘阳等人，向他们分别讲明我的计划，争取他们支持。第二天，我联络了外高联的领袖，包括哈斯、连胜德、华夏等人，邀请他们于5月31日晚去北大讨论成立全国性的学生自治组织“团结青年联合会”。
我同王军涛、王丹等人一道去北大，找到正在开高自联会议的高自联主要成员，邀请他们派人参加晚上在北大召开的新组织成立大会。
晚上7点左右，在北大的一个草坪上，由高自联的主要成员，如王丹、王超华等人，同“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外高联）的代表，协商成立新组织。我主持会议。
我先请王军涛、包遵信、王丹、王超华等人分别发表意见。我随后向大家讲明成立新组织的意义，那就是要统一组织天安门示威活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学生撤出广场，避免被军队镇压。
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后，基本同意联合。但是，外高联的代表华夏等人坚持要求同高自联平反经费，
就是要高自联将募集的捐款分给外高联一半。外高连坚持要先拿钱，才同意成立新组织。
看到这些外高联成员是钱迷心窍，我立即感觉没办法在一两天内成立这种更有权威的组织。至此，我认定已经没有机会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和平撤出广场了。此后我便不再尝试撤出广场的努力。
Spengler @Spengle28144966：我觉得你想多了。城市街头运动，基本上都没啥好结果，内部通常都一团乱，因为，街头运动所涌现的组织，都没有现实的利益基础，用老话说，就是没有阶级基础。所以，光靠一帮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搞团结，完全就是不可能形成正式的政党组织。苏东坡那是因为党内分裂，走向街头，因而是党派斗争…
刘刚：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到1989年5月底，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大多数是外地学生，本地学生都已经疲劳了，大多都会回家或回学校休息、睡觉。外地来的学生起初是来声援北京的示威，但更多的是借机去北京免费旅游，他们吃住都是在广场免费。这些外地学生不愿意撤出广场，主要是他们没有吃住的去处。
我在联席会议上多次向大家说明这些情况，经过将近一个礼拜的说法，才使得一部分人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我撤出广场的方案。
在5月30日那天的会议上，我的方案就是组织一次环城大游行，有天安门广场出发，但目的地却是各个高校，不同省市的学生都被安排进驻相应的大学，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
一旦学生撤出广场后，我已经安排纠察总指挥张伦组织纠察队拆除天安门的广播站及各个帐篷。
只是柴玲故意没有宣布来自各地的学生进驻相应学校的方案，外地学生才不同意撤出广场。柴玲和李录破坏了这次撤出广场方案。
6. 四次会议，胜败平分秋色
就上面讲述的我所发起和主持的4次会议，前两次圆满成功，这是得天安门民主运动变得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使得示威活动能放能收，不仅能百万人上街游行，而且能按计划撤回校园。
后两次会议则是着眼于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被军队屠杀。这两次会议的目的和方略都是好的，但没有如愿实现目标。
如果也能象前两次会议那样成功和顺利，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可能会避免，天安门学生运动就能转成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能够同共产党抗衡的反对党，并能发起真正的反抗运动。
现在回忆起来，前两次会议的成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外，我就没想到那两次会议就能造出一个89民运的核心组织以及89民运的最具榜样的大示威。而后两次的会议的不成功则是我意料之中的。
刘刚
202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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