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曾经被中共高调捧为反共义士。趁高瞻夫妇回国时，中共高瞻关入中国监狱。害得美国国会为营救高瞻开了好多次国会听证会。结果，高瞻回到美国后，被揭露为中共间谍，夫妇双双被FBI逮捕并判刑。
现今，胡平又出来为陈光诚帮忙，想来是将陈光诚送上高瞻的老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观看陈光诚这幕大戏时，请大家不要忘记高瞻的故事。
下图是高瞻在听证会上。
下图：在美国政府的全力营救下，2001年7月27日，高瞻一家三口重返美国。
有谁还记得当年那部法国电影《蛇》吗？中共目前演的几出戏已经远远高出当年克格勃的水准了。
中共目前的策略是将它所有的反对派都打造成他们自己的人，让他们自己的人来充斥自己敌人的队伍。这就同足球比赛一样，中共将对方的11名成员都换成是中共党员。那中共还有不赢的道理吗？
按照周永康的计划，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将全部由中共的人包揽。那还不容易嘛？不就是个苦肉计嘛！
法国电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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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就号召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要力争进入美国使领馆寻求政治庇护。我曾号召艾未未家属这样做，号召薄熙来去避难，号召所有的冤民访民强闯美国使馆，甚至还号召胡锦涛、习近平等等中共高官尽早前往美国使馆寻求正庇护。如今，王立军、陈光诚都纷纷前往美国领事馆避难。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梦寐以求的。但愿有更多的中国人步王立军和陈光诚的后尘，强闯美国使领馆，即便是中共国安导演的《潜伏》戏，或是《奇袭白虎团》，或是《深入虎穴》《敌营十八年》《智取美利坚》，我也举双手欢迎。我们要让他们有来无还。
当高瞻被美国判处五年徒刑后，胡平还发文为高瞻声辩。见附录1. 望胡平将来也能拿这篇文章为陈光诚一辩。
刘刚
201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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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是“人權英雄為中共當間諜”嗎？——簡評高瞻案
胡平︰
CBS報道高瞻案件，標題是“人權英雄為中共當間諜”。這就好比說“和尚有了兒子”。一般人自然會理解成一個具有和尚身份的人去搞女人生孩子。那當然是佛門一大丑聞了。但事實是，這個人結婚生孩子在先，出家當和尚在後；例如賈寶玉。
我佛慈悲，普渡眾生，來者不誤，不搞政審不查三代。就算你犯有前科，佛並不會拒絕你。你先前的錯歸先前的錯，該罰的就該罰，佛不會包庇任何人；與此同時，該做的還是該做，佛也不會拋棄任何人。一清二楚，如此而已。
據一些媒體說，有人懷疑中共當初逮捕高瞻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其目的在于把高瞻塑造成一個暴政受害者的形象，以便于回到美國後繼續從事間諜活動；或者是迷惑美國政府，掩蓋高瞻在美國的間諜身份，阻止對其間諜活動的進一步調查。然而，這種假設卻經不住起碼的分析推敲。
不錯，當高瞻以中共暴政受害者的形象回到美國，成為知名人士，美國社會對她深表同情。但是，高瞻畢竟是以“台諜”而非以“人權斗士”的罪名被抓被判的，別人只是把她看成暴政的受害者而不是因此就看成人權英雄，因此她獲得的聲譽以及由此聲譽帶來的好處是有限的。
再說，“間諜”這種罪名很討厭，雖然共產黨素以栽贓陷害而聞名，事後它又沒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罪證，但不少人恐怕還是會暗中嘀咕－－“無風不起浪，她大概總是做過什麼不光明正大的事情吧。”這對于高瞻贏得別人的充分信任不是沒有損害的。
另外，盡人皆知，對于一個從事秘密工作的人來說，變得大名鼎鼎了反而弊大于利，因為那使你的一舉一動更受公眾關注（不論是善意的還是非善意的），你的私密活動空間變得更小。除非這種出名能幫助你打入敵人心髒，得以接觸到那些常人接觸不到的機密材料；但是，高瞻的出名顯然沒有、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目的。
如果高瞻果真是中共間諜，中共發覺高瞻已經被美方調查，為了掩蓋這一間諜活動，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高瞻留在大陸。第一、高瞻人不在美國，這案子就成了無頭案，美方只好不了了之。第二、就算美方在別人缺席的情況下查清此案，找中國政府交涉。中方很可以表示它對此事一無所知，堅稱這只是高瞻個人和中國一家民用公司的商業活動，與政府無關。到頭來頂多是罰款了事。第三、如果美方提出要引渡高瞻，中方可以說，高瞻犯有間諜罪，正在我們這里服刑呢。美方為之奈何？畢竟，中共並不是你美國呼吁誰我們就放誰的。被扣上間諜罪名的華棣、徐澤榮等，雖然也有國際社會的廣泛呼吁，不是至今仍被關押在中國嗎？
假如高瞻真是中共間諜，那麼，中共把高瞻放回美國，風險就太大了。第一、就算這一抓一放把美國人搞糊涂了，停下了已經著手進行的調查，但是，這種遲疑不會長久，接下來美方仍然會繼續調查。第二、既然高瞻身在美國，調查可以進展得更順利。第三、最糟糕的是，美方既然把一個中共間諜扣在自己手里，它就可以從中榨取出更多的反間諜情報。如此一來，中共豈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筆者對電腦高科技是外行，對高瞻賣給大陸的電腦晶片的性能沒有發言權。只是我從《華盛頓郵報》（11月28日）上讀到一段話。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國防問題專家佛蘭肯斯坦（John Frankenstein）提出疑問︰“中國已經有門路得到更新的晶片技術，中國為什麼還要這些過時的晶片？”他認為中國沒有必要要進口這種晶片。
高瞻出售禁運品和隱瞞所得，這兩條犯法事實應無疑義。從已公布的材料和情理上推測，指其為中共間諜是站不住腳的。至于她在被放回美國後積極參加人權活動和發表批評中共專制的文章，理當繼續受到鼓勵。
【附錄2】～～～～～～～～～～～～～～～～～～～～～
美國移民局︰高瞻將被遣返回中國.
2005年5月6日22:7:50(京港台時間).
多維社記者歐桑編譯報導／紐約時報5月6日刊出記者埃克荷姆（Erik Eckholm）的報導稱，在2001年的時候，原籍江甦的高瞻被像一個英雄般從中國的監獄接回她在弗吉尼亞州的家。她曾經是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國際事務學院任研究員，有美國永久居留身份，2001年2月11日，高瞻和她的丈夫薛東華及五歲的兒子安德魯回國探親後準備搭機返美時，在北京機場被當地警方拘捕。
在被審訊並被拘留了26天之後，薛東華和安德魯于3月8日獲釋返美，但高瞻仍一直被關押，並不被允許和家人聯絡。同年4月2日，高瞻被控犯有“間諜犯罪行為”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正式逮捕。7月24日，高瞻以接受台灣間諜組織的任務，為其收集情報，犯間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由于當年只有5歲的安德魯也被迫在中國“拘留”了26天，整個案子更在當時煽動了“憤怒”的情緒。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公開表達了對高瞻一案的憤慨，不少國會的議員也紛紛呼吁盡快釋放高瞻。似乎為了平息“眾怒”，2001年7月26日，高瞻獲準保外就醫，被遣返美國。然而，事件並沒有從此平息。高瞻和她的丈夫相繼被聯邦法庭判處罪行。時至今日，這個家庭再次陷入了困境，夫婦兩人分別被以非法輸出高科技軍用品罪和違反納稅法等罪行審判，他們孩子的監護權又不知道要落在什麼人的手里。
高瞻已經在聯邦監獄里服刑7個月，罪名是向中國非法輸出高科技的軍用品。現在，她被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罪名而勒令遣返。她的丈夫、擁有美國公民身份的薛東華被判處從5月23日開始服刑12個月，理由相當簡單，她妻子非法輸出所得並沒有繳納稅款。他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不知道孩子將交給誰去撫養。在2001年曾經為高瞻一案盡心盡力的律師科恩（Jerome Cohen）說，“這實在是一件太沒有人性的事情了！”
科恩認為，即使這夫婦二人確實犯有重罪，也不該被判處這麼嚴重的罪行。而美國移民局和海關執行部門的新聞發言人鮑德（Dean Boyd）卻表示對于高瞻的案子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冤枉”的地方，“她承認犯下了重罪，向和中國軍方有聯系的機構出口敏感的電子設備。”科恩強調稱，“她不是美國公民，像這樣的情況下她是必須要被遣返的。”即使當中國方面于2001年將高瞻拘留的時候，美國這邊也從來沒有停止對她非法輸出罪行的指控，據稱，她一直是在進行社會研究的同時進行非法輸出的。
2002年，在足夠證據的支持下，高瞻為減刑開始和FBI合作。而她的丈夫被同時以違反納稅法而判罪。由于必須有一名家長監護他們的孩子，他的丈夫被允許直到妻子服刑完畢再開始服刑。但是，高瞻卻始終沒能回家。當她的刑期在4月5日結束後，美國移民機構再次將她拘留。而由于從法律上來講高瞻的服刑已經告一段落，所以她的丈夫亦開始服刑。美國司法機構由于高瞻曾和FBI合作的理由而請求美國移民機構不要將高瞻遣返，鮑德寫道，“這只是一個勸告，她應該有一個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但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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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胡平写陈光诚
对陈光诚事件的几点分析
胡平
陈光诚事件令人揪心不已。
我重申，绝对尊重陈光诚本人的意愿，尊重他的选择。
我无意劝告陈光诚接受我认为最好的选项，我只是提出我的分析，尽可能客观地说明目前的事态，分析不同的选择可能导致哪些后果。
（一）
如果陈光诚要求出国，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据说在中美双方谈判之初，中方谈判者就声称陈光诚的“唯一出路是出国”。
但如果陈光诚要求全家一道出国，中方可能未必马上答应。据孔杰荣教授说，中方一开始就提出，只同意一人出国，不同意全家一道出国。
按理说，既然中方都同意陈光诚出国了，那又何苦不让他的家人出国呢？当年一大批六四通缉犯以偷渡的方式出了国，一两年后，中方尚且允许他们的家人出国，那又何苦不让陈光诚的家人出国呢？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一旦陈光诚出了国，那么，他的家人也会允许出国，只是有可能要费些周折，等一些日子而已。总之，如果陈光诚要求全家出国，我以为是可能实现的。
如果选择出国，陈一家就得到了自由和安全。流亡生活固然不易，但相比于陈一家原来的状态总要好得多，孩子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美国对残疾人有很好的福利，陈光诚上过中医药学院，会针灸推拿，在美国也用得上。
《华盛顿邮报》说的不错，流亡美国会大幅降低陈光诚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在美国也是能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做些事的，但能做的不多。由于陈光诚以往熟悉和关注的领域比较窄，所以他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恐怕比别的很多流亡者要小。
再有，如果选择出来了，那就要有回不去的思想准备。估计当局不会给陈有效护照，因此陈无法效仿冯正虎。
流亡会降低对国内的影响力，主要是指道义的影响力，人格的影响力；而这是很多异议人士－－依我看也包括陈光诚－－的主要力量所在。这种道义的、人格的影响力是靠着多年承受艰险苦难才积累而成的，让它流失毕竟是很遗憾的。
（二）
如果陈光诚选择留在国内，那有很大的意义，也有很大的危险。
有人说，在国内也做不了什么事，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坚持自己理念的人来说，坚守国内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那本身就是在成就道德英雄，在成就崇高的人格，在积累中国人权民主事业宝贵的道义资源。再说，你总还能做点事。同样的事，在国内做就比在海外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意义要大得多。
留在国内，意义大，危险也大。不过我认为，在经历了这次逃离东师古和进入大使馆等一系列事件后，陈光诚面临的危险要比以前小，而且小很多。
在共产专制下的中国，一个长期坚持表达异议的人，必定处于某种危险之中。
要去除这种危险，得到有把握的安全，唯有两途：要么放弃，要么出国。
在既不放弃又没出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考虑，在什么情况下，危险会小一点，安全会多一点。
一般来说，这取决于以下五点：
1、媒体关注程度。海外媒体自不待言，现在，连中共官方媒体也提到陈光诚，虽然其目的在于损害陈光诚的形象，但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他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这就使陈光诚人间蒸发变得更不容易，反而增加了安全系数。
2、国际社会关注程度。这次对陈的高度聚焦，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3、最高当局负多大程度的责任。过去，陈光诚在小小的东师古，就算被打死了，中央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地方，找两个临时工顶罪。现在就不一样了，今后陈光诚有三长两短，人们都知道责任就在你中央。专制者擅长假手他人做坏事，一旦要他自己直接负责，他就会有所忌惮。
4、如今，能对中共有所约束的也就只有美国了。这次事件使美国深卷其中，希拉里，乃至奥巴马都出来做担保。其他异议人士受到迫害，能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发条新闻就算不错了，大不了国务院发言人出来说两句；今后陈光诚若出了事，非逼得希拉里亲自出面说话不行。眼下正是总统大选，两党都不敢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不像样子，否则会损害自己。
5、中共当局也明白，如果在这件事上公然违反承诺，等于搧奥巴马民主党政府耳光，等于帮罗姆尼助选，只会强化美国政界对华的鹰派势力，从而给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再加上薄熙来案件，对周永康一派里多少总有所削弱，因而也增加了有利的因素。
以上五点，这一次都凑齐了，而且都发挥到很高很高的程度。作为一个个案，这是十几二十年来最有利的一次。虽然它和我们的理想（结束一党专制，实现自由民主）还有很大距离，但现实地讲，已经是在目前情况下相对很好很好的了。
（三）
陈光诚要做怎样的选择是他的事，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对事态、对形势、对各方博弈的结果怎样解读怎样评判，是我们大家的事。
我们明明赢了一分，你不应说是输了；陈光诚明明是比原来更安全了，你不应说是更危险了；美国明明帮了忙，而且帮得很好，你不应说是出卖。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成功当成了失败，然后努力去做相反的事以图改变它，那倒很有可能使到手的成功流失或者是减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7期 2012年5月3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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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胡平写高瞻
2001年9月号-封面主题：李少民、高瞻间谍案件真相 胡平简介 胡平文章检索
高瞻访谈录........................胡平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1/75/2003724220943.htm
曾经喧闹一时的所谓“台谍”案主角之一高瞻，七月二十四日被中共重判十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旋即又被以“保外就医”名目於七月二十六日释放回美国
。本刊主编胡平先生采访了现居华盛顿的高瞻女士。高瞻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控诉了中国当局对她的残酷迫害。以下“胡”代表胡平；“高”代表高瞻。
胡：首先祝贺你平安回来。
高：谢谢
胡：我想，被中共羁押的这五个多月的经历，在你过去岁月里一定是绝无仅有了
。
高：这完全是没有想到的。
胡：你能否讲一讲这次被抓的经历？
高：这次我与我丈夫和孩子是回家过年，纯粹的过年，并没有带什麽学术项目。
还有一个附带的因素，是想回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找到一份教职工作。但主要
的原因还是回去过年。所以，有些媒体说我回去进行学术研究，那是不太准确的。
一、机场被捕，形同绑架
胡：你是在北京飞机场被抓的吧？
高：对。今年二月十一日，我们当时在北京机场正准备出境，过海关时被进行了
彻底的检查。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对搜查本身我是极度的反感。我
向他们提出了抗议，但他们不理睬，连小孩的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我就问他们“
你们到底要找什麽？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没有”，他们也不理我，然後搜查完了。
我们正准备去西北航空公司的登机台，在离柜台十几步的地方，又给拦截下来了。
他们很清楚地叫出我的姓“高小姐，我们有事要跟你谈一下”，我问“你们是谁”
？他们回答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周围站了有二、三十个人，有的朝我们处
看，有的朝别处看，但显然不是乘客。所以，我就问“我今天还走不走了”？便衣
回答说“今天不走了”！
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行李车也被他们推走了。我们跟随他们从二楼到
了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先要薛东华出去，薛东华从门边退回来说“我们一家三
口一定要在一起”。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说“薛先生，我们先礼後兵”！我有一种非
常奇怪的感觉，他们怎麽连我丈夫姓什麽都清楚？看来对我们做过一番研究了。薛
东华沉默了一番，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们先走了。
胡：那孩子呢？
高：孩子当时在我手上，我的右手牵着我的孩子。他目睹了这一切，他一直冷静
地看着发展的事，我当时由於混乱，并没有时间注意他的表情，但是他并没哭，他
是被强行与我分开後，单独被带到另外车里时才哭的。这是我释放回来以後，孩子
告诉我的。薛东华被遣走了以後，他们把我与孩子带到了一个车子跟前，他们对我
说要把孩子带走，我说“不行，孩子与我不能分开”。他们用同样威胁薛东华的话
说“我们先礼後兵”，我没有理睬他们，对峙了四、五分钟後，他们把小孩从我的
手上抢走。然後，他们把我推上了车子，里面已经坐着两个女警察，强行推上车後
，她们就给我戴上一付墨黑的眼镜，外面什麽也看不见了。开了大约四十分钟至一
小时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我发现这是一个别墅区，应该是北京郊区，但我到现
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地。那里周围有十几幢三层楼的西式别墅，中间还夹着一、两
幢办公大楼，我估计是他们安全厅办案的什麽特别的地方。他们看守我的人至今也
没透露这到底是个什麽地方。
二、折磨家人 毫无人性
胡：你父母亲他们是什麽时候才了解到这个事情的？
高：我们刚被关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多次请求他们一定要让我
打个电话回去，给我西安的婆家与南京的娘家报个平安，因为这是我们每次旅行完
的惯例。我请求他们，即便我撒一个谎，就说我们已经回到了美国，报个平安，让
他们安心。可是他们绝对不允许我们打电话。
我回来以後，得知家里人是我们“失踪”第四天开始大规模地寻找我们。起
初他们打了无数的电话，我哥哥发紧急的伊妹儿，但都杳无音讯，他们就开始非常
紧张与害怕，其实当时薛东华的电脑也被他们搜去。在第五天的时候，即二月十六
日的时候，有个奇怪的电话打到我哥哥的工作单位，那个人自称是“从黑龙江”打
来的，看来他是从截取的电脑里发现我哥哥的线索。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
高的？你们这里是什麽单位”？当时我哥哥他们已经铺天盖地在找我们，他们单位
里的人也知道我们下落不明的消息，因此非常警惕地问对方“你是那里”？但那人
除了说是黑龙江以外，就什麽也不肯细讲了。可据说听口音是北京的，办公室的人
说“他不在”，然後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洛阳出差的我哥哥。我哥哥立刻汇
合薛东华的家人，当时薛东华家人也正在设法找我们，陕西省成立了一个要案专案
组，他们报案了，中国现在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出来後得知，我的所有中外朋友一致猜测，我们是被中国的黑势力绑架了
，甚至已经遇害了等等。我的公公、婆婆每天都在失声痛哭之中，我的父亲心脏病
发作，已经几次送医院急诊抢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事发时美
国这边的星期一，这是我丈夫复职上班的日子，在星期六即我们出发前一天，他还
发伊妹儿给他的经理，说他会准时上班，绝没有问题的。薛东华同一个公司的同事
也是朋友，在美国时间星期天即二月十一日去机场接我们，但是意外地却没有接到
，事後又得不到我们任何的信息，他就不停地往中国我们的家里打电话，连续四天
往中国打电话，但却没有我们的任何消息，汇合了我们当地的朋友，大家一致认为
我们遭到了不测。薛东华的公司也得知了这个情况，也积极进行找人。薛东华的公
司是全球性的大公司，就发起了全世界范围之内的搜寻工作，北京的分公司也得到
消息，竭尽全力地寻找我们。
胡：那麽是如何得知你们被国安局扣押的消息呢？
高：薛东华的姐姐与我的哥哥，他们到了北京去找我们。他们自然去北京市公安
局查讯，对方起初说“不知道”，然後也答应帮助找。让我哥他们在当时我们曾住
宿过的“长福宫”附近派出所报案。家里通过一个北京的朋友，首先得知我们被扣
押在安全局里的，他用什麽渠道打听到的消息他自然不便告诉我们。北京市公安局
这时才告诉我哥哥他们，你们不要找了，你们回去吧，人在国安局里。
胡：那很长时间都没有履行正式手续通知家人喽？
高：绝对没有，我们的美国律师告诉我们，即便是依照中国法律，这也是违法的
。
胡：是的，上次宋永毅也谈到了这个情况。这就特别令人匪夷所思。堂堂正正算
是个政府，既便是抓错了人，通知家人也是很正常的，这并不妨碍事情的进行。不
予通知，让家人操心成这样。
高：对，这其实就是“绑架”。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非常痛
苦。但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国家安全局所抓这个痛苦的事实，当家人听说“人在国
安局”这个消息後，反而一块石头落了地，“人没死呀，还活着”。
胡：也许他们就故意要造成这样的效果。与先前那种已遇害的可怕悬念相比，被
抓本身倒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可他们这种恶劣似乎已经完全超出了必要。
高：当时用这种方法，也确实是为了折磨我们的心理。他们审讯薛东华、也审讯
我。我跟他们多次讲，让我给家人报个平安、撒个谎，我的家人听不到我们的消息
会受不了，我的父亲心脏病非常厉害。我想他们就是折磨我们，逼迫我们赶紧讲出
“真情”，用家人的着急来折磨我们。他们完全是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胡：对，他们实在是太恶劣了。
高：他们不但违法，还没有人性。
胡：关押那麽久，你大约到了什麽时候才比较清楚，你最终会被放回美国的？
高：说句老实话，我到被判的那天，都不太肯定。那麽久的关押期间，我只见过
两次律师，一次是七月十号，被关押五个月後第一次见律师，而律师慑於中国政府
的压力，只一般地讲了一下薛东华在外面为我呼吁所进行的事情。而且中国当局给
我的印象是“无论外面怎麽闹腾，我们里面不会受干扰的”。直到开庭的前一天，
我第二次见律师时，他跟我说“我们现在有计划给你做保外就医，但是我们一点把
握都没有”。所以我听到被判十年後，情绪非常激动，我觉得这非常的残忍，太残
忍了。他们指控我的“罪状”是莫须有的，既便退一万步说“成立”的话，也不至
於判那麽久。当时我还非常气愤。在听到律师“批准保外就医”的消息前的一百六
十多天羁押期间，我一点都无法确定我会离开中国的监狱，我没有信心我会在有一
天里释放而重获自由。
三、有两件事对我压力最大
胡：过去的一百六十多天内，你觉得精神上最大的压力或者感情上最痛苦的事是
什麽？
高：我觉得有两件事对我压力特别大。
他们在多次审讯当中，问我与国外间谍组织的接触，他们多次要我承认我是
“军情局”即“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问我什麽时候参加这个组织的？什麽
时候填的表？化名是什麽？他们反复问我这些事，我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就怕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这些罪名，迫我“供认不讳”。後来我被逼得没有办
法，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哪怕给我拉去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我也绝对不会承认这
个，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所谓的国外间谍组织，也没有受过任何所谓的特务
训练，也没有填过什麽表格，对他们这些荒唐指控，我既恐惧，又愤怒，而且心理
上的负担非常重。害怕他们就用这些各种各样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而外界根本
不知道。这是在我心理上造成的最痛苦、压力最大的事。要知道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的“指控”。他们化了很长的时间，在每一个审讯过程中，他们都仔细地问、拚命
地问这些同样的问题。有几次他们还斥责我“你态度很不老实，你头都碰了南墙了
，还不回头？你不为你後半生着想”！他们就用这样的语言来威胁我，我不可能承
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喝斥我回到关押的房间里，让我好好反省。
有些时候，他们装着很气愤的样子退出审讯室，却把我一个人关在审讯室里好几个
小时，也让我“好好反省”。过两个小时又回来，问我“想好了没有”？就这样，
完全是逼供。我没有做过的事，我绝对不会承认。
另外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我被强行跟我的丈夫与孩子分开。我与我丈夫
的感情非常好，与我的孩子的感情也非常好。所以，被诬陷指控的痛苦与不让见到
亲人的痛苦，这两者痛苦是平行的。他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肯定用同样
逼供的方法来对付我的丈夫。想到这些，我就会更加痛苦。因为我的丈夫根本不关
心政治，也不关心时事，也从不参加这些活动，他是一个计算机工程师。我就害怕
他们会威胁我的丈夫、伤害我的小孩，我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我现在还经常做这样
的恶梦。我在“美国之音”的采访节目里也告诉他们，我现在经常做那种要半夜尖
叫惊吓的梦。我不记得我与我丈夫结婚十四年以来，几时做过这样恐怖的梦。
四、所谓“指控”，所谓“机密”
胡：以你的角度看，他们是根据什麽样的理由来指控你的呢？
高：起初我一点都不知情。他们跟我讲“我们已经了解了你的很多情况，你要如
实交待”。我说“我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我做了很多事情，你们要听哪方面呢”
？他们说“你不要跟我们耍滑头”，他们是想叫我自己讲。我说“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他们就说“那就讲讲你怎麽去的台湾”。我从被关押的第
三天起，心中就有数，他们找我可能与台湾有关。
他们让我详细说清楚两次去台湾的成行之因以及到台後每一天的活动。还问
我“你都拿了什麽东西给台湾的敌特机构”？我说，我除了做我自己的研究，从来
没有跟什麽敌特机构有联系，我在台湾期间，从来没有单独行动过，也没有脱离团
队单独见过什麽人，我在台湾没有认识的人。他们又问我在留美政治学会起的什麽
作用？然後，他们就问到我与其它人的关系，如李少民等。我自己定位，他们抓我
，是想通过我了解一些事情，而且他们後来问得就越来越广，比如在美国的民运的
情况，也包括问到你胡平先生。因为我的笔记本上有一些人的联系电话。问到“美
国之音”、问到“自由亚洲电台”、问到“三民主义大同盟”，他们还问我“你跟
台湾的交往当中起到什麽作用”？我说“我觉得起到一个使者的作用”，他们就冷
笑“哼，你还‘使者’呢，对，你确实是使者，你是传递信息的使者”。其实，我
并不怕他们，我知道，他们拚命想问我这些人与组织的关系。我心里很坦荡，我从
来没有参加什麽间谍组织、什麽敌特机构、拿过什麽经费、受过什麽训练。审讯到
第五、六个星期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想要了解什麽，他们把我当做一个突
破口。
至於为什麽抓到我？我听说他们有一个三百人的黑名单，谁提供给他们的，
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哪些人受过邀请，去过台湾，他们一定有这样的名单。
像我不止去过一次台湾，而且在“政治学会”里又有长时间的任职，在美国居住那
麽久，而且又居住在华盛顿这个敏感的城市，这是“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
”的大本营呀！他们一定认为我知道很多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我被抓的直接原因
。他们抓我是将我当成能够提供给他们什麽“情报”的人，我并不害怕他们。
他们拿出一些材料让我指证，“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拿的”？我就非常坦然地
告诉他们，“这是我拿的，那是我拿的”，我非常坦然。第一、我拿的时候，上面
没有什麽“机密”、“保密”的字样，也没有“内部材料”的标记。我说，这些材
料即便是到了现在，我还不认为是“国家机密”，你们认为是国家机密，那是你们
的事。他们说“别说这些文章，连八十年代白菜的价钱都是国家机密”，我说“噢
，要是你们这样说，那我确实拿了国家机密了”，因为“国家机密”竟然可以是白
菜的价钱。他们对外说我已经是“供认不讳”了。我到法庭上都承认说“对，所指
控被拿的有些文章，我确实拿了，我是用来作研究用的，但是它们不是国家机密，
是用来写我的文章的资料，我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你们都看得懂”。
胡：这其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
高：後来更加可笑的是，检察官告诉我“你如果把《人民日报》拿出去，交给我
们认为的敌特机构、间谍机构，我们也可以以间谍罪控告你”。那这个间谍罪等於
是一个大网，只要撒下去，每一个与境外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被网进来，或者连跟境
外打电话的人都可以网进来。我的逮捕证不是要家里人签字吗，我请求他们不要发
到我南京的家里，因为我的父亲身体不好，我并不知道社会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家里人早就已经知道。我让他们发给我美国的丈夫处，但他们根本不理我，他们通
过江苏省安全厅两位干警到了我们家，让我们家人签字，我哥哥签字後将逮捕证传
真给了美国的薛东华。结果那两个人又来我们家了，因为薛东华将我的逮捕证公布
给媒体了。他们说“你们不能把我们的逮捕证传真到国外，因为逮捕证也是国家机
密”，你看他们已经到了多麽可笑到地步？连逮捕我的证都成了“国家机密”。
胡：而且是传给薛东华呀？！
高：薛东华是我丈夫呀。
胡：太荒唐了。
高：现在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他们相信我“一定有什麽事，才被抓的”。
我也懒得去澄清。但是我觉得在必要的时候，我应该写一篇文章，告诉他们什麽是
“国家机密”，让他们自己也小心一点。
胡：对！
高：告诫那些往外带书的人要分外小心，因为任何一个有文字印刷的东西，很有
可能被界定为“国家机密”。这个自己不亲自去体察，是不知道的。
五、拘押期间的生活
胡：你被拘押的时候，生活情况怎麽样？
高：前几个星期，即所谓的“监视居住”时期，应该说还可以，饭食据说吃得跟
他们一样，每天有两个饭盒拿到我的房间里，在七个星期里，我是不被允许下楼的
。我经常要求下楼一会，但他们不允许我。被转到北京市看守所里，情况就很不一
样了。睡觉是在一个很大的木板上，房间大约二十多个平方米，地是麻石装饰的，
墙是一种混合板好像是塑料的，反正不是水泥。据我的同监室的人说，这是怕自杀
撞墙所特别设计的。厕所设备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那种。饭食是很差的，每天都
是一个菜，炖洋葱、炖黄瓜、炖大蒜头，然後“五一”节的时候给我们开了斋，吃
了一顿肉，平时每个星期大约一次在饭菜里有点肉，但能吃饱。我被多次提醒他们
已经“很照顾”我了，并且已经“很特殊”了，这是看守所领导告诉我的。其中最
大的一个照顾就是开了“中国看守所先河的照顾”——允许我在监室里戴眼镜。这
是我斗争了一个星期的结果。我一进去就哇哇叫，每天跟他们吵、哭闹，说我一定
要戴眼镜，因为监室里很昏暗，我需要看一点书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我是高度
近视眼，不戴眼镜就根本不行。到了第七天，他们一位领导说“经过研究，我们决
定同意给你戴眼镜，但白天戴，晚上睡觉收回去”，这被认为是“开了中国看守所
的先例了”。还有，进去後我要求晚上要用热水洗脸、擦身子，他们也同意了，据
说也是“开了先河”。所以说他们对我还算是客气。领导是如此，但下面的小看守
，有的对我的态度却非常凶。
六、曲炜是非常无辜的
胡：真不容易。曲炜因你与李少民案所牵连，被重判十三年，你对此事如何看法
呢？
高：我了解到曲炜是在我被抓之後被抓的。他是我长期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学
人。他当兵十七年，在空军指挥学院的马列教研室教书，当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
学。他自己发展了一个领域，研究“人格学”，还发了一百多篇文章和一本书。他
是一个学者，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的干部，在九三年的时候他被平调到台联。这完
全是一个偶然，他调到台联，或者我做台湾研究，都没有事先计划好的。他到了台
联以後，是负责新闻的中级干部，被抓的时候可能是处级干部。
曲炜写了关於两岸问题的很多文章，他的文章观点都比较左，大都是批评台
湾及台湾官员的。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他平时在台联装成很左的样子，其实他确实很
左。共产党把他打成十几年前就参加台湾间谍组织，并混进台联内部进行间谍活动
，这完全是造谣诬蔑！曲炜是一个对政府非常忠诚的人，当我跟他讨论台湾问题时
，一涉及到敏感问题，他马上就很严厉地斥责我，说“做为一个学者，你不要讲这
些话”。比如九六年军事演习，我出於好奇问他，他就说“我们不要关心这种事”
，按中国的标准来说，其实曲炜是行得很正，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而他因为认识我
，也认识李少民，就被很冤枉地卷进这个案子，而且被判得如此重。他是非常无辜
的一个人。
胡：真是，他就是身份与你不一样啊！
高：我跟我的审讯人说，如果我加入了间谍组织，我哪有那麽傻？为了保护自己
，我早就应该把公民拿到手，我也早就应该为曲玮想到後路，都是多年的朋友。包
括李少民自己也那麽说，如果他是特务，他就不会进进出出那麽多次。李少民还至
少给自己办好了身份，且九五年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其实我早就可以成为公民而去
宣誓，说明我心里也是坦荡荡，我认为自己没有被判罪的任何理由与行为，所以我
才那麽自如地出入中国。
胡：包括我，以及与你接触过、打过交道的人，都不相信中国政府的指控。这是
一件太明显、太简单的事。
高：就像他们把民运人士抓起来当“嫖娼”者处理，把学人抓起来当“间谍”处
理，也就是什麽水脏，就往你头上泼；什麽标签坏，就往你身上贴，把你搞臭搞脏
，这是他们一惯的伎俩。
胡：这个间谍，就相当於当年文化革命时，说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嘛
。首先这个罪名扣在谁身上都行得通；其次不需要向公众交待解释。说你恶毒攻击
伟大领袖毛主席，问“你说了什麽”？还能说吗？那不成了扩散“恶毒攻击”的话
了？你这个间谍罪，既然是间谍，就涉及到国家机密，不能说。这也是扣在谁身上
都行，而且也不需要向公众交待。
高：对！
七、最可恶的後果
胡：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关押期间感到紧张，就是因为强加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
名。虽然共产党信誉很差，信的人不见得会很多，但半信半疑的人却很多。
高：对，实际情形就是这样！
胡：其实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这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现在你人出来了，
其实对那些半信半疑的人“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你曾被投到牢里而又判了刑
，这已经达到了目的，有很多人就不敢对你有正常的接触了。
高：这对於我的後半生来说，确实已经造成一个非常恶劣的後果。
胡：是的，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个後果，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怎麽没有
抓我呢，偏就抓的是你呢”？
高：王小波写得一篇《沉默的大多数》，讲的是这种现象。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
上，你无法体会。
胡：“怎麽不抓我”？他就忘了当他被抓了，别人也会这样想。这个事情他永远
可以这样推论！
高：对！发生在邻居身上，你都不会觉得那麽的危险。共产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
抓起来，所以大多数人还会持怀疑态度，包括对我。我觉得中国有句老话“树正不
怕影子邪”，我不会向每一个人去解释，我一解释，好像真有什麽事了。
胡：我相信跟你接触的人都是了解你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世界很大，大多
数人都是间接地知道你的情况，有些人由於社会阅历不足，对你有非议，你也不必
放在心上。
高：不会的。
八、终生难忘的心理创伤
胡：你也应该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有正义感的。很多人都在关心你。
高：对！我出来後知道了，我非常感动。
胡：我多次跟薛东华提起，是否让你儿子给你打个电话，传递一下有很多人在关
心着你的讯息，这样会给你增添很多生活的信心，知道这个世界没有遗忘你，都在
关心着你，为你呼吁！
高：他们每次审讯我时，我总是问，薛东华有没有联系过我？他们为了磨灭我的
意志，就是不告诉我外界的情况，他们要让我绝望。其实我丈夫经常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绝对不透给我一个字，就是想把我折磨到精神崩溃的地步。
胡：这是最可恶的事。法治的社会，不管发生了什麽事，你可以找律师、通知你
的家人，你甚至可以接受媒体的访问，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即便把你关起来，你与
整个世界还是有联系的。而在中国，整个世界就与你毫不相关了，与世界处於隔绝
的地步。
高：里面完全丧失了自由，对外界一点也不了解了。
胡：在里面有很强的无助感。
高：我当时还有一种很强的感觉，他们传递给我的信息就是“即使我们放了你，
你的生命也完结了”。我说“我有工作、有孩子，我已经讲清楚了，赶快放我回去
”。他们用很嘲笑地口吻“你还想回去？我们只要一关了什麽人，就相当於活死人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这点对我的心理造成很大压力，非常摧毁人的意志。起初
几个星期，我还比较乐观。他们告诉我说“你只要讲清楚，就可以走了”，我就按
他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哪一年去的台湾，怎麽样怎麽样地。这不是什麽秘密，我去台
湾逢人便讲，这不是什麽隐蔽的事。还有“政治学会”的事情。我说“政治学会有
一个网页，不需要我交待，你们都可以公开上网可以看”。老也不放人，老也不放
人，我就越来越不安起来。当三月份时问我填表什麽的，我开始害怕了，我就想“
我要走不了啦，他们硬要加给我罪名了”。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麽，根据父辈在
文革中的经历，他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天夜里审讯我到半夜两点多，我回
去以後，就不能睡觉，心脏病发了，心跳得非常厉害，我非常害怕，我想我完了，
我出不去了，那是最恐怖的一个夜晚。不是为自己所谓的“罪行”恐怖，而是为他
们的手段而恐怖。
胡：现在总算好了，这五个多月的经历真是太不寻常了。
高：我觉得他们在我心理上造成的伤害，会跟我一辈子的。再说曲玮还关在里面
，我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压力很大，甚至比我关在里面时
还大。
胡：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为他做一些呼吁。你也应该多多休息。
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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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翻墙，动静会有多大？
【华盛顿快邮】在奥巴马行政大局指定的一个私人情报研究机构未来得及完成一项实验并撰写出报告之际，国会人权委员会就根据一些新闻报导的内容、直接和间接获得的消息，于2012年5月3日召开了关于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躲避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表面上看来主要是指责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然而对美国来说，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明显是对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批评，在总统大选之际，这样的批评对寻求连任总统一职的奥巴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就在5月4日上午，有关的实验和分析报告成交到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办公室，所有接触这份报告的人都愣了。
这份报告内容目录的第一个标题是：
“陈光诚翻墙，动静会有多大？”
这家私人情报研究机构认为，盲人陈光诚即使对自己住宅及附加的环境再熟悉，身体再健壮，他也不可能对翻墙有经验。他必须在至少一个人的帮助下从院内爬上墙，如果不搬梯子或其他大件物品到墙根，那么他至少需要两个人帮忙才行。因为他是盲人，一定还需要有人通过说话的方式指引他。这只不过是在院内。
我们排除陈光诚骑在墙头等待院内帮助他的人走出大门再到外面去帮助他的可能，我们也排除帮助他的人首先翻墙到院子外面继续帮助他，因为没有道理在如此冒险的行动中再增添一份同样的冒险行动。
我们尚且不知道陈光诚脚上的伤是之前有的，还是从墙上跳下时造成的。我们应该排除他从墙上往下跳并且还受伤的可能，因为会有很大的响声。所以，在院墙外一定还有人需要帮助他。与上墙一样，帮助他需要说话来指引他的动作，因为他是一个盲人，并且是头一次做他从未做过的需要肢体很好配合的事情，他绝对不能摔下墙，因为附加有大量的保安人员在负责监视。
以上的整个过程只有10秒钟，也就是说，10秒的正常步子走路的距离之外就是保安人员，这顶多只有30英尺的距离，除非保安人员正好是个聋子，否则这个没有交代细节的翻墙过程完全不可能发生。
从中国政府事后的反映与合作态度，以及陈光诚出尔反尔前后不一致的表达来看，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中国政府早已对美国的人权指责感到头疼，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际，中国政府刻意安排了这出大戏，给美国造成被动和摸不着头脑，如果这种可能不能彻底排除的话，美国的决策就必须首先要考虑这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