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先生走了，他走得如此突然，他走得如此坦然。
每想起方励之先生，我就会联想到爱因斯坦，想到达赖喇嘛，想到罗马教皇。至于为什么方励之的名字会令我想到这些伟人，我真是无法用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
一、互动授课，生趣盎然
我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一进入科大，我便同方励之教授有所接触。我在科大是近代力学系，方励之是物理系。在1978年，方励之被破格由讲师提拔为教授，在那同时，温元凯先生由助教直接提升为副教授。方励之先生代表新提拔的教授发言。那次方励之教授的发言给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科大师生留下深刻印象。我的同宿舍同学有人评价方励之是“野心勃勃”，也有人评价说是“人才难得”。从那以后，方励之教授和温元凯教授经常在学校的大教室或餐厅或礼堂为同学们公开演讲。也是从那以后，我就想尽办法去选修方教授所开的物理课程。
听方教授的课，不仅能学到物理学，还能学到哲学，还有科学史，有时还有些玄学。
我们那时上课的各个学科的教材中，都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黑体字，也就是马恩列斯毛的最高指示。比如，在讲到热力学墒增加定律时，根据墒增加原理，自然地会得出“热寂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会逐渐变热，直至热寂而崩溃。这是墒增加的一个必然结论，这又是人们不愿接受的结论。为了解释这个学说，就会搬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怪论来批判热寂说，恩格斯的解释是说得出这一结论的科学家们不懂得起码的科学原理，是将墒增加原理无限外延而导致的结论。恩格斯认为墒增加原理是指在有限范围内才成立的学说，不可以无限外延。但我们搞物理的人都知道，如果承认恩格斯的这个论断，那就彻底否认了物理学。那就是等于说牛顿观察到苹果落到地上，牛顿不可以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因为那个定律只能适用于牛顿所见到的那个苹果，只能适用于那棵苹果树。恩格斯的这段话，明显地说明恩格斯不懂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每当见到类似这样的黑体字，方励之教授就告诉同学们：“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海而无用的”真理，让同学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忽略所有那些黑体字的最高指示。相反，另有些教授不仅要求同学们背诵那些黑体字，还要求我们在考试卷中用最高指示来答题，存心是让同学们为难。
方教授还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所用的教材还算是好的。在我们前几届的工农兵学员就更惨了。他们用的高等数学的教科书是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用的物理学教材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更是许多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了。
方励之教授就是用这样的几句话，就能让同学们了解到共产党统治下的荒唐和邪恶！
二、捍卫科学，维护正义
听过方教授授课的人，都会知道在方教授语言里几乎就不存在“真理”这个概念。在方教授看来，真理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共产党人杜撰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方教授经常告诉同学们，任何定律、定理都是可以质疑，可以讨论的，他经常地鼓励同学们要有怀疑精神，要敢于挑战那些被强权所建立的所谓“真理”。同时，方励之教授也鼓励同学们捍卫科学，维护正义。他是这样说的，他也身体力行地去践行。
早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期间，方励之和太太李淑娴等人就成立了一个探索科学、理想的沙龙。因为他们经常大胆探索，方励之和李淑娴被定为右派和漏网右派分子。方励之在文革期间还被下放到牛棚进行劳动改造。在那期间，方励之教授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
我们知道，共产党一直将爱因斯坦定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将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作为伪科学加以讨伐。我第一次听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还是在文革期间，那时的党刊《红旗》杂志上经常发表批判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很多文章就是由姚文元、康生、胡乔木等人执笔，这些人坚信时间是无始无终的一个长河，宇宙是没有边界的。他们发文章大骂爱因斯坦是反马克思主义。
看到爱因斯坦被共产党的一些无知恶棍批判，看到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理论被共产党蹂躏，方励之教授怒不可遏，挺身而出。
那时，方励之先生还在牛棚里，没有学术研究的自由，甚至是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为了为爱因斯坦辩护，为了传播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方励之先生潜心钻研，在牛棚里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关于相对论的科学论文。由于方励之先生不能用真名发表论文，他就求助于钱临照教授。是钱临照教授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方励之先生将这篇论文发表在物理学学报上。为了让这篇论文通过审查，也为了防止方励之先生受到进一步的政治迫害，钱临照教授还给方励之先生起了个笔名。方教授多次说起那个笔名是颇有些含义的，好象是含有捍卫真理的意思，可惜，我不记得那个笔名了。从此，钱临照教授和方励之先生成为学术上的师生，生活中的之音。钱临照教授后来成为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正是钱临照教授力荐方励之成为科大副校长。每提起钱临照教授，方励之都心怀感激。
三、支持学运，保护学生
方励之教授一贯支持学生运动，当有学生因参与民主运动而受到当局打压迫害时，方励之教授都会挺身而出，保护学生。
记得是在1979年，全国各地开始了新一轮民主运动高潮，北京这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民主墙运动。科技大学也出现了一些学生自治组织和民办刊物。其中的一个学生组织叫作“学友之声”，其发起人是科大78级少年班的王凯宁，还有77级学生董其奇。学校政工系统严格要求师生不得参与这些不是由共产党发起的学生组织。我几次参加这个学生组织的聚会，但我都不曾在会上演讲，也不曾在注册本上登记名字，就是担心被共产党秋后算帐。大多数同学都是不敢参加“学友之声”的活动。老师们就更不敢参加了，生怕被砸了饭碗，更怕被打成新右派。可方励之教授几次在“学友之声”的聚会上公开发表演讲，坚决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
1979年的民主运动小阳春很快就被邓小平给残酷镇压了。魏京生等大批民主墙活动人士被逮捕被判刑。顿时全国都风声鹤唳，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中国科技大学也开始进行秋后算帐了。就连象我这样去参加过几次集会的人都被系领导找去谈话，那几位主要发起者都面临着被开除甚至是被逮捕的厄运。这时，方励之先生挺身而出，全面为王凯宁、董其奇等人辩护。最后，科大的学生没有任何人因为参与这次民主运动受到迫害。从此，科大学生都将方励之视为是学生的保护伞，说他是科大的蔡元培。
四、为官不贪，两袖清风
中国科技大学始建于1958年。当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兼任科大校长，郭沫若任校长直至他过世的1978年，副总理方毅任副校长。以后是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接任校长，李昌任副校长。当年我所在系的系主任是钱学森。这些校长副校长都是政界大腕，学界权威。但这些大腕们都不去学校，只是一年去视察一两次。而那位担任校长的郭沫若先生就从来没有去过科大在合肥的校园。郭校长给科大学生留下的也就是那首臭名昭著的科大校歌校训，还有就是每年在科大校庆或元旦时请全校学生美餐一顿。
记得在郭沫若去世的1978年，科大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校长。在那期间，我曾经用各种方式号召科大同学选举自己的校长。每次在方励之演讲时，我都要在听众中传播一个又一个纸条，号召大家推举方励之为科大校长。我那时就认为方励之才最有资格担任科大校长。而大多数科大人都寄希望于中央再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担任科大校长。很遗憾，我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终于，在1984年，方励之教授被推举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令人惊讶的是，方励之副校长是主管后勤和人事的副校长。这个分工曾经令许多科大学子感到失望，大家都认为这是大才小用。方教授在那时已经是科大最拔尖的学术尖子，让他分管后勤，那不是浪费人才嘛！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让方励之主管后勤，那是科技大学有史以来最最英明的选择。
在那个年头，主管后勤和人事，那是各个单位最大的肥缺。很多人宁可担任主管后勤和人事的副头，也不愿担任一把手。当了这个副头两三年，保管你一辈子不愁吃喝，不愁房子和票子。
然而，从1984年到1987年，方励之担任主管后勤的副校长长达三年，方校长不曾为自己捞一套多余的房子，不曾为亲友分一套房子，更不曾走后门安插一个亲信。
方励之担任科大副校长的时候，我已经到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在北大，我见惯了北大老师为分到一个新房去送礼，去走后门，甚至是到校长办公室去抗议示威。我的好朋友张虎鹰那时在北大经济系担任讲师，是厉以宁的助手。张虎鹰在北大有五年，一直居住在一个四个人一个房间的单身宿舍里，跟我们硕士生一样的居住条件，尽管他已婚多年，还有一个女孩。他们同宿舍的四个人只能轮流在房间里过夫妻生活，一个礼拜最多能轮到两天。张虎鹰为了分到一套房子，频繁不断地请客送礼，主要是给房管处的官员送礼，给管分房子的系主任送礼，但毫无收获。后来，张虎鹰索性将床搬到那个宿舍楼的走廊里去住，甚至扬言要将床搬到校长办公室去住，还是没有效果。我们北大的几次学生运动，张虎鹰都要塞进他的公平分房方案，他声称是民主运动要反映师生的物质诉求和经济诉求，但总是失望而归。不得已，张虎鹰在1989年初下海经商，很快便成为富翁，自己买了多处房子。这就是当年的分房状况。
可在科大，自从方励之主管后勤，主管分房后，科大在分房中的腐败现象就基本上杜绝了。实际上，方励之制定了一系列科学分房方案，各个教室以工龄、职位、贡献、年龄、家庭人口为变数，计算出数字的分房指数，每有新房，大家按照分房指数排队，排队靠前的，优先分房或换房。这也正是张虎鹰在北大所积极争取和倡导的分房方案。但在北大无法办成的事情，在方励之领导下，科大在一日之间就实现了，不需要自下而上地去争取，更不需要发动抗议示威去奋斗。一切都水到渠成，应运而生，应有尽有。
科大的分房，原来也是腐败得一塌糊涂。教师们也曾经为分房而走后门，同事间为分房而相互拆台攻击，甚至大打出手。我曾经认识的一位无线电系的教授，就曾经为分不到新房而苦恼，甚至想调离学校。方励之主管分房后，那位教授的太太就象换了一个人，就好象科大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令她喜笑颜开。她告诉我说，有方励之管分房，谁都别想走后门，该是你的，就会是你的，而且大家都满意，都开心。她还借题发挥地说，科大有了方励之当校长，那就是民主自由国家了，就是香港特区了。
方励之曾经跟我说过，他在就职演说中曾经说过：“有人问我当校长能给学校带来多少财政拨款，我说我不能。但我能够不花一分钱就给大家带来最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民主，自由，和公平。”
方励之这样说了，他也是这样做了，而且他也做到了。
顾安苏是我在科大的同学加同屋。他毕业是留校当校团委书记。方励之当副校长后，顾安苏主动要求担任方励之的秘书。后来我看到顾安苏，发现他一点儿都没有官架子，同那些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他一直都住在单身宿舍里。而我的另一个同学，是分到北京昌平的一所不知名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秘书，那可是飞黄腾达，号称是我们班里最大的官，是皇城根下的正处级长官，出门有车，房子有几套。而在方励之手下的顾安苏大秘书，那可就没有任何油水了，尽管方励之教授特别钟爱这个秘书。相反，顾安苏几次因为是方励之的亲信，而被隔离审查，还被关监狱。
记得是在1986年，我的弟弟一心想报考少年班。我妈妈几次跟我提起，让我跟方励之教授打个招呼，能够让我弟弟到科大去应试少年班，不录取也行，只要能让我弟弟能够去试试就心满意足了。我告诉我妈妈，走后门可不是科大作风，更不是方校长风格，当然也不是我的习惯。我不曾向方校长或向顾安苏提起过这样的要求。
方励之教授有两个儿子。长子方克早年进北大物理系，八十年代初通过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来到美国留学。次子方哲，就是在方励之担任科大副校长期间，方哲进入一所北京不知名大学的分校学习。据我理解，这所分校的学生也就是相当于走读生，这同科大是没法比的。我那时听说方哲只是进入分校走读，实在是不理解方教授为何不安排方哲到科技大学当走读生。我在科大就读期间，班上约有5%是走读生。那些走读生通常就是分数考得很低，没有过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但他们通常都是本校教授的子女，或者是当地官员的子女。我们班上的一位姓卞的走读生就自称是语文考零分没有过录取线，才当走读生的。可见，方校长安排方哲到科大当走读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那些走读生名为走读，可录取后，就同正常录取的学生没有任何两样，也是住校，也是拿同样的毕业文凭，毕业后，有80%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到美国留学攻取博士学位。可是，方校长就是连这样的在规则内为自己子女捞取好处的机会都不去利用。
必须说明，在方励之担任校长1984到1987年期间，腐败已经渗透到高等学府，而且还十分严重。举一个例子，记得好象是在1986年前后，也就是方励之即将担任科大校长的时候，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文件规定如果一家人中有两代是北大校友，孙子辈可免试进入北大学习。就是说，如果爷爷是北大毕业，父亲也是北大毕业，那么孙子将免试进入北大。这就如同是中央发布文件，如果有两代是中共领导人，孙子辈将自动成为国家领导人。那么，习近平的子女，薄熙来的子女都可以自动成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多么荒唐、多么腐败的规定，就是为那些北大的老教授们量身自作的法规。可这样的腐败政策就是在北大能够畅行无阻！我相信，如果方励之是北大校长，这样的土政策绝对不会被提出被通过。方励之也从来不会用特权为自己谋私利。
1968年，中苏关系紧张，时刻准备开战。为了备战备荒，林副统帅发布一号令，将中国科技大学由北京下迁到安徽省合肥市。从此，方励之教授和夫人李淑贤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87年初，因为科大发生学潮，中共杀鸡儆猴，硬是将方励之打成幕后黑手，将方励之开除出党，还撤销校长职务。将方励之调往北京天文台担任研究员。方励之时常开玩笑地说，感谢共产党解决了他们夫妇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这个大难题。
方教授调回北京之前，方励之全家住在北大畅春园的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单元，也就有五十平方。后来，方励之被免去科大校长，中共特批给方励之一套复式公寓，大约有200平方，位于靠近中关村的保福寺。畅春园的单元没有上交之前，李淑娴就将那所房子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到那里去住。我因为在那时经常被警察跟踪，而那所房子也被警察监视，我也就一直不曾到那里住过。据我所知，这就是方励之一家在北京的居住条件。而那所复式公寓，还要感谢中共政治局特批给方励之教授的。如果不是中共特批，方教授一家可能就还得在畅春园的那个小公寓里寓居下去。
我在北大就读期间，我经常到方励之家。我所见到的方励之家中就象是一个小图书馆，到处摆满了书，在畅春园那个住所，地上都摆满了书，连走路都要在一堆堆书中穿越。除了几个书架，一个双人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办公桌，再看不到其他贵重家具。就是在保福寺的那个大房子里，也就是多了一套沙发，一个茶几，还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又增加了电脑和传真机，厕所里又安装了热水器烧热水洗澡，我几次在那里淋浴冲洗过，这个家里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我也偶尔在方教授家吃饭。那通常就是炸酱面再加两个鸡蛋，还不如我们学校食堂里吃的。他们家在那期间就不曾有过保姆，一切家务都是由李淑娴去做。
如果不算公家配置的办公用品，也不算方励之教授获得那些奖章奖状，我敢说，那时方励之家里的全部家当都加到一起都不值三千元人民币。
我不曾去过方教授在科大的家。但我相信当初那也是一个很简陋的家。因为我常常看到方教授手拿饭盒到学生食堂去打饭。
能有那位大学校长家里会这样贫寒吗？
还有那位主管基建和分房的大学校长家里是这般居住条件？
还有哪位大学校长家里不曾有保姆？
我去过家乡中学校长的家，那个校长也就是个科级，而方励之所担任的科大第一副校长无论如何也得算是个厅级高干。但是，我那位中学校长的家可要比方励之在畅春园的家要大两倍，家里的贵重家具那就更是值钱几倍了。我不能说我那位中学校长是太腐败了，我只能说，那是方校长太清廉了，太两袖清风了。
我确信，我坚信，目前，甚至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找不到一个比方励之校长更廉洁、那样有职有权的厅级高干了。
五、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提起方励之，人们通常会称呼“方励之校长”，“方励之教授”，“方励之先生”，“老方”，还有“方励之老师”，等等。论起这些称呼，对方励之本人似乎是没有太大区别，但对那些用这些称呼的人们，却是区分大大地。
先说这方励之校长，这通常是在科大工作或学习过的人对方励之的称号，这就好像黄埔弟子对蒋委员长的称呼。是大大地尊称。
大家知道，科大历任的校长或副校长有数十人之众，但提起科大校长，大家通常是指方励之，还有郭沫若。但说起郭沫若校长，科大人是带着愧疚的心情来说说的，那是大大地蔑称。科大人通常都避免提前郭沫若校长，尽管郭沫若担任科大校长有20年之久。实在不得已提起郭校长，科大人往往会补充一句，就是那个“花花校长”。让科大人能够记住郭沫若校长的，就是郭沫若作词的那首科大校歌。每个科大学生在开学典礼及毕业典礼上，都不得不高唱那首科大校歌。这是令科大人感到万分羞愧难当的，因为那校歌的歌词就如同是“东方红”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科大人是最最忌恨剽窃行为的，可科大老校长写的校歌，令人感到有剽窃之嫌。下面就是科大校歌的歌词。
中国科技大学校歌（音频）
http://www.daxuewenhua.cn/xpe/cmcore?objectId=oid:716c893b-121c-1000-8fcd-259262814992&download=true
《永恒的东风》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
把红旗高举起来，
插上科学的高峰！
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
高峰要高到无穷，
红旗要红过九重。
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
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
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
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
团结互助活泼英勇，
永远向人民学习，
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不难看出，这首歌作为中国少先队队歌，或是共青团团歌倒是蛮合适，但作为科大校歌，那实在是让科大人感到侮辱。这绝对不是科大人的风格。科大人也因此对郭沫若爱恨交加，恨多于爱，也就羞于提及。
科大出现了方励之校长后，科大人立即将方校长作为科大旗帜，是科大的标志商标。尽管方励之校长是科大最短命的副校长。自此以后，科大人都会十分自豪地说方励之校长，方校长。有事没事都会想方设法让人知道我们都是放校长的弟子，是方校长的嫡系。竟然也就忽略了科大还有一大堆更有权势的校长，包括方毅，李昌，严济慈，刘达，钱临照，管维炎，等等。至于在方励之以后的校长党委书记们，那几乎就被人们彻底遗忘了，特别是接替管维炎和方励之成为科大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藤腾和彭佩云，几乎就不知道还有谁愿意提起他们曾经是科大校长，那两人简直就是科大的耻辱标志，就像蒯大富是清华的耻辱柱，聂元梓是北大的耻辱柱一样。
所以，那些张口闭口“方励之校长”的人，你一定能感觉到他是多么地自豪，言外之意就透露着自己是黄埔一期或黄埔二期的弟子一般。
再说这“方励之教授”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多半是听过方励之授课的学生，或是同方励之一道工作过的同事们对方励之的称呼。这种称呼透露着一种学术气味，是尊敬方励之是一个专家学者，同时也自认为榜自己也是一个专家或学者。特别是方励之所带过多那些研究生们，大多会称呼方励之教授。
说到“方励之先生”这个称呼，那多半是一些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对方励之的尊称。
至于“老方”这个称呼，那多半是方励之的亲朋好友，弟子，同事对方励之的昵称。
最后说说“方励之老师”。首先，这绝对不是科大师生对方励之的称呼。如果在科大有人这样称呼方励之为“方老师”或是“老师”，那多半是食堂打饭的打工仔，或是图书馆馆员，总之，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化的人对方励之的称呼。
在中国科技大学，称呼某人为“老师”，那通常是蔑称。当科大人到食堂打饭时，学生们通常会说：“老师，请给我打四两饭，一个红烧肉”，那你就会发现你的饭菜会格外地多。或者到商店买东西，会跟售货员说：“老师，请给我拿一个牙膏牙刷。”你也会发现你就会少遭些白眼。但对于上课的教授们，学生们都会以教授相称。若是经常称老师不称教授，如果碰到那个教授是个小心眼，那你就要小心你在期末要补考了。可见，在科大人的印象里，老师这个头衔，那是有文化的人对没文化的人的称呼。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那是大大地不敬。
现在在这网上，有很多人都称方励之为“方励之老师”或“方老师”。似乎谁这样称呼方励之为“方老师”，他就是方励之的弟子了。比如，王丹就一向这样称呼方励之，称呼李淑娴。令那些港澳台记者都将王丹当成是方励之的关门弟子了。其实，我敢说，称呼方励之为“方老师”的人，99%是不懂方励之的人，根本就不曾听过方励之讲课的人，甚至根本就不懂物理学的人。
记得是在1988年的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带王丹等人去方励之家里。从此，王丹每见到方励之和李淑娴都言必称老师。几次求李淑娴帮王丹宣扬一下。有一次，恰逢方励之夫妇要去澳大利访问。王丹就跟李淑娴说他因为参加北大的“民主沙龙”活动，即将被北大开除。希望李淑娴在国外期间多多提到王丹的名字，这样才能对王丹形成保护。李淑娴教授按照王丹丹意思，在国外几次提及王丹的名字，从此，王丹就以民主沙龙发起人的名义接受各种采访了。其实，那时王丹仅仅是成百上千民主沙龙中的普通参加者，所有组织活动都同他无关。许良英先生听说王丹如此作为后，立即要去大骂王丹，被我劝阻。但愿王丹能够实事求是地讲述那些民主运动。有许多民主沙龙的真正组织者因此而坐牢，至今都默默无名。而港澳台记者们都将王丹视作是民主沙龙的唯一发起者，王丹又四处宣扬方励之和李淑娴是他的幕后黑手。但愿不要继续这种炒作了。已经过去24年了，用谎言捞到的名利都已经捞足了，没有必要继续掩盖真相了，就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貌吧。
那些民运分子称方励之为老师，多半是借方励之的名声为自己脸上贴金而已。而那些港澳台记者，一味地宣扬王丹是方励之的得意门生，那不仅是对方励之的侮辱，更是对方励之真正弟子的侮辱。
看到这些港澳台记者如此这般将方励之同王丹生拉硬扯地称为是导师和弟子关系，是高师出高徒，就令我想起中国的路金波，想起上海的《萌芽》杂志将韩寒炒作成天才，将韩寒的饭们和崇拜者们都愚弄成当今时代的红卫兵。
方励之已经走了，我真心希望那些炒作者们多多理解方励之，不要借助方励之的名声来兜售私活，没有必要用死人来炒作活人，去造就他们中意的领袖。更希望那些曾经借方励之的名声抬高自己的人，不要继续拿方励之的名声为自己脸上贴金，让方励之教授走得坦然。
至于我同方励之的关系，那些跟踪我或审讯我的警察们起初都认定我是方励之的大弟子。当听了我的解释后，他们也就不再认为方励之是我的导师，更不是幕后黑手了。
在我东北老家，人们都谣传我是方励之的女婿。这不仅因为是那里的人土，还因为那里的人都有攀高枝的习惯，他们是太希望自己家乡的人能出一个新朝驸马，能够高攀上方励之这个大树了，多给家乡人争光争脸面啊！可他们至今都不知到方励之都不曾有一个女儿。
当我被关押在长春监狱时，不断有当地的警察高官来让我确认我是否是方励之的女婿。我告诉他们方励之根本就没有女儿。紧接着，他们就说我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俞雷的女婿，不管我如何否认，他们都不愿相信我的话。他们倒是反问我，那么为什么俞雷总是要给吉林省公安厅打电话，让他们多多关照我呢？没办法，这些东北警察就是这么土。
六、赴龙门宴，陷龙门阵
1989年2月26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告别宴会。这个宴会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鸿门宴，老布什实际上是想将中国政府首脑和中国反对派头面任务都请到美国使馆，期待中国朝野两方能够在美国使馆里举行圆桌谈判，或是短兵相接。
宴会在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及其华裔妻子包柏漪的精心策划下，邀请了500多位中国朝阳知名人士，不仅包括当朝国家主席杨尚昆，而且还包括方励之夫妇，于浩成先生，吴祖光先生，等等，这些人都当年被邓小平清算的自由化头面人物。
当天晚上5：30， 方励之夫妇同林培瑞先生同乘一个轿车，前往美国使馆。林培瑞是美国人，英文名字叫Perry Link，当时的职务是美国驻中国文化办事处主任。邓小平了解到美国老布什总统摆下的这个鸿门宴后，立即进行精心防范。邓小平的目的就是阻止方励之赴宴，那样就能够将这个鸿门宴迎刃化解了。邓小平虽然自命是军事家，但想来想去，也不外乎就是那套游击战、麻雀战战术。中共制订的对策不外乎是下面几种：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这不外乎就是一套龙门阵。关于中共是如何用龙门阵战术来阻挡方励之前往美国使馆赴龙门宴的，请看方励之本人生前写的文章，其中都有详细记载，我在此不缀。请见下面的链接：
方励之：一九八九爆发前夜的故事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
http://ziyunbokee.blog.epochtimes.com/article/show?articleid=37595
我这里只讲述一些方励之不曾提及的有关这个龙门阵的细节。
就在2月27日，也就是老布什摆龙门宴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政法大学碰到一位来自警官大学的在校学生，他经常到政法大学同女朋友约会，他是预备警官，我们早就成为朋友。他跟我谈及，在那天傍晚，他同他的众多警校师生一道去执行了一个重要任务。出发前警官大学的政委和教官向他们一再讲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让他们严格保密。只告诉他们去配合北京警察去围堵美国高级间谍，叮嘱他们不许向任何外人泄漏这个重大机密。
我问他到底抓到几个美国间谍，可他吞吞吐吐就是不肯泄密。被他的女朋友一再逼迫，那个预备警官才透露了事情真相。原来他和他的警校同伴们只是在建国门外当了一下午又大半夜的马路橛子，象电线杆一样，手拉手站在马路上，拦截行人，最后连个美国间谍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他不知道北京公安局的警察是否抓到了间谍，但他确信他们这些预备警官是一个间谍都没抓到。
我当时已经从美国之音里听到了方励之去美国使馆赴龙门宴被阻的消息。听到预备警官这番话，我立即明白预备警官去建国门外所执行的抓间谍任务，原来是将方励之夫妇诽谤成美国间谍，再来让这些五毛去围追堵截呀。
我立即给方励之打电话，祝愿方励之夫妇平安无事。方励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准备在自己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我过去。
我立即招呼一些我的朋友，前往方励之家帮助准备新闻发布会。记得我带上了我在北大物理系的几位同学，包括黄海新等人。我带上这些人赶到方励之在保福寺916的家。方励之家住11楼，我还记得门牌号是1101和1102. 同往常一样，我让一位同学在楼下门口当观察哨，我从电梯上楼，让黄海新等人从楼梯爬到11楼。这主要是为了避免那个开电梯的人对我们进行跟踪。为了摆脱跟踪，我告诉电梯工是上9楼，然后在爬两层楼到方励之家。
到了方励之家，我立即同李淑娴策划新闻发布会的相关事宜。我搬出了一个小书桌摆在门口，让黄海新等人守在门口对来访的记者进行登记。很快，驻京的各国记者来了有五六十人，将方励之家电客厅急得水泄不通，来的大多数西方记者，也有一些港台记者，甚至还有一些东欧共产国家的记者，比如说南斯拉夫红星报的记者，记得那位南斯拉夫女记者还长得蛮漂亮。
记者会随后便开始了。方励之和李淑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接受各国记者提问。坐在前排的都是些美国记者。记得有一个英国记者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提问机会，她竟然象港台记者一样问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她问道：“方教授，您被中共警察绑架是，您是什么感受？”
你听听这英国记者提出的问题！这还是问题吗？这不简直就是在进行幼儿园考试，最多也就是小学生的入学考试嘛！我当时就想，也难怪那些港台记者是这般简单，那样天真。因为他们的殖民者也就是这一瓶子不满的水平。我当时就想对那个英国记者用英文咆哮：“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我还是忍住了，就忍忍而不发吧。我是忍住了，可我心里想的这些话也不知就是如何被江泽民知道了，以至于他后来登记后，一见到香港记者就会代为大骂那些所谓记者。
这时，只听得方励之认认真真地回答那位英国记者：“啊，当我被那些警察簇拥着架起来时，两脚腾空，体会到了腾云驾雾的感觉。回想起来，那时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机会让人有感觉，剩下就是恐怖。现在想起来，说到感觉，那就跟你们的英国作家拉什么迪，被伊斯兰最高领袖霍梅尼下达了死亡令，然后被伊斯兰世界被全球追杀时的那种感觉。”
方励之回答了这个小学生的问题，立即让那个房间充满恐怖，令人体会到了阴森森的恐怖。看来，教授就是教授，即便是面对小学生的问题，他也能给出大学教授水平的高水平答案。
另外有一个插曲。任畹町在那天也出现在方励之家里。任畹町方励之在那时并不认识任畹町，我对任畹町还算是熟悉，那并不是因为我敬佩他这个民运前辈，而是因为我和畹町的太太曾经是同事。在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到高潮时，在门口望风站岗的黄海新同学进来给我送来一份传单，说是任畹町正在方励之家里向记者散发他带来的传单。我立即找到任畹町，责令他要尊重这里的主人，不得在方励之家里擅自向方励之的客人兜售私活。记者会散会后，很多人都散去了。但任畹町迟迟不肯走。他不断地向不同的记者要求搭乘记者的汽车，多数人都拒绝了他的要求。记得他特别一再要求那位南斯拉夫女记者送他回家。不知道他最后是否有机会搭上了洋记者的便车。
从那时起，我便对任畹町敬而远之。就因为我从来都不会那样死乞白咧地纠缠外国记者，更不会在别人家里纠缠人家的客人。
七、为民主自由鼓与呼
新启蒙沙龙，北大民主沙龙，北大选举，巡回演讲；
20世纪文库，湖南出版社。
六四运动
八、君子不党，矜而不争
方哲之死。遭遇小人，何祚庥，周光召，伯恩斯坦
最后，借方励之先生生前诗作，在此送方励之教授：
长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
寤从容以周流兮，
聊逍遥以自持。
送君于地狱门前兮，
望珍重于天程。
随但翁以游三界兮，
勿惧勿缓亦勿急。
待续
刘刚
2012年4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