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 @juntaowang：没有人不犯错误，好的制度不是确保不犯错误，而是有效纠错。中美政治领导都轻视疫情，但美国政治家顾虑的股市是美国的繁荣，而习近平为的是个人伟光正的虚荣。最重要的是：美国制度可以纠正政治家失误，习近平以独裁犯罪掩盖失误。美国的制度确保没人可以掩盖疫情，及时纠正失误。这是制度保障的安全。
刘刚：美国版李文亮。
罗斯福航母舰长克罗滋耶因向媒体透露该舰有新冠病毒传播，被美国海军解职。离舰时获士兵送别。上演一出美国版吹哨人李文亮。
还有谁说美国不存在任何掩盖疫情的动机吗？
https://twitter.com/i/status/1246073997110005760
王军涛居然就说“美国的制度确保美国无人敢于掩盖疫情！”
王军涛对美国怎么就能如此顶礼膜拜呢？怎么就认定美国政府就是不会欺骗人民呢？
我的逻辑都是在中学时学习欧几里德几何训练出来的。
我相信，但凡通晓欧几里德几何的人，都会具备十分严谨的初等逻辑，他们讲述事件或辩论时都会象欧几里德几何一样地讲“因为事实A, 再因为常识或公理B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C。”
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大前提和小前提基础上得到的。
胡平是哲学家，号称逻辑专家，但我敢打赌，胡平根本就不懂欧几里德几何的逻辑。
王军涛是北大核物理专业学生，但从王军涛的辩论方式来看，我也敢确定王军涛对欧几里德几何是根本就不懂。
李淑娴几次告诉我，她当年曾经教授王军涛普通物理，王军涛居然就是多次不及格。我一直不是很相信李淑娴的这些话，现在看到王军涛居然就不懂起码的逻辑，我信了！
我敢保证，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有90%的人会认同我的逻辑，因为他们全部都懂欧几里德几何。
北大当年招募的学生，还真有很多是走后门进北大的。胡平能直接考取北大研究生，王军涛考取核物理专业，同当时团中央的推荐应该有很大关系。
当年考进北大的就有薄熙来，李克强，谷开来，胡平，王军涛，等等。王军涛被团中央宣传树立成最年轻的团中央委员，是胡耀邦着重培养训练的苗子。
还有一些高干子弟进入清华，如习近平等人。
中国科技大学没有特招一个高干子弟。
这就是当年科大毕业生和清华北大毕业生的区别。北大、清华当年混进了一大批混混。
1985年也许是86年，我曾经给地球物理系的83级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的数理方程当助教。封从德的所在的遥感所研究生也听这门课。
每当期末考试的那一天，会有1/3的学生到我宿舍给我递来病假条，都是在提前一天冲冷水澡，然后有校医开出感冒病假条。这些人就不用考试，而是等到开学后再来补考。补考时几乎是全部给通过，而且他们都串通好相互照抄。
参加期末考试的那天，我和物理系主讲教授共同监考。我发现有一半多的人就是坐在那里涂鸦。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涂鸦了及大张草纸，上面全是写的什么张大帅、张学良，以及各种画像。我就不断地暗示他，应该首先答哪道题，并给他做出一些提示。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很快就会交答卷。我替他着急啊。
我替他着急啊。我就不断地在他周围转，看看奇迹将会如何发生。考试过半后，我发现他居然开始刷刷的答题。我就要求看一下他考卷下面的几页答卷，结果发现那是另一个人的答卷。我就将他正在抄写的这几页答卷悄悄地送给那个答卷本人。我本不想举报，但主考教授还是发现了。
后来，地球系给这个学生处分，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想方设法为那个学生说情，结果系里给我拿出一大堆他如此考试作弊的历史。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也忘了最后给他作了什么处分。北大对这种作弊通常就是记过处分，很少开除学籍。
我在数学系84级有一位朋友，我有一次在期末考试后去看他，结果发现他们班上的三五个学生正在大骂他，准备揍他。愿因就是在去考场的那天，他去完了，没有按照那几位实现指令他所需要坐的位置。结果害得他们无法抄他的考卷，害得他们考试都答零分。他们在逼迫他在以后的补考中务必要代他们去考试。
上面讲的这些故事都无法核实，我现在就讲一个可以随意上网核实的北大知名人士考试作弊的故事。
那人叫李小明。我1996年来美国时，王军涛将李小明介绍给我，他经常同我来往。后来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麦克法夸教授告诉我不要同李小明来往，任何人同李小明交往，哈佛将会拒收。
原来，李小明当年是北大核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王军涛是团委书记。这两人是铁搭档。我当时在哈佛大学接受英语训练。
王军涛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项目，此前，李小明也跟王军涛一样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项目大多都是来自各国的领袖级人物，是美国有意用这种项目向世界各国培养美国式管理人才。王军涛拿到过这个学位，类似于MBA。王军涛还拿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尼曼新闻学院的硕士学位，这个学位大多都是颁给美国那些著名媒体记者和主持人的。陈小平也拿到过这个学位。但是，哈佛大学的同学们发现这个李小明就是不会几句英语，也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
当时进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MPA项目要经过严格的GRE和托福考试，而且要有至少六年工作经验。同学们和教授就质疑他是如何通过GRE和托福考试的。李小明无奈，就四处跟人吹嘘说，他是中国培养的第三梯队成员，他在北大上学时每次考试都有人帮助代考，GRE和托福考试，也都是北京市委安排人帮他代考的。
结果，哈佛大学立即开除了李小明，而且从此严格限制从中国考来的政府官员。
北大核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是如此学术混混，核物理系的团委书记又会好到哪里呢？
现在网上的那些混得响当当的民运大V，有几个敢说他懂得最基本欧几里德几何学？
我以前多次发文，讲述王军涛在哈佛大学的作业大多就是一位美国人南希帮助完成的，王军涛每次给南希的报酬就是一杯咖啡和一首爱情诗歌。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5.html
南希就多次给我看王军涛给南希写的情诗，其中一首情诗的大意是：
You are the Sun, （你是太阳，）
I am the Sunflower. （我就是向日葵。）
I would be happy to be with you all day and night. （我愿意每天每夜围着你转。）
哈佛政治学系系主任曾经有计划招募我成为他的学生，在面试我时，他告诉我，他曾经招募了四位中国异议人士：
1. 胡平
2. 吾尔开希
3. 北大的张伟
4. 王军涛
结果是胡平和吾尔开希因无法完成课程而退学，张伟后来获得硕士学位，王军涛正在攻读硕士。即便是王军涛能够拿下学位，他名下的退学率也仅仅是50%。这在美国名牌大学里是非常非常丢人的。所以，他希望我成为他的学生，有望将他的失败率降低到40%。
我是坚决回绝他的邀请，而是选择了去哥大学习电脑专业。
王军涛在哈佛就拿到了三个硕士学位，在哥大有跟随黎安友拿到了政治学博士。那是在2000年前后。我那时刚到美国四年，已经在贝尔实验室作研究员两年，发表了数篇关于算法和AI的学术论文。
可王军涛居然从此后的22年里，在美国没有一天的工作经验，找不到一份工作。这对任何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来说，都是最最丢人的。大多数这样的失败者都会羞愧得自杀。
王军涛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参加了三次庆祝王军涛博士毕业的庆功会，一次是在陈破空家，的楼下，有几百人参加。两次是在新泽西的华侨富商家里，也都是几百人参加。有谁参加过我的学位庆功会吗？我从来就不曾举办过。
王军涛的这几个学位都是响当当的，只要其中有一个学位是靠真才实学拼下来的，王军涛可以轻而易举地象张伟、夏明、史天健等人那样在美国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可王军涛在美国就是不曾有过一天工作经历！
可王军涛就能够让推特上的一大群脑残们相信他是高智商，是最有资格担任中国大总统！
王军涛同李小明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其实就是李小明掉脚了，无法行骗了。而王军涛还在继续行骗而已。
现在因为这疫情，居然就有一大群中国民运分子认定他们当总统的机会来了。
我这里只是点评王军涛，因为他最有欺骗性。
王军涛的这几个学位都是响当当的，只要其中有一个学位是靠真才实学拼下来的，王军涛可以轻而易举地象张伟、夏明、史天健等人那样在美国找到一份教职。可他在美国就是不找工作！
美国的中国人权的董事长罗伯特·伯恩斯坦曾经给徐文利在布朗大学安排一份教职。要知道，徐文利可是一句英文都不会啊。
2009年10月，我曾经向伯恩斯坦提议帮助王军涛找一份教职。伯恩斯坦列出了几所名牌大学，包括耶鲁，布朗，伯克利等等美国名牌大学，任由王军涛挑拣。
结果王军涛就是不敢去面试，他说这些学校都了解他的水准。他说怕象李小明那样被查掉脚。
在美国哈佛大学这类名牌大学，一个特招进入的学生，随心所欲地退学，将是这个学校的最大耻辱。胡平、李小平、吾尔开希这些人是被哈佛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他们永远都没脸回到母校。除非他们能象比尔·盖茨那样成功。
不妨列几位王军涛的师兄师弟的情况。
史天健（1951年－2010年12月25日），曾经是安迪·内森（黎安友）在哥大的博士生，政治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孙哲，同王军涛同时在黎安友门下攻读博士。孙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曾任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李天笑：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著名時政評論家，中國問題專家，法轮功学员，电脑工程师。
王军涛可是比这些人多拿了两个哈佛金牌学位呀。可就是一败涂地！
我在1996年进入哥大计算机系学习Computer Science。我第一个学期一上课就贸然选了六门课。我当时是刚刚在中国关了六年监狱，对电脑是一无所知，在此前就不曾见过微机电脑，对计算机的唯一经验就是穿孔带计算机。那时甚至就不会打字，更不会上网，更不知道电脑课都要编程。我根本就不知道何为编程，何为Compiler，不知道如何运行程序。快期末考试时，我还问教授Aho，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在哪里啊，我怎么就不曾收到作业啊。Aho跟我解释说作业全都在网上，打开网页就能看到作业。结果我一看，这些编程作业我一个都不会啊。
没办法，我第一个学期只是过了两门，一个是计算机算法，就是讲述一些计算机搜索的一些数学方法，另一门课是线性代数，这个线性代数大多都是用笔来完成作业。在期末考试前，我drop了四门课，包括C++，Computer Organization，Operating System等等，
随后放假，我就开始郁闷。整天就思考着哈姆雷特的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那时，我是同陈破空住同屋。陈破空知道，我当时是不接任何民运人士的电话，那时没有手机。我不同任何民运人士有任何联系。
有一段时间，我是每天早晨都去哈德逊河跑步，有几次就是想投河自尽。无法完成学业，真是令我丢人、痛苦，自杀的念头一直纠缠着我。随后，我就去学校门诊看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帮助我解决我在学习上的压力。几个心理医生就是反复让我讲出自己的压力，他们一一记录下来，最后总是告诉我，我的内心非常强大，绝对不会自杀。他们还告诉我，要量力而行，不要逞能，一点一点地学习跟进，将那些需要补习的本科计算机课程都一一补上，这才会跟上后面的高深课程。
我看心理医生有几个月。我是指望心理医生能帮我缓解学习压力。最后我发现，我的心理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没时间补习那些基础课程，而这样每隔几天就看心理医生，完全是浪费我更多的宝贵时间，让我更加无法完成作业了，心理压力就更大了。
我索性就不看心理医生了。利用假期时间抓紧补习一些基础计算机课程。第二个学期，我拿下了四门计算机课程，而且还担任Computer Complexity课程的助教，这获得的助学金就够我勉强维持生活。
计算机系硕士学位通常要拿满36学分才能毕业，我最后在两年中实际上多修了16个学分。很多是补习的本科生的课程。终于在1998年获得硕士学位。
当然，我当时得益于EE系的光纤通信课程，是Tom Stern授课。他上课时，给我们出了一道高难题，就是在一个有N个Nodes的光纤环路上（Ring）作最优Wavelength Assignment。他说如果有谁能够给出六个NODES的最佳解，他就立即给予A++成绩，而且会帮助找工作以及共同发表论文。我思考了三天，结果给出了关于任何的N的最佳解。另有几个EE的博士生，他们用CPLEX计算了十多天，最后只是给出到6个Nodes的最佳解。
Tom Stern 是光纤通讯行业的大拿，当时的几个光纤公司的的Chief Scientists几乎大多都是他的学生。他立即给我A++，4.5分学分。这让我少学两门计算机课程。
后来，我们还一道发表了论文，还为我的算法注册了专利。专利属于哥大。我毕业时，Tom Stern教授力荐我去贝尔实验室数学部工作，当时我们数学部大约有50位顶级科学家，大多都是名牌大学博士毕业，我是唯一的一个硕士毕业的MTS。那时，贝尔实验室可是正处在鼎盛时期。我那些同事，后来大多都去各个名牌大学担任计算机系主任，或OR的系主任。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David Lee。David Lee是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当时在哥大计算机系和EE担任兼职教授。我当时能进入哥大计算机系，他是给我写了推荐信的。后来他听说我在学习上有压力，他几次跟我谈话，在假期期间还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https://www.hpl.hp.com/people/david_lee/
David Lee
Vic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Networking and Mobility Lab, Palo Alto
他告诉我，他是在1949年出生在中国苏州。他刚刚出生不久，父母亲就流亡香港，后来辗转来到美国。他在中国从一出生就成为黑五类，不能同正常人一样的上学，更不能考大学。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他在美国的父母邀请他去美国探亲。受邓小平特别批准，他被允许去美国。刚到美国时，他一切都要靠自己，现在餐馆打工，后来申请进入Hunter's College。学了几年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当时的艰难，是远远超越我在当时哥大的困境。他还说，Aho曾经是他的指导教师，是Aho将他招募的Bell Labs。Aho是他的老板。
David Lee的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我。让我坚定信心要将哥大的学位拿下来。
我后来也加入Bell Labs，我们在同一座楼里办公，他的办公室在我的办公室的楼上。但不久，他就被派到中国担任贝尔实验室中国部主任。我们就很少谋面了。有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江绵恒作为中科院领导经常跟他一道吃饭聊天。他还说，他在中国的办公室十分奢侈，有众多的中国服务员随时随地提供各种服务，平均每十分钟就会有女士进来给他斟茶，不断有清洁工进入办公室来清洁卫生，这让他感觉极不舒服。
还有一位波兰籍教授Wozniak教授，他曾经是波兰团结工会成员，对我也有很大帮助。他是我的指导教授。我给他讲授的很多课程担任助教，后来还同他一道搞学术研究。
我在获得学位时，我们计算机系所在的工程学院的院长还特意让新闻媒体来采访我，在校报上发表。搞得我真的不好意思。我当时的GPA是3.8/4.0，并不是很突出。
在美国，只要你肯学习，总会有众多的人鼓励你、帮助你度过难关。
最后说明一下，我写这些趣闻轶事，不仅仅是在调侃王军涛，更主要的是在疫情泛滥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些人间冷暖，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消解心理压力。
同时告诉大家，不可象王军涛那样，看到疫情泛滥，就变得幸灾乐祸，就认定中共一定要灭亡了，他有希望当中国总统了。这种心理是下作的，不健康的。
huangqiang @qb1108hq：刚总最牛逼的一点就是不管老同学、老朋友，直接揭底，这点不太像中国人。
刘刚：你看看我的文章对我科大同学的一些回忆。我对我在北大物理系的所有同学都很敬佩。
我在北大物理系有四十多位同学，科大775有70多位同学，我必须说，他们都比我成功。我是最失败的一个。
我也有骂错人的时候。当初我市将李剑芒当成了来自长春的一个少年班给骂了一顿，这纯属是张冠李戴了。我正式向李剑芒诚恳道歉。希望剑芒老弟不计前嫌。
Echo liu @Echoliu19305008：剑芒是我们长春人?
刘刚：我是科大77级5系，李剑芒是科大77级少年班。刚入校时，科大还没有足够多的宿舍，我们77级大部分新生就住在图书馆阅览大厅临时隔离的方舱宿舍。我住三楼最靠图书馆一侧的一个宿舍，少年班则是住在三楼最另一端的一个宿舍，我们两个宿舍之间相隔有六七个房间。记得我们的宿舍是13人。
当时，我们这层楼的电闸开关是在我们房间。每当晚上10:30，我们房间的那位董先生就会拉电闸。这会害得很多宿舍大声抗议。
少年班里的人，我只能分辨出谢彦波和宁柏，谢彦波每天还扎着红领巾，纯属作秀。宁柏每天去体育教研室同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沈志荣下围棋。
沈志荣当年是同钱学森同一条船回国的美国博士。
少年班里另有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来自长春的小家伙。那家伙经常晚归，经常被锁在外面无法进宿舍，这时就会听到他连续踹门，大吵大闹，吵得我们整层楼都无法睡觉。还经常会看到那家伙伙同社会上的人，抱着气枪在校内打鸟。那简直就是个小流氓。
我原以为东北去少年班的大概就是那么一位。
后来，在网上看到李剑芒说他是科大77少年班，还是来自东北，我就将李剑芒当成了那位长春少年班了。就写出了几段那个小流氓的故事。
李剑芒041 @jml041：老李是长春出生的，但从黑龙江去的少年班。梁忠杰不是长春的，他好像是吉林市的。 一期少年班东北有四个。辽宁一个女的叫穆青，吉林一个叫梁忠杰，黑龙江两个我和张保国。
刘刚：上网搜索“中国科大少年班梁忠杰”，居然没有任何条文。科大少年班也是在刻意掩盖历史啊。
我也是从梁忠杰的一口吉林骂人话里，猜他是长春人。
当年能去少年班的，还基本都是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的子弟。
李剑芒041 @jml041：我是长春出生的呢
刘刚：剑芒，我除了张冠李戴之外，我写的关于那个长春小流氓的故事是否属实啊？
李剑芒041 @jml041：是，梁忠杰年纪12岁，相当的调皮，和科大附中的一帮孩子玩的挺近。在班里胡闹被我打过一次。他去附中叫来一伙，被我拎着一条棍子追打。梁忠杰读到第三年被科大开除了。当时他才十五岁。但现在混的不错，自己开了一家金融公司。
刘刚：我可是亲眼见他同一个30多岁的人一道抱着气枪在校园内打鸟。一个12岁的人，如何能跟30多岁的人混得如此熟悉？
有谁见到任何一个科大学生同30多数的人一道用气枪打鸟？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李剑芒知道的。将几个李剑芒不知道的科大往事。
我们在方舱宿舍住了半年，学校建了四牌楼新宿舍。但这些新宿舍是给78级新生，我们77级要继续住方舱宿舍。
大概是在暑假前，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张奇伟起草一份大字报，要求让77级学生全部注入四牌楼新宿舍。
我们系的几十位学生几乎全部签名。大字报贴在了科大党委办公楼的正门口，地上放了一盆墨汁和毛笔，供人签名。
经过几轮谈判，学校同意将77级学生都搬迁到新宿舍。
随后，张奇伟成为科大首任学生会主席。此前好像没有学生会。
1979年，北京出现民主运动，科大78级少年班的王凯宁在科大发起成立学友之声，每天在学校组织聚会演讲，还请方励之去演讲。
随后不久，北京逮捕判刑魏京生等人，科大也强行解散“学友之声”。其主要组织者王凯宁、董其琦等人反复被学校谈话。
学校要求张琦伟代表学生会声讨学友之声。
张奇伟在学校广播讲话时，宣称宪法保护结社自由，“学友之声”应受宪法保护。
那时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几次找我们班上的人私下谈话，声称张奇伟是反党反革命，让大家远离他。他还说，幸亏他考取CUSPEA，就是李政道发起的每年招录100名物理类学生前往美国学习，
否则，他在中国早晚要进监狱。
我从1978年认识了张奇伟，就一直当成我学习的楷模，没想起他，一种敬仰之情都会油然而生。
从这里，你就看不到我对我在科大的同学及北大物理系的研究生同学们，都是十分尊敬吗？
董其奇当时在学校有很多令人拍板叫绝的故事。
有一次方毅副总理带领从北京来的几百人来学校指导工作。方毅在一群人的前呼后拥之下来到了我们食堂，董其奇立即端着饭盆冲到方毅跟前，饶了一大勺麻婆豆腐就晒到了方毅嘴边，方毅直往后躲，但还是被董其奇将麻婆豆腐硬塞到了他的嘴里，并说，请副总理亲口尝尝我们的大锅饭。
方毅将豆腐强咽下，然后说，我最喜欢吃豆腐。豆腐补脑。
董其奇原本指望方毅会立即吐出来，结果却发现方毅竟然硬吞下去了。
董其奇随即说：我今天是托了您的福，才吃到了这样的豆腐！
董其奇还有一个令人叫绝的故事。复变函数考试时，有一道题是回路积分。董其奇的答案是化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写上见讲义某页例题。
那些年里，我们775的学生同76级工农兵学员有过几次血拼。我们系的欧卓成、徐宇浩等人几次将几个工农兵学员的头给砸出血了。
结果是75级和76级的工农兵学员几次包围我们775宿舍，要血洗775。那个年代的工农兵学员，都是大老粗，基本上就没上过中学，上大学全靠书记推荐，根本不需要考试，在学校里，很少有人能够认真上课，但他们打架那可是一个顶俩。
有一次，在食堂里，一大群工农兵学员抬着那几个头缠绷带的人，围打欧卓诚等人。这时，就见董其奇挺身而出，他完全就是一个高度近视的文弱书生，他挡住那些膀大腰粗的工农兵学员，让他们朝他头上拍砖。
结果就是象常山赵子龙一样，喝退成百上千的工农兵学员。
huangqiang @qb1108hq：刚总是运气不好。
刘刚：我经常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在1998年就成为Bell Labs数学部的MTS，我们那些MTS，大多数人都在各个名牌大学兼职教授。如果转入大学，都能成为大学教授，有很多人都会成为系主任。那时的张奇伟是副教授。
我当时感觉这种研究员，工资太少了。老板只给我工资9万多。我在华尔街的那些同学，大多都能年薪百万美金。
我经常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在1998年就成为Bell Labs数学部的MTS，我们那些MTS，大多数人都在各个名牌大学兼职教授。如果转入大学，都能成为大学教授，有很多人都会成为系主任。
我当时感觉这种研究员，工资太少了。老板只给我工资9万多。我在华尔街的那些同学，大多都能年薪百万美金。
那时是网络泡沫时期，很多新成立的网络公司用高工资吸引我们加入，而且会给几十万股股票Options。只要公司转眼一上市，就能赚几千万美金。
我们部门的三位最能干的MTS就纷纷加入了这些Start Up。一年后，911发生，网络泡沫破灭。我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随后，我就开始转投华尔街公司。干了八九年，再一次给中国的光华学院进行网络授课时，结果被人给认出来，中国向我的雇主摩根斯坦利施压，中国的中投公司当时是摩根斯坦利的最大股东。摩根斯坦利当然不会为了我去得罪它的金主。
从此，我就在华尔街被列入黑名单。这是那些Head Hunter后来告诉我的。
我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我的几个好同事都说我是Goose Chasing。
进入华尔街，我立即学会一个专业词：Volatility。华尔街的同事说我的Vol太大。
我实际上就是喜欢去挑战。结果最后让两个女共谍堵死了我的所有的路。
我一直对我在学术领域的头衔并不珍惜，这是因为我对我的经济学理论太充满自信了。我相信，终有一天，整个世界会全面接受我的《解析经济学》理论。那将会奠定我在数学及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遗憾的是，我的理论发表18年了，至今尚不被认可。但我依旧对此充满信心。
刘刚
2020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