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一篇刘晓东最近发表的文章，该文将她的一个谢文清叔叔写成“六四”民主运动老将，可这个谢文清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知道中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就是中共的一个特务机构吗？这个谢文清当然就是中共的一个大特务头子。
刘晓东居然就能将一个中共特务头子给吹捧成为“六四”老将！
刘晓东一贯吹嘘她从小就是在北京的大院里长大，说她根本就没见过北京的胡同。
这篇文章帮我们了解了刘晓东所谓的“北京的大院”。看看这个“北京的大院”里都住了些什么人，有鲁平（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有谢文清（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其他的大多都是新华社驻外国首席记者，论级别，大多都是新华社副社长一级，全是特务头子！
这是什么大院？这表面上是新华社家属大院，实际上就是特务家属大院！中共为了为特务们保密身份，就将这些特务和他们的家属都统一安排在一个封闭的大院里，这些大院的大人们都是正式特务，而且是特务头子，他们的孩子们理所应当就是根红苗正的特务苗子，从小就被共产党选拔为见习特务。
试想啊，那些特务都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的子女必定会发现特务父母的特务行动。中共当然不能允许这些特务子女同外界随便接触，于是，就将这些人统一安排到封闭的大院里。一旦孩子们长大，就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特务。
于是，我们才能理解刘晓东虽然在北京土生土长，却从未见过北京的胡同！
于是，我们更能理解，共产党的特务为何都是一代传一代。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特务的子女大多都是特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特务基因，更重要的是为了继续保护上一代父母特务的身份和秘密。
刘刚
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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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妹：追忆“六四”民主运动老将谢文清叔叔
发表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由 guzheng
刘晓东（笔名三妹）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走在广播电视和新闻部门上千人游行队伍最前头的，是两臂各挎当年著名电视主播杜宪和张宏民的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他不但是唯一一位参加这场学生运动的中共高干，而且他这一抗议行动还是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首都实施戒严的第二天。谢文清的这一行动和历史镜头引发社会轰动，当时在美国的我也激动不已。
二十五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镜头已在人们心目中淡去。可是 ，当“六四”民主运动二十五周年越来越临近时，它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竟越来越清晰，同时，我小时候与谢文清叔叔相处的一幕幕镜头也在脑中涌现，令我久久不能释怀。我深深感到，谢叔叔声援学生这一行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酷爱孩子、不平则鸣的性格使然。
谢叔叔是农家出身，河南焦作武陟县人。一九三七年，十五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因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潮而参加共产革命，后来一直从事报业新闻工作。他虽然在共产党内为官几十年，却始终保留着农民的淳朴和对底层人民的感情。
我小时候住在新华社宿舍大院中，与谢文清叔叔是邻居。他在四十年代与我姑姑安若都在老报人李锐麾下一同办报，而我上初中一年级时与他的女儿谢庆庆是同班同学，就这样亲上加亲地，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就像自家孩子。
从小到大，我印象中，谢叔叔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地摆席吃饭，而那些“高朋”都是些大院里的孩子。到我成人后提起此事，谢叔叔的小儿子三毛也说：“哎呦，来吃饭的孩子成堆成伙的！”我说：“我都结婚了，一次去你家，你家又在摆席吃饭，我一看，一江、二江那哥俩还在你家蹭饭呢！”而我是女孩子，嘴馋但脸皮薄，在谢叔叔家蹭饭只是偶尔为之。他家老阿姨是湖南人，特别会做湖南家常菜，每次都做出十几样菜摆满他家的大圆八仙桌，令人垂涎欲滴。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像谢叔叔家这样经常请孩子吃饭，自然会入不敷出。我的小友，谢叔叔的大女儿谢庆庆常对我说：“这个月我爸又付不出阿姨的工资了，我们又得瘪一个月。”
要写谢叔叔，就得先写谢家的老阿姨，谢家的孩子和我一致认为，不写老阿姨，谢叔叔的人生也就少了一道亮丽的光彩。谢叔叔家的阿姨可不是一般的阿姨，她是这个家庭中一言九鼎的重要成员。阿姨大名严人正，1955年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在谢叔叔家带孩子，1995年去世，在谢家整整四十年，谢家三个孩子都视她为母亲。我从小就知道，阿姨带大了谢家的三个孩子，为谢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她年轻时，谢叔叔给她介绍了一位外交官要她嫁人。阿姨舍不得他家三个孩子，死活不嫁人。阿姨作为家庭成员还跟着谢文清全家常驻波兰四年。谢家中，只有脾气耿直的谢叔叔有时敢跟阿姨顶嘴吵架，但最终都是谢叔叔败下阵来，因为三个孩子都站在阿姨一边。阿姨在北京生活几十年，到死都乡音未改，她操着湖南话数说起我们这些孩子来很是有份量的，孩子们对阿姨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阿姨也是特爱孩子的那种人，真个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如果阿姨不是那么爱孩子，谢叔叔也不可能三天两头地为孩子摆席。小时候庆庆常向我诉苦，说阿姨如何偏向三毛，使她心里如何不平衡。我总奇怪，人家孩子都是争父母的宠，唯有谢家孩子是争阿姨的宠。直到现在我们谈起老阿姨还有说不完的话题。老阿姨能在谢家做一辈子，谢家能为她养老送终，表明了谢家待人平等宽厚朴实的品质。
记得七十年代初，我从外地回北京探亲，一天去找庆庆聊天，聊得太晚就住下了。第二天早饭庆庆做的汤面，我汤面刚吃了一半，一直在厨房忙碌的阿姨走出来，手中端着一碗溜鲜鱼片，放在我面前，还特别嘱咐庆庆：“庆庆，你就不要吃了。晓东在外地不常吃到。”在那个食物奇缺的年头，阿姨竟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碗清溜鲜鱼片，还是只为我一人，把我感动得不行，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我任性不懂事，把阿姨逼得没着没落的一件事。
那是我刚上初一时，正当青春爱美初发期。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把我爸爸的一套我垂涎已久琢磨了多时的西装偷了出来，那套西装的颜色和毛料质地都是上品。我跑到谢叔叔家，对阿姨说：“阿姨，你能不能帮我把我爸这套西服改成我能穿的？”阿姨曾跟着谢叔叔全家出过国，见过大世面，她把西装拿到眼前，手捻着布料，操着湖南话说：“这可是上好的毛料，晓东，你爸可知道你拿了他的西服？”我说：“阿姨，那些事你都不用管，你只管给我改。”阿姨的湖南话更浓重了，说：“改西装连八级裁缝都头痛呦，我哪里会呦！”我跳着脚撒娇不干，把谢叔叔和郭阿姨从另一间屋里惊动了出来，他们看着这套高档西服也认为太贵重了，不可乱下剪子。可看我那着急的样子，他们心就软了，劝阿姨说：“晓东着急，你就给她改吧。”这时阿姨大喊大叫的湖南话我已经听不懂了，谢叔叔和郭阿姨都好脾气地两边相劝，我还是拧着性子坚持。阿姨抱着西服走到缝纫机面前往那一摔，说：“改坏了别赖我！”我笑着说：“哪会啊，好阿姨！”那时的我年幼不懂事，只觉得改这套西服不过是只需一个小时的举手之劳，哪知道那却是需要六七个小时的技术含量极大的全天候工作。为了阿姨能腾出手来给我改衣服，那天晚饭都是郭阿姨代劳。那天，我在她家吃过晚饭，换上那套改过的西服跑回家，妈妈看到我身上穿的西服竟大呼小叫起来。妈妈上中学时就是靠帮裁缝做缝纫挣学费的，她懂缝纫。她看着我身上那套改过的西服，不停地摇头说：“阿姨把爸爸的这套西服整个给毁喽！这可是爸爸最好的一套西服，五十年代初我们去瑞士时做的，那时就一百五十多元一套呢！谢文清家就会一味地顺着孩子！”那套西服我再也没穿过，但我却一直被谢叔叔家护爱孩子的家风所感动。
谢叔叔家近邻有一对夫妻是常驻泰国的首席记者，在泰国工作了二十几年直到退休。由于夫妻长驻国外，家中的两个女儿杨樱杨冰姐妹俩自然就成了谢家的孩子。一天三顿饭，全天候由阿姨照顾。直到我成人结婚后才知道，这俩姐妹在谢叔叔家生活吃饭十几年是从来不付钱的。我猜想，那一准是谢叔叔自己拍着胸脯不要人家付钱，谢叔叔对孩子的事情从来都是大包大揽地两肋插刀。
一天下午我去找小友庆庆玩，看到刚下班到家的谢叔叔正气愤地跟郭阿姨讲说他在宿舍大院门口与人吵架的经过。原来，每天都有成群的小女孩们在院大门内的一条直通大院的大马路上跳皮筋。谢叔叔每天骑车到跳皮筋的孩子们跟前都会跳下车推着车绕着走过去，其他的新华社的干部也都这样做。但那天一个年轻的阿姨终于不耐烦地骑着车直冲着闯过横拉在马路上的皮筋，把皮筋缠带在自行车上拉了一丈多远，这群女孩子追着拉住那位阿姨的车就跟她吵了起来。那位阿姨正色告诉孩子们说，以后不许在马路上跳皮筋。正巧谢叔叔骑车到来，他哪能容得下有人这样对待孩子，义正言辞地说：“这条大马路就是修来为孩子们跳皮筋的！新华社的大人到这都要下车，为什么就你不下车？”这群小女孩子见有大人相助，更叽叽喳喳地不依不饶了。那位阿姨吵不过这么多人，骑着车跑了。谢叔叔回到家还气愤地喋喋不休，最后又气愤不过地加上一句：“小娘们儿还长得挺漂亮！”郭阿姨嗔怪地拍了他一下，我和庆庆在旁边哈哈地笑。
还有一天，庆庆在家兴奋地对我讲述她们一群孩子如何跟羊坊店一带的孩子们打架。谢叔叔听到后对我们大喊，你们这些新华社的子弟不要去欺负百姓的孩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当我听到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后，我就知道，谢叔叔一定会站出来保护学生娃娃的。当年那小娘们儿的美色不能改变谢叔叔护孩子的真情，今日中共政权的坦克机枪也不能改变谢叔叔护孩子的真情。
谢叔叔直言不讳的性格我在文革初期也看到过一次。那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天，庆庆来叫我去她家，说她爸爸从莫斯科回来了。谢叔叔以前每年回国探亲一次，但这次却是作为“红场事件”的英雄光荣回国的。到庆庆家时，我看到屋里都是谢叔叔的同事和朋友，谢叔叔正坐在人群中间高谈阔论，我进门时正听到他说道： “在莫斯科从电视看到国内的乱象，红卫兵沿街打人，闯进百姓人家打、砸、烧，孩子在旁边哇哇大哭，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家被搞乱到这般地步！”
谢叔叔虽然连初中学业都没有完成，但是五十年代时，他已是住华沙首席记者，也是中国的名记者，这全靠他自学成材。我小时候就常听他感叹地说，他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坐在课堂聆听教授讲文学课。其时，他的文字已颇有功底，但他还是渴望上学。我长大后一次在他家吃饭聊天，他问我说：“今天我校对一位年轻记者的文章。我把他的题目 ‘鱼背的学问’改为 ‘鱼背上的学问’。晓东，你觉得我这个‘上’字加得怎么样？” 我说：“谢叔叔，加得好。有了这个‘上’，意思就清楚了。”他不无得意地说：“晓东，我是农家孩子，不比你家书香门第，熏也熏出来了。而我就得加倍努力自学。”
谢叔叔于1979年三月外派到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副社长，到1983年5月回国，1983年5月升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他和郭阿姨常驻香港，拿双份工资，国内的一份工资由老阿姨管理。我那时就想，谢叔叔这回经济大翻身了，再说新华社大院那些蹭饭的孩子都已长大工作了，老阿姨又理家有方，谢叔叔家入不敷出的经济问题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其实并不然。
八三年五月时，庆庆来到我家告诉我她爸爸从香港彻底回国了，一回来阿姨就为钱和他吵架。我问： “怎么你家钱还不够花？”庆庆说：“爸爸怪阿姨月月把钱花得精光，可阿姨却说不够，逼他再给钱。”我说：“你们三个孩子在家只吃晚饭，谢叔叔和郭阿姨两人工资按说应该够花。”庆庆说：“何止三个孩子？还有杨樱杨冰俩姐妹呢。”我说：“那你们都工作了，应该交饭费啊。”庆庆说：“他们都不交饭费，不但吃晚饭还带中饭呢，星期天也在家吃饭，他们自己的工资都自己干攒着。”我说：“阿姨应该规定他们交饭费啊。”庆庆说：“嘿，晓东，阿姨那偏心眼儿你还不知道？这就是阿姨的小九九！她有意不让他们交饭费的。她就是想让谢鸣和三毛能攒下钱娶媳妇，可是钱从哪来啊？只好逼我爸出啊！”我这才恍然大悟，当时阿姨的心头肉三毛正跟杨樱相好，阿姨肯定一个心思为他小两口儿的婚事做准备呢。我说：“养你们五个大活人，阿姨也真够难的，她月月能玩转这三百块钱全靠她会过日子。现在物价那么贵，我因为是在中美合资公司工作，工资高，我们夫妻收入也三百出头，一家三口都月月光呢。过几天我去看望谢叔叔，替阿姨说说话。”
星期天我去谢叔叔家，阿姨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走到庆庆面前，瘪着仅剩几个牙齿的嘴，湖南话更加难懂，低声说：“庆庆，你别为你调动工作的事情再烦你爸爸了，我也不为钱的事跟他吵了。”庆庆问：“爸爸怎么啦？”阿姨心疼地说：“你爸爸发烧了。我刚给他吃了退烧药，休息了。”我说： “这下好了，谢叔叔刚回国，阿姨就给谢叔叔来个下马威，他只得以发烧来取胜。”阿姨内疚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去了厨房。
我太了解老阿姨老年后的心态，她心中根深蒂固地保留着中国的传统，她是想要把谢叔叔两个儿子娶媳妇的人生大事当成自己临终前的大事来办。
那天吃饭时，谢叔叔谈笑风生。我告诉他国内严打运动的情况，还不满地说：“现在都在讲法治，我们公司每周的政治学习也都在学法。可是邓小平自己就不按法律办事。”他一愣，我说：“谢叔叔，你没看见人民日报为严打运动造势的社论？头版头条用一号黑体字在版头上印着邓小平语录：‘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我在办公室就说这句话不合法。”谢叔叔点着头思索着没说话。我知道，我们这些口无遮拦的年轻人的话对他会有影响，但我是绝无可能说转他对周恩来的崇拜。他总说：“总理兢兢业业地总是为新华社写稿审稿，总理是为新华社写稿累死的。”我说：“我爸说，他也为外文局写稿审稿。那是他的性格，所以老毛说他是诸葛亮的性格，活不长。老毛还说，人家领一个扫帚疙瘩都得通过他批条。那些写稿改稿的事情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文革时帮助老毛做恶。”谢叔叔说：“哪里有的事！文革时他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我说：“贺龙跑到他家求他保护，他都不敢保护。‘保护老干部’是那些崇拜他的人造出来的神话。”谢叔叔痛心地看着我，不置可否地无言以对。
谢叔叔进入六十岁后就更爱孩子了。记得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女儿两岁时，我的先生王胜林被冶金部借调并外派到约旦当翻译和总经理助手已经半年，此时冶金部找我谈话说，王胜林工作能力强，很受领导重视，所以经冶金部讨论同意破例也调我去约旦工作，解决王胜林的夫妻分居问题。我由于女儿在国内没人照应，一时不能答应。那天随便去谢叔叔家吃饭聊天，无意中说起了自己眼前的难处，只见谢叔叔眼睛一亮，大喊：“把你的娃娃放在我们家啊！我们家正缺娃娃啊！”谢叔叔这个要求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说：“这哪行啊，照应一个孩子太累人了，我亲妈都不愿意给我带呢！”谢叔叔又激动地大声说：“我们家三个大人，老阿姨，我，你郭阿姨，宿舍大院里还有幼儿园，我们三个大活人还带不了一个娃娃？！”这时老阿姨也操着湖南话说：“庆庆姐弟三人都是我带大的，你还不相信我的带孩子经验？”郭阿姨也接上来说：“两岁的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了，我们只不过是下午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家而已，不会累着我们的。”三个大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着说服我，可我犹犹豫豫地不敢吐这个口答应他们。我感到这个人情太大了，到时谢叔叔又会拍着胸脯不收钱，这人情我怎受得起？谢叔叔看他们这么求我我都不吐口答应，便从饭桌前站起来慢慢地走到沙发坐了下来，拍着自己的膝盖叹气地说：“我是膝下荒凉啊！膝下荒凉啊！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给我生娃娃啊！”
现在我已到了谢叔叔当年的年纪，一想起那场景就会感动得流泪。
那次去谢叔叔家刚过去两个多月，我还没有来得及决定是否去约旦，我先生王胜林就被紧急送回国了。原来，八三年十月份时，我爸爸以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美期间叛离不归。消息传出后，爸爸的许多老朋友都或回避或表示不能接受爸爸的行为。唯独谢叔叔一家对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由于邓小平对我父亲叛离讲了话，又向全国各单位发了中央文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的我的小妹夫殷罡受到公司领导的严重歧视，到八五年时殷罡对公司不断的歧视行为气愤不过，便想找关系调走。我和他商量说： “咱们去找李慎之叔叔问问，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他管辖的美国研究所？”
一个星期天，我和殷罡到了李慎之叔叔家，正巧他一人在家。我本性不会客套，进了他家门就直入主题，向他表明来意，想求他帮忙。看得出来李慎之叔叔对殷罡不感兴趣，但很关心我爸爸在美国的情况。并表示他是不会背叛共产党的，对我爸爸的反叛行为表示不赞同，聊了一会我们就告别了。走出楼来，我对殷罡说： “看李慎之叔叔这态度，你的事没戏了。”我突然想起，谢文清叔叔家就在旁边，何不去他家坐坐，正巧到了吃下午饭的时间。
我带着殷罡一进谢叔叔家，就发现他们家又在忙着摆席。谢叔叔和郭阿姨一见我来，喜出望外，说你们来得正好。还玩笑地说，今天是满汉全席。看得出来，老阿姨已经不做饭了，只坐在一边指挥，都是郭阿姨在那里忙。其实那天招待的也不是什么重要客人，都是三毛的发小，十几年的常吃客，还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三毛的表哥，桌上鸡鸭鱼肉俱全。
我又直入主题，告诉谢叔叔和郭阿姨，我们是为殷罡的工作调动来找李慎之叔叔的。郭阿姨马上说：“我们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办一个名为“桥”的杂志社。殷罡到我们这来好了。”那时候调工作非常难，更何况我们还背着父亲“叛逃”的政治包袱。可听郭阿姨的口气，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我几次犹豫地提醒她说：“我爸的事情可能会是个很大障碍。”郭阿姨瞪着大眼睛天真地说：“哪里有什么障碍，不就是调个工作嘛。我们需要殷罡这样的人材。”果然，不出一个月，殷罡就成功地调成工作，并在“桥”杂志社任编辑主任，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中东专家。这件事使我感到，谢叔叔和郭阿姨根本没有共产党那些株连观念。
一九九四年，离国八年后我第一次回国了。一回国就去看望谢文清叔叔，一见面就对他说：“谢叔叔，我们在海外听到你六四上街的消息，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我这几年退休在家，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不实行民主是不行的。”我说：“那得先把共产党推翻，它不倒台，就搞不成民主。”他仍然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地无言以对。
谢叔叔是共产党内有思想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干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后，谢叔叔的思想更加深化和反叛，他写下了长文《死心篇》，给儿女留下遗言，在他死后将此文公布于世。他的女儿和儿子几年来多次与我商量，最后决定在“六四”二十五周年时发表。
文若其人，读者可以从此篇文章中清楚地看到谢叔叔犀利的文笔，刚直不阿的性格和清晰深邃的思想。他在此文中写道： “除了异族入侵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等欠下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他挥笔直斥邓小平、李鹏为屠杀元凶，“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
我理解谢叔叔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来自社会底层，有人民感情，但是在共产极权这架绞肉机中，他们毫无招架反抗之力，更无保护人民之力，这些有正义感和人民感情的党内干部起不到强有力的正向作用。他们稍微有一点不顺从行为，就会被绞肉机绞杀。谢叔叔的遭遇就是个实例，六四民主运动发起后，谢文清不平则鸣，走上街头，支持学生，但很快就遭到整肃，并于2001年患胃癌郁郁而终，死前他对女儿谢庆庆说：“旦到‘六四’平反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并留下遗嘱： “死后不入八宝山，不与他们王八蛋为伍。”
谢叔叔，我明白你，你所指的“王八蛋”就是你的《死心篇》中斥为 “六四屠夫”的邓小平李鹏们。
三妹于芝加哥家中
二0一四年五月十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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