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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1989年9月的时候，我在秦城监狱刚刚被解除背铐不久，我被从一楼的2号牢房调到二楼的20号牢房。那时，刘晓波恰好被关在隔壁的21号牢房，我们常有机会通过卫生间的下水管道打土电话。我几次告诫他不可再做那种去中央电视台做伪证的蠢事。
那期间，管理我们的管教狱警名叫袁大同。袁大同对我们政治犯多有同情，对我颇为友好。他几次跟我提及他在六四大镇压的那天夜里，他就是泡病号在家，拒不参与镇压。
“缺德，缺丫的八辈子德！”每当谈起六四凌晨的大屠杀，袁管教都会愤愤不平。“他妈的用机关枪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那是缺了八辈子的德。这共产党早早晚晚是要败在这李鹏邓小平手里了。”这是袁管教经常对我说起的。我自然是同意他的这个结论，每当他这样讲时，我每每都要激励他几句，劝他早日弃暗投明，配合我们在秦城监狱搞一次巴士底暴动。当然，我也总是无功而返。
有一天，袁管教又是急急地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屋，我就见他紧绷脸，一句话也不说。
“嗨，袁管教，你今儿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大脾气？”我试探地问袁管教。
“抽烟。”袁管教甩过来一包没有过滤嘴的烟，仍是闷闷不乐。
“怎么了，袁管教？你同意配合我们暴动啦？”我低声地问袁管教。
“还暴什么动？瞧瞧你们这帮子精英，不当叛徒我就替你们烧高香了，还哪有几个敢暴动？”袁管教没好气地说。
“哇，原来又是哪个不争气的家伙惹你生气了，又想让我给你作思想工作？那你就不妨说出来，我就再尽一次义务，给你当一回政委。”尽管我这样说，袁管教只是闷闷抽烟，打死也不说。
“说吧，这一次又是哪一个？又是那个不争气的陈明远吗？”
“他？陈明远？他只会装死装病，大不了写写小报告，批判你们这些自由化分子。”袁管教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着，还从抽屉里拿出一打稿纸，冲我抖了抖，“你看，这都是你们号里的那个陈明远写的揭发批判材料，我过一段时间就得把这些垃圾材料扔到垃圾箱里。让他天天都白写。这陈明远还能惹我生气？”袁管教渐渐有些得意忘形。
“那又是哪一个？是跟我吗？要不就是跟你自己。我不就是策动你配合我暴动嘛，你都是犹豫不决，按兵不动，我又没揭发你，没影响到你的前程。如果你一时还拿不准主意，我给你时间继续考虑，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告诉我也不迟。也犯不着为你自己没胆子当一回大丈夫，跟你自己生这么大的气嘛。你若是气个好歹，我还找谁跟我里应外合呀？”见袁管教又是闷头不说话，我就学那些预审员，开始审讯他。“袁管教，交待吧，有党中央给你做主，你就休要担心害怕，有什么心里话，尽管跟组织主动坦白。”
“他妈的，都是那个王八蛋刘晓波，”袁管教终于憋不住，开始交待了，“我让他给气死了。”
“刘晓波怎么惹着你了？他不是在21号，好端端地坚持你的领导吗？难道他也造反了不成？”
“他，他敢造反？我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袁管教依旧愤愤。
“刘晓波到底是怎么了？”我继续审问。
“你没听说他到电视台作证的事吗？”
“有所耳闻。不就是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吗？”哈，原来是为这事，我正想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他妈的，还精英哪。在他去作证前，我连续几天晚上都把他叫到我办公室来，给他烟抽，给他午餐肉，跟他苦口婆心，劝他千万不要去作证。可他，”袁管教又怒火万丈了，气得他声音颤抖，“他，他，他妈了巴的，他还是去作证了。”
“这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向组织上坦白交待？”我继续卖弄我近几日才从他的同事那里学来的黑话行话来跟他交流。
“这不，今天我刚刚看了录像。”袁管教猛吸口烟，“你看他那德性，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沙发上，进口烟也抽上了，龙井茶也喝上了，西装笔挺，人模狗样，可就没说一句人话。”
“那他在电视上说什么了？”我问。
“他能说什么？他敢说什么？不就是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是人话吗？他说没死就没死？他说没看见就没看见？他没看见打死人，我还看见了哪。在木樨地，在六部口，打死多少人哪。凭他空口白牙说一句没死人，这些人就白死了吗？这些人就都不是人了吗？”
“好！说的好！”我像戏园子里的戏迷一样为他大声叫好。“可是袁管教，你既然知道刘晓波要被作证，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怎么没拦他？拦得住吗？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不能去，不能去。他担心会枪毙他，我一再告诉他，绝对不会枪毙他，我用我的人头跟他担保不会枪毙他。我跟他说，去作这个证，那是缺了八辈子德，是对那些死伤者伤口上撒盐，是作伪证，是会遗臭万年。他不去作证，对他没有任何伤害，我一再用我的警服跟他保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对他非法刑讯逼供。可他就是不信我的话，就是要去作证。真是个王八蛋。中国尽是出这类精英败类，你们民主自由还有什么希望？”
“嘿，袁管教，话可不能这样讲。”尽管我也反对刘晓波去中央电视台作证，我还是尽力为我的昔日战友辩护。“刘晓波去中央电视台作证，这是他的权利。但这作伪证，可是被你党绑架，被你的同事诱骗的结果。是你们党才有这样的动机，事实上也是你们政府获得利益。这罪魁祸首是共产党，晓波在这里充其量也就是贵党的那个发言人袁木，只是一个从犯，是罪犯的帮凶。你有气，更应该去谴责那个杀人凶手。你有怨，应该先去找那个流氓政府，这都是他们一手导演的，刘晓波不过是被迫跑了个龙套。”
“人都杀了，把北京变成屠城了，这个党还有救吗？那个政府还有救药吗？可是，刘晓波就是不能去作证，又不是他杀的人，也不是他爹杀了人，他凭什么要去做伪证？这不是犯傻犯贱嘛。”袁管教继续大骂刘晓波，“说到底，他就是怕，怕死。但这又说明他蠢，白读了这么多年书，那个博士也是个水货。连我都一再跟他说，绝对不会枪毙他，他还是不明白。”
“是不应该。”我赞同他。
“的确不应该。这是伪证，是蠢证。咳，我还曾经希望他会成为中国的甘地曼德拉哪。”袁管教每当谈论起他手下管理的这些六四政治犯，就好象是在谈论中国民主运动的黄埔军校一样，他不禁又端起委员长的腔调继续说，“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这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地。”
“的确如此。袁管教，这刘晓波也作证了，革命事业的损失也是无法挽回了，那可咋整呢？你看看还有什么挽回的余地没有？”我征求袁管教的意见。
“那还能咋整？”袁管教也跟我学，用赵本山的腔调说，“如果因为刘晓波说没死人，那些死去的人就能死而复活，我就去烧高香。”
“嗨，你可一向是大丈夫，敢作敢为，怎么能如此这般消极呢？”我激励袁管教，就象政委鼓舞战士一样。
“那还能有啥办法？”袁管教显得无可奈何。
“我倒是有一计，一定能挽回晓波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怎么，你又想策反我跟你搞巴士底劫狱？”袁管教怕我继续策反他，先来封住这个话题。
“当然不会了。我早就知道你家里有八十老母，我更看出你这一辈子也就适合干狱警狱卒，不可能成为乱世枭雄。所以，不会再策反你了。”
“那你还有什么妙计，说来听听。”
“你推荐我去到中央电视台去作伪证。”
“啊，你也想去做证？谁敢让你去作证？那你还不得去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那我这辈子的狱警狱卒也就当到头了。”
“嗨，那是你们共产党的陈词滥调。我怎么能像肖斌一样，只会跟着你们共产党鹦鹉学舌，那也太没有创造力了。”
“那你去作证什么？”袁管教开始对我的话感兴趣。
“只要你推荐我去中央电视台，我保证我到那里只说一句话，这句话比刘晓波的证言更有分量，更能证明共产党没杀人。”
“你到底要讲哪句话？”
“我会向全世界说，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的尖尖顶端上，肯定没有死一个人。”
“那不是废话吗？那还用你去证明？谁能爬到纪念碑顶上去找死？”袁管教转念一想，又突然醒悟过来，“哎，也是，这个证言倒真是值得推荐，这应该叫什么？应该叫欲盖弥彰？指鹿为马？此地无银？好，好主意，我给你推荐。”
我真没想到袁管教竟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可是他头一次同意配合我。
自那以后，我每每问及袁管教关于我去中央电视台作证的事，他总是不置可否，或者是说慢慢等吧。
转眼间等了20多年，我一直不曾得到袁管教的下文。
几进几出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已经没有敌人了，把中共监狱描写成柔性化管理，人性化改造，贵族化生活，是人人羡慕的天堂乐园了，而后就被和平奖了。
把共产党当成敌人的王炳章，被中共绑架了，又被判处无期徒刑了。
一心为民请愿的高智晟、胡佳、赵连海、陈光诚、师涛，哈达们，我相信正在中共监狱内外经历硬性化的管理，非人化的折磨。他们被中共绑架着，偶尔被神出鬼没一下，偶尔还会被发表一份他们签名的悔过书，甚至是通过亲友或是线人传出一些声明，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们还没有被谋杀。
我依旧期待，有朝一日在中国的电视上为天安门作证。
为那些死去的人作证，证明他们是被杀戮在木樨地，六部口，而不是去证明中共不曾将坦克开到珠穆朗玛峰上杀人，或是证明中南海里不曾死人。
为那些还生活在中共魔爪下的人们作证，为高智晟、胡佳、赵连海、陈光诚、师涛、哈达们，也为刘晓波作证，证明他们在被绑架下所作的一切有利于绑匪的所有证言都没有效力，不应被随意传播，更不能违背其本人意愿在各种仪式上宣读；证明他们在失去自由状态下所流传出的各种悔罪书或声明都可能是绑匪们的捉刀代笔，不过是绑匪们刻意制造的赎票布告或是杀鸡儆猴恐吓告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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