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自称是法国纠察队总指挥的人，近日来同五毛们一唱一和，对中国茉莉花行动泼冷水，甚至是诽谤中伤。下面是我的相关回应。
能让这种人恶心，真让我感到开心啊。
我从来不回应这种人。就让他继续恶心好了。看看五毛们对我们的攻击，他们不是一个腔调么？我一直都认为，谁被五毛攻击的多，谁让五毛恶心，说明谁打到了共匪七寸命门痛处。
借题发挥，我讲一段秦城监狱的故事。
我在秦城监狱时，有一个同号叫朱士生，是家传的精神病，大家送给他外号秦城的华子良。
8964的前一天夜里，老朱好事儿，想去天安门看看热闹。说什么在北京长了三十多年，还没看过戒严是什么样，他老朱哪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老婆红梅不放心精神病一个人外出，就紧追不舍。老朱身穿背心裤衩，手拿芭蕉扇，同红梅牵手走到王府井时，居然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就更高兴啦。那时公交都停运了，这天上送来一个公共汽车，不正是上帝给他派来的专车么？他就拖着红梅上车，红梅死拖着不让老朱上。结果是两个人你走你的长安街，我上我的公交车。
不幸的是，老朱搭上了高自联常务秘书长郭海峰的那辆大巴，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大肆渲染的那辆去火烧天安门城楼的大客车。车上先是严重过载，人挤人。可到了天安门时，车上空空无几。那辆车随即被戒严部队乱枪打成了蜂窝。车上还活着的七人，后来都被人民日报污称为火烧天安门七勇士。郭海峰对此极为不忿，几次跟我说过要为此同人民日报对簿公堂。
朱士生一进到秦城监狱时，头戴坦克帽，背铐脚镣，我们起初都还以为他是戒严部队反水的坦克兵。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防止他精神病发作时以头撞墙。我在K字楼就听说他还被戴上一种更严厉的刑具，叫“猪嘴”或“猪八戒”。就像猪八戒的嘴那样的一个东西，给他戴到嘴上，让他无法呼吸，更无法喊叫。每过一分钟，才给他透口气。
他老婆好像叫什么红梅。
每当审讯回来，还在路上，老朱就象李玉和赴法场一样高唱二版嬉皮：
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
来往帐目要记熟
困倦时留神门外防野狗
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
我知道他是精神错乱弄串辈份了，将老婆红梅当成女儿小铁梅啦。他每每唱完，我就会回应他一段：
红梅我年龄十七不算小，也能帮助爹爹操点心
好比说爹爹顶住了千金重，红梅我也要顶起八百斤
爹爹的品德传给我，儿脚跟站稳如磐石坚
爹爹的智慧传给我，儿心明眼亮永不受欺瞒
爹爹的胆量传给我，儿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
老朱接着又会反复大声吼叫：“当时我身中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是怎么跑的，我怎么知道？”
我便立即回应一句：“你当然知道。如果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朝自己的胳膊打了一枪？”
我们起初都以为他就是精神病发作随便胡说乱唱。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在智斗秦城的鸠山。他是在说，戒严部队乱枪扫射他们七勇士大巴时，他钻到车座下面，那些七勇士之外的王连举们是如何跑掉的，他当然不知道啦。
朱士生虽然是天生的精神病，但他还真是大智若愚，秦城的鸠山们从他的嘴里就是掏不出地下交通员的名字和下落。
他烦闷时，常常唱歌解闷，什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工人有力量”，等等。因为他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更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精神病，老朱无论如何高歌猛喊，都没有人制止他。
我后来告诉他只唱“国际歌”，其它号就也跟着唱。这下警察和哨兵都来制止了。每当这时，袁大同管教就会将老朱叫到办公室，给老朱好烟好肉，让他吃个够，过足瘾。他每每还用各种方式私藏个烟屁和香肠带回来给我。我后来抽烟，就是那时老朱给教唆影响的。老朱回到号里还得意地跟我说，“他妈的管教非得让我承认是刘刚教唆我唱国际歌的，我偏偏不承认。我他妈的会唱国际歌时，还没刘刚哪。刘刚怎么能教我唱国际歌？这不是胡说八道嘛。真他马勒隔壁地比我老朱还有精神病。”
我有时需要通过透风窗口同其它号的人联络，朱士生就以精神病为掩护，将门上的监视孔给我捂住，防止哨兵窥视。哨兵将门完全打开，老朱就会拿起一条被子，将整个门都给捂住。如果哨兵打开们强行闯入，老朱就会左右阻挡哨兵，还要象精神病医生问诊病人一样，伸出一个手指头直接戳到左手边的一个哨兵眼前，笑嘻嘻地问：“这是几？”又伸出两个手指头问右手边的一个哨兵，还是笑嘻嘻地问：“这又是几？”，将哨兵能挡住十分钟，直到看到我已经销赃灭迹为止。
我需要跟其它号喊话时，通常是我小声说一句，老朱对着放风窗口高声重复一遍，喊得各个号都听得见。
我需要通过敲暖气管用密电码同相邻号联系时，老朱就脱下他的皮鞋，在地板上敲鼓一样震天响，以便不让哨兵听到我的密电码声音。
老朱在1990年保外就医，他跟我说他出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送吃的。果不其然，一个礼拜后，那个袁大同管教就给我送来一大旅行袋的香肠火腿上等好吃的。还让我写一个回执，说是如果他不给我送到，老朱就天天到他家去犯精神病。
朱士生一直跟我说，等将来革命成功了，千万不要忘了他是天安门七勇士之一。他没有更高的要求，只是要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立一个墓碑，上面写上：“天安门七勇士朱士生永垂不朽！”
我一直想将朱士生的故事写出来，但每当想写他，就感到内心愧疚，我一直还没有满足他那个小小心愿，至今还没有机会在北京给他立上一块墓碑。
每每看到自称的天安门纠察总指挥，我就会想到天安门七勇士朱士生。也不知是谁瞎了眼睛，任命的这总指挥怎么就不如老朱那样的一个天生精神病啊！
再说说谢万军。记得是在1998年吧，我们在陈军家聚会。谢万军刚逃亡到纽约。见到纽约的民运大佬都在，就有人突发奇想，好像是付申奇提议将谢万军请来，给他压惊洗尘。谢万军一见到我时，狗眼看人低，握握手即过。有人向谢万军介绍我的名字，谢万军立即又拉住我的手，又想拥抱，被我闪开。谢万军立即说：“哎呀，你怎么就不记得我了呢？是你任命我为天安门纠察队总指挥的呀！”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我只记得，除了张伦，我们不曾任命过任何人为纠察队总指挥，更不曾听到谢万军这个名字。
无论如何，我还是欣赏谢万军现今又自命为茉莉花行动总指挥这一壮举的，至少他不象那位法国总指挥那样到处给中国茉莉花行动泼冷水，象疯狗一样四处咬人。
看到这法国纠察队总指挥现今的表现，我有理由相信当年的戒严部队不仅使用了炸子子母弹，而且是在子弹上涂有疯狗激素。不然的话，如此勇敢的天安门百万勇士之一的人，仅仅是应为中了一枪，怎么从此就象被疯狗咬过一样哪？被疯狗咬过，是值得大家同情。但那不是你英雄的本钱。如果你还有良心，那就应该管制你自己的嘴，不可乱咬别人，不能将那狂犬症四处传染散播。
“哼！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三公分开枪吗？”一见到这样的疯狗，我就不禁又想起了老朱的唱词。
“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廖！我代表戒严部队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年轻人，你大概也得到过那样一枚勋章罢？重刑或利诱面前，当一回王连举，也是可以原谅地。但到了海外，就应该立即回到革命队伍中来，用你的行动去向那些迫害过你的中共政权叫板叫阵，你更有理由去向中共复仇，而不是向其他人发泄仇恨。
下面是朋友回应法国纠察队总指挥的邮件：
2011/3/11
你就别来添乱了。你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让中共高兴。你真的相信我也是在配合中共当局吗？如果相信，就是大脑进水；如果不信，何出此言？如果你有反省精神，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你没看见这个张健最近几乎骂遍了所有正在拼命反共的人吗？包括对刘刚兄恶言相向。刘刚的做法也许值得商酌，但是我敢肯定，他是茉莉花革命最主要的推手之一。张健居然说他"恶心“，何苦这样去对待一个自己的同道呢？你应该明事理，而不是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乱指一气。是谁给你的这个资格这样训斥别人？你能告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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