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推特网友國冬禮@104chinaaction。他看过我的文章好，在网上搜索到我当年保定府落难时的一段录像。见下面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vEedBW6009I
这段录像，就是我在保定府落难后被送到保定公安局。他们将我来来回回在一个楼里走来走去，有几个摄影师围着我前后左右录像，还特意让我在一个楼梯上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往返几次。我当时感觉，那就好像他们在欢迎一个到访的国家元首走下飞机舷梯一样。我当时戴手铐，两手又被两个保镖搀扶着。否则，我一定要象伟大领袖一样，挥动巨手，向那些欢迎人群致以革命的敬礼，并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廖！
1989年6月19日晚7时左右，我不幸在保定府的人民公园落难。随后被送到保定市公安局。我被这几个保定府的狗腿子搀扶着，在这楼里转来转去，被他们录像。
这是他们给我的特写镜头。
我被带到这个审讯室。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拒绝回答。他们便随便摆了几个Pose，跟我一道合影留念。我还转身问那两个保定府的狗腿子兼保镖：你们两个是否也要我给你们签名留念？保你们将来发大财！随后，他们就将我搀扶到隔壁的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在那里，就开始了一段有关“油滚肉球”的故事。见链接：
反审花絮(1): 油滚肉球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1_5192.html
本文所讲的故事，是在那一天里，我在保定府落难之前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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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参与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我曾系狱六年。经历了那漫长的改造岁月，令我吃惊的是，我居然被一些狱友冠以“秦城铁血汉”、“总舵主”等美名，就连一些警察也经常直呼我“大丈夫”、“好汉”、“大侠”，好像我从未低过头，也从未犯过熊似的。其实，蹲过牢的人都知道，谁个敢拍胸脯说他没写过“反思”、“检查”？哪个又敢说他牙口紧得从来没交代过亲朋好友？又有哪个敢说他从来没咬过同犯？我嘛，如同西哲所讲，也是血肉之躯，身上没一丁点儿特殊材料，所以也概末能外。但我敢说，在我所经历的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的铁窗岁月中，在那成百上千次的审讯中，我只写过五次思想汇报，只写了四份揭发检举材料，有三度咬过“同犯”，最难让我忘怀的是我曾两度揭发检举方励之。对此，我总觉得心中有愧。可细一想，这二、三、四、五，大概也能算是用手指头数得过来的少
数吧。这又多少会让我心安一些。
我在狱期间，我曾通过各种渠道让外界知道那些中共警察多次用一万二千伏的电警棍对我进行他们称之为“触及灵魂”的电疗，给我带镣带铐关小号一年多。我还多次写状子告他们，据说当年李淑娴还在日内瓦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宣读过我控告中共警察及中共新华社的诉状，以至於共产党说我把影响给它造到联合国去了，还楞说我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还通国际”。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曾几度自卫反击，打倒过几个警察，以至於那些曾对我下过狠手的警察後来都不敢再靠近我。
每当想起那狱中往事，想起我那些狱中同窗们，就心情难以平静，不平静得会象江泽民、毛泽东那样的夜不能寐。我想还是快把我狱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出来吧，算是我对我自己的又一次“反思”。我也真心希望我的那些狱中同窗们，包括熊焱，陈小平，冷万宝，萧彬(号称“两万”)，张铁生(又号“白卷大学生”)，王丹，李玉奇，陈明远，邵江，林鹏，刘哓波等等，等等，都能一道来对我进行“帮助”、“反思”、“学习”、“提高”，就象那“监管”五十八条所要求的那样，大可不必留情面。我的“反思”中也可能难免牵涉到各位，请诸位有点儿心理准备。但请相信我会实话实说。我更希望那些跟我交过手的中共警察们能将对我的审讯笔录及我写过的“狱中反思”、“揭发材料”都公之於众，以便我的回忆能更准确。我是不怕被揭发的。想想看，中共警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事值得遮遮掩掩的呢？跟警察都招了，还怕在此再招一回吗？
我准备先将我在狱中对警察所讲过的和所写过的一切都如实地写下来，暂且叫它“审讯笔录”吧。
记得我在秦城监狱时曾主编过一个叫“劲草”的地下刊物。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的审讯笔录积累多了能印发成书时，那书名就叫“疾风知劲草”好了。
1. 保定府落难
虽说後来的六年监狱有时关得我记不得年月日，但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我却总是记得的，就象在美国我能记住我的社会安全号和进入美国的日期一样。在那六年中，初次见面的人总会问“哪天进来的？”那天就是我进去的那一天。
“六四”後，我在那个河北贫困老区独自住了有一个多星期，可约好了与我接头的那个“磨刀人”就是不出现，急得我把那类似於“桃木”“木梳”一类的密电码都快忘光了。那一带虽然是当年李向阳、高传宝们神出鬼没的地方，至今还有一些或是抗鬼子的或是备战备荒的地道可钻，可那土八路的玩艺儿怎么对付得了这当今鬼子的毒气弹哪。子明也真是开玩儿，这二线工作简直是糊弄假洋鬼子嘛。每听到山下警车叫，我就对子明老大不满。那军涛的救援工作也不到位，还跟我说什么这回跟共产党拼了也值了，这不，光顾自己逃命去了，把我一个人甩在这儿没人管了。但又一想，先前军涛带走的杨涛都在兰州落网了，想必军涛也是泥菩萨过河，没准象杨涛、周封锁、熊焱一样早就栽进去了。保不准进去了把我落脚的这个临时交通站早都给供了，要不山下怎么老是警车叫呢？看来我是不能在这傻等那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来的交通员了，敢紧独立行动吧。我立即着手整理行囊。
我首先将我身上带的秘密文件投入火炉，其中有我发起成立高自联时的会议记录，有我主持“联席会议”的记录，那里面到处都有杨涛、王丹、吾尔开希、周封锁、刘焕文等通辑要犯的大名，如果在我身上被搜去，暴露我第三号通辑要犯的身份事小，牵连其它同志乃至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可是事大。绝不能让它们落到敌人手里。烧！再宝贵的历史资料也都给我烧掉。还有几张王之虹给开的抬头是“中国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的介绍信也统统烧了，杨涛身上也有那东西，十有八九敌人已经掌握了。但那个贴有我近照、取名张天来、同样是王之虹开的“中国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的工作证我却不舍得烧，因为我的身份证在天安门广场丢失了，身上再没有其它证件了。我决定留下这个红皮证件，以防万一在过关卡时碰到敌人查验良民证也好蒙混过关。我在那个交通站，找到了一个红花棉被，一条麻绳，将那个工作证塞到棉花被中。我原本是将棉被的一角拆开，将工作证放里後又缝补好。但我发现这样虽然较保险，但不方便在我急用时迅速取出来。最後我是在红花被面的中央撕开一个小口，将工作证塞进去就没再缝合。没想到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改变，後来竟在狱中历经敌人的八次大搜查而未被搜走，最後还是被我嚼滥吃到肚里。我带上这个红被卷原准备万一我住旅馆有危险就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道去睡马路，或是在乘火车时钻到座位下面去，以减少被鬼子巡逻队认出来的机会，可後来竟有警察以为我是带行李去自首的。可这红被卷竟真的当晚就成了我的狱中行囊。
为了更象一个打工仔甚或是一个盲流，我换上了那套前一天跟山下一位过路的“突突突”司机换来的脏兮油污的劳动服，抓几把泥土、煤面在脸上、头发上抹了又抹。唯一让我感到难办的是我那长了有眉毛那么长又黑又粗的连鬓胡子，那通辑令上分明写明我浓眉大眼连鬓胡嘛。我出逃北京时仓促得就跟林副统帅叛逃时那般，连剃须刀都没带一个。可谁又能预想到那共产党会把我这大胡子也登到了他们的党报上啊，我当初还计划着以美髯公来改头换面哩。在我呆的那个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我翻箱倒柜，也还是只有那把滥菜刀可用。可那把菜刀，拿它去闹革命或是蒙面抢劫什么的，或许还管用，但若用它刮胡子，那非得跟杀猪一般。你一定能想象出我那时是多么地羡慕曹操，羡慕他在逃窜时，尚且能以剑削髯。但几小时之後的整整六年时间里，我都羡慕我自己在当初还能拥有一把滥菜刀，我都无限留恋那个在我失去自由前所呆过的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胡子索性就不刮了。这就是後来你们在电视上看到我落网时为什么会衣冠不整、胡子邋遢了，实在不是我有意自毁形像。
象编电影，还象演义，是吧？两点多了，太晚了，那就下回分解吧。
我背起行囊正准备出发，忽听得外面有人在摇我院墙的大门，摇得我房屋顶山粱上的灰尘哗哗直落。不好，鬼子进庄了，我被包围了。我立即走到窗前朝外窥视，远远地看见有一个人还在那儿狠狠地摇那栅栏大门，看着装打扮肯定不是山里人。我再环顾四周，再无其他人。噢，原来只有一个密探，想来抓列宁，没门儿！瓦西里虽不在，那就看我怎样亲手收拾你的。我操起菜刀就冲出去。待我走到近前定睛一瞧，哇，是小毕！原来党派来的“磨刀师傅”就是小毕。“党啊，我带路的明灯”，举着菜刀就扑过去了。我一激动，把那句话哽在喉里了。因为认识，我免
去了那些暗号口令的繁琐，打开铁闩就放他进来。可他却楞在那里不敢进来，吃惊地问我：“你拿菜刀做什么？”
“我？”我这才意识到我还手举着菜刀。
“我磨刀。”我还想着磨刀师傅呢。
“这大白天磨什么刀啊？”
“我切菜下酒。”我极力掩饰住我尚未散去的惊慌。
“我还真以为你要剁了我呢。”
“哼，你若是当了伪军叛徒，剁了你，那算便宜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全怪我“早也盼，晚也盼，盼穿双眼”，险些把小毕都给当成暴徒给误伤了。我又感激军涛的救援工作还安排得挺到位，这倒不是说他如此及时地给我派来了交通员，而是感激他没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这儿事先给我放一个二十响或猎枪通天炮什么的，不然的话，我这一梭子扫出去，不还真得撂倒他几个共军土匪伪军土八路啊。那现在我的脑袋也早搬家了，今儿也轮不到我在这网上饶舌写回忆录了。
长话短说，我同小毕喝完酒就决定了按我的既定方针办：不上井岗山，进西藏。那地方我熟儿，比沙家邦芦苇荡还容易坚壁。藏民热情得帐篷随便你睡，只要你敢；生羊肉、酥油茶、糌粑管你个够，只要你吃了别吐。到了那里让高原的强紫外线狠晒它仨月半载，保我们又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去再重整旧河山。唯一让我们俩略感担心的是，可千万不要让那里漂亮的文成公主们把我们抢去了当压寨大王，弄成个杨四郎似的，会恋栈王位、意志颓废，乃至於最後忘却国耻家恨，就不会再回来闹革命了。可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纵然是被抢了，也只好卧薪尝胆了。
我们先是步行十多里到了一个小县城，再由那里承汽车去保定。小毕的打扮象阔老板，而我则象个要饭的。小毕提议我装扮成是他雇来提包的马弁再同他结伴同行。我却坚决不肯。倒不是因为那样主仆颠倒降低了我的身份，而是担心那样会万一我被抓，他也难逃法网。於是，我们约好了一路上将装作陌路人一般互不相识，万不得已需要交流时也只用眼睛对话，或者象地下党栾平野狼嚎那样讲黑话。
我们俩待汽车开始启动时才冲上汽车，以防被鬼子关门打狗。到了车上自然是没座。我索性放下斯文就以被卷为座，坐在过道上。小毕先是站在车头司机附近，不时地东张西望。过一会儿，我见他往车尾挤，待挤到我身边时满脸鄙夷地朝我吼道：“你瞧你脏样，别坐这挡道，闪开点儿，让我过去。”哎哟，怎么着，想趁我走麦城时欺侮我？我故作愤怒地站起来又亮了亮拳头。他从我身边挤过时贴进我耳朵小声讲道：“你的眼睛象警察，不合你身份，收敛点儿。”噢，原来是在演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老九打个招呼？我相信肯定是他作贼心虚，疑神疑鬼。但我可绝对不是因为上了通辑令就惊慌失措，贼眉鼠眼，只是因为一想起那么多中华好儿女血染天安门广场，怎让我不怒目圆睁？
到了保定府火车站，我们发现那里的警车跟野猫叫春一样叫得渗人，想必那小平少佐给保定府也下了死命令，“要全城戒严，抓列宁”。一想到列宁，我就预感到坏了。想必我这小个子这一次是难逃此劫了。否则，我应该是想到李向阳，并且最终会象李向阳一样着上皇军军服趁乱混出城去，然後再杀它个回马枪，直捣鬼子扫荡戒严司令部，在小平少佐正准备自绝於人民的时候，掏出我那二十响，不，这儿回要用五子蹦，按上小石头在天安门临死前还紧握的那个炸子弹，照准那仍负隅顽抗的小平少佐，就在他又一次举起屠刀时，“轰，轰咣，轰轰，、、、”，直到我代天安门广场的所有死难者每人都放了一枪，再送他去见松井大佐马克思。哼，若不是当年阴差阳错地闪出了那么个列宁，这历史十有八九就会这么演义的，我怎么能眼看着他得个善终呢？
“喂，要饭的。”小毕的吼叫打断了我的白日复仇梦。只见他又是故伎重施，走到我身边先是象训要饭的一样侮辱我一顿，趁没人时一边眼观六路一边小声跟我嘀咕：“这里情况危险，我去买火车票，你在这儿等好别动”，大有那种“大敌当前，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架式。当小毕买了两张到西宁的火车票时，我也拖人买了两张去西北方向的两张长途汽车票及两张火车站台票，以防万一届时检票口难於通过就改走陆路。我们要乘的是晚八点办的车，还得等三个多小时。我们俩决定先分头行动，晚八点在到车站接头。虽曾想，我们这一分手至今已近十年，我与小毕竟一直未能再会。小毕是大侠大义之人。“六四”大屠杀之後，他为营救我们，竟几度被捕入狱，最後一次被判刑四年，直到去年才刑满出狱。
与小毕分手後，我就近找了一家小餐馆，叫了几样饭菜，就在一个朝窗的桌边坐下，一边警惕地注视窗外，一边狼吞虎咽起来。那时的保定也同全国一样兵荒马乱的。那餐馆里冷清得就我一个食客。那老板娘时不时地盘问我几句，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是因为我职业习惯还是因为我神经太紧张，我总感觉她相是查户口的，也更象地下党线民。
“你叫什么名字？”
“宋得保。”
“你手里拿的什么？”
“歌曲集。”
“什么歌曲集？”
她都问了哪些问题，我现在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总是想到那“看不见的战线”，想到那宋得保落到共产党手里被审讯的镜头。那老板娘也一定会感到我有点儿象宋得保一样的可疑。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她我们是地下游击队，是抗暴爱国的队伍，或许能感动得她象阿庆嫂一样，当鬼子宪兵进来搜查时，将我水缸底下把身藏？不，不行。那萧彬可就是在大连被两个女八路给出卖了，我可不再能再重蹈复辄。再看看窗外戒严部队宪兵鬼子象老鼠搬家一样地穿来梭往，我更感到此地不可久留。甭在这饭店里学什么诸戈亮稳坐城楼唱空城计了，趁那宪兵还未到，三十六计，我先溜吧。
这年头，怎么跟闹蝗灾闹鼠乱似地，到处都是鬼哭狼嚎的警车宪兵队。我该何处藏身呢？对，就去水里。想必那警车开不到水上。我何不找一个公园再租上一条小船去潇洒一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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