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庄晓斌用自己当卧底的经历，细说陈光诚闹剧

闹剧、玩偶、及斗士们的无知

原文链接：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5/whuqngxiqobin/2_1.shtml
作者：庄晓斌

时下，陈光诚事件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不仅美国的总统、国务卿及国会议长等显贵的政客们高度关注，西方民主社会的传媒更是大肆炒作，而且几乎所有的民运精英们也纷纷发表言论。谴责美国抛弃了维权斗士者有之；颂赞美国彰显了人权价值者有之；抨击中共流氓政权言而无信者更有之。 一时间 ，八方神仙各显神通 唇枪舌剑争论不止 。真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 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

一场愚弄民心，强奸民意的闹剧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上演了。尽管蹩脚的表演者们自以为是天衣无缝，但闹剧毕竟是闹剧，表演毕竟是表演，无论是蒙娜丽莎样式的神秘微笑，还是假惺惺的鳄鱼式眼泪，都遮掩不住这幕闹剧的导演者们的尴尬无奈和不打自招。

笔者这两年多来，对诸多世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几乎从不说长道短，曾发誓今生将永远不再涉猎这是非之地了。但今日又为何自食其言来趟这潭浑水呢？文人一个最显著的弱点就是耐不住寂寞，我这个已经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囚犯作家”，平生最嫉恨的就是“作秀”。尽管早已司空见惯过了艺妓们及政客们的作秀，但一看到蹩脚的作秀者，还是有种抑制不住的呕吐感，是非要把五脏六腑的酸水都吐出来才罢休的。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还是考究一下陈光诚事件吧！

一，陈光诚事件是偶发事件还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我对陈光诚先生并不了解，也无意去亵渎陈光诚先生的道德人品。对他的无知似同我对其他的民运精英们的无知一样，是来到海外以后才粗略地知晓了一些陈先生的光辉业绩的。陈先生是个盲人，通过自学成才，成了个维权律师。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免费乘车权益，他状告北京地铁公司取得胜诉，从而奠定了他维权斗士的地位。据说为维权他亦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被无辜妄判4年徒刑，出监后仍受到软禁迫害，以至于在侠义之士的帮助下，从被严密监视下的家里出逃到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并在使馆里滞留了6天，后经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并征得陈先生肯允，自愿走出使馆到北京的朝阳区医院免费治疗。以上就是陈光诚事件的大致经过。

首先，我应该坦诚地表示，一个受迫害的人，企图改变自己受迫害的处境，无论他采取的途径是否正当，（当然这是依不违背道德和法律为原则的）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基于这一点，我对陈光诚先生的行为并无贬义。倘若陈先生确实是因为自己已经不堪忍受被软禁迫害的恶劣处境，而选择出逃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去寻求庇护，尽管这虽然是种非常幼稚的作法。但这依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偶发事件，处理这个事件的程序和应对措施都会显现出其间的偶发性质。那么，我发问：摆在我们面前的陈光诚事件是这种偶发事件么？显然不是！起码从现在表露的事实证明，这不是一起偶发事件，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甚至是蓄谋已久的阴谋。而涉身其间的陈光诚先生只是一个道具，也可以说是老谋深算的政客手上的一个玩偶。

我如此断言，肯定会有人质疑，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只要问几个为什么，这个简单的结论就不难水落石出。
第一，是谁帮助陈光诚成功出逃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帮助陈光诚出逃的人是什么背景，又是受谁的指令？
第二，陈光诚逃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为了到美国去度假休养或者是为了能免费上大学受教育得到免费医疗么？
第三，陈光诚事件至此，达到了什么效果，都是那方获得了最实惠的利益？
第四，陈光诚事件出现后，美国，中共的政客们的暧昧态度说明了什么？

仅此四问，相信明眼的人就不难揣度了。值得透彻指出的是陈光诚事件出现后，国内因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引发的沸腾民怨得以成功地被转移了视线，美国政府从薄王事件获取的极大利益又一次成倍增值。而陈光诚先生本人被政客们玩弄于掌上，至今前程未卜，他会得到成功去美国或者免费上大学免费获得某个城市的居住权等等好处么？我看未必！

言及至此，我们再来分析究竟是谁精心策划了这一起阴谋呢？是美国的政客们还是中共的政客们，对于这一点，我因为没有可依据的确凿证据，不敢妄断，但我相信，随着陈光诚事件的深入曝光，这个谜是早晚会透底的。

二 愚弄民心，强奸民意的闹剧 凸显精英们的无知
我把陈光诚事件说成是一起愚弄民心，强奸民意的闹剧，肯定会遭到力挺维权斗士陈光诚先生的人士们的抨击的。我对此并不介意，因为，我撰写此文，丝毫没有贬低陈光诚先生道德人品和诋毁其维权业绩的贬义。我之所以说这是愚弄民心，强奸民意，其立意在于，这幕闹剧的导演者们真的是把天下的老百姓都当成了玩偶，认为愚民可欺，民意可肆意蹂躏。当前因为薄王事件，国内民怨沸腾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在这个时候，把陈光诚先生抛出来当了挡箭牌已经十分可憎了，更可恶的是这幕闹剧的导演者们拙劣的演技真是把老百姓都看成掌上玩偶了。认为愚民就是一群没有视知能力的玩偶，我们编造什么他们就听信什么，不可能分辨出是非真伪的。现在无论是西方所谓的民主传媒还是国内的御用传媒都在津津乐道报道陈光诚先生受到了良好的安全保护，他是得到了免费上大学的承诺才去接受免费医疗的，甚至中央领导甚至派了一个司长级人物到朝阳医院去看望陈光诚先生，并给陈光诚先生送了鲜花。似乎陈光诚先生在美国政府的关注下，在中国有关官员的承诺下，今后他的安全和处境都可能改变，甚至过上衣食无虑的幸福生活。甚至可以免费上大学，免费住房，有7处大学7个城市任其选择。这真是比格林童话还传奇的现代版童话啊！如此这样，美国大使馆不是成了现代的伊甸园了么？每一个卑微的有冤屈的中国人，只要你有勇气闯进美国大使馆，得到美国的关注，美好的将来就唾手可得，这是多么美妙的童话啊！这可能么？很多资深的民运精英还在为陈光诚先生设计着种种未来，去美国或者留在国内，大赞陈光诚先生勇敢的惊世骇俗之举。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评论这些无稽之谈了，据说是通晓法律当维权律师的陈光诚先生也相信了美国政客们给他描述的这种美丽的童话，，甚至起念要吻吻希拉里国务卿。这些谎言的编造者并不是童话作家，可是编造起童话来可能使安徒生和格林也自叹不如。我还是用几点质疑来辨析这些童话吧。

第一，美国大使馆不是中华的国子监，泱泱学子是要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才可以金榜题名飞黄腾达的。在极权统治下，不经过考试就上大学的前例有之，以前有交白卷的张铁生，现在有中国的篮球之王姚明。但就是姚明到上海交大就读，恐怕学费也是不能豁免的。如果有勇气闯进了美国大使馆，就能得到不经考试免费上大学的机会，恐怕美国大使馆的建筑即使大到天安门广场的空间，也会挤破头的。再之，去美国旅游度假，那是需要签证的，每天到美国大使馆去签证的人不下1000人，能获签的只有两三成，大多数花了100美金签证费的人都会失望而归，如果闯进了美国大使馆就像得到了路路通金卡一样，那巍巍中华恐怕就会有上亿个陈光诚了。

第二，辨析陈光诚的行为，应该还有一个是否违法的标准吧！毋庸置疑，按照国际法的规定，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领土在法律上的意义等同，陈光诚没有持合法手续进入美国大使馆，这和偷越国境在法律的意义上等同。当然这是特例个案，连熟悉国际法的美中官员也敏感地避开了这个话题，用以“非正常方式”进入了美国大使馆这个辞令。但作为律师的陈光诚先生不会不明白这个法律后果的。陈光诚先生不惜违法以“非正常方式”进入了美国大使馆他当然知道自己可能会承担什么后果，带陈光诚先生进入使馆的美国官员也当然知道此行为的违法性质。至于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大约更不会是一个法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规定，偷越国境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刑罚这更是一目了然。奇怪的是无论是陈光诚先生和使馆的美国官员以及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都谨慎地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话题，这三方如此默契，这其间的交易除了用童话这个词汇来解释还有别的招法么？

、第三，我还是要为陈光诚先生说几句公道话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中，陈光诚先生也许只是一件道具，我更相信他是无辜的。一个人企图改变恶劣的环境，即使做出点破格和跌份的行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陈光诚先生的初衷肯定是寻求美国的庇护才不惜违法进入大使馆的。这个善诚的愿望没有错，而这幕闹剧的导演者也正是利用了陈光诚先生这种善诚的愿望才精心导演了这次事件。可以肯定，陈先生刚迈进美国大使馆的门槛时，绝对想象不到6天以后，他会“自愿离开”。他也绝不是跌跌撞撞地从山东跑到北京就为了住进朝阳医院免费治疗。事情后来的发展是出乎于陈光诚先生的意料的。他情愿不情愿没有关系，道具就是道具，能体现出舞台效果就已经是物尽其用了。看来似乎美国政客们的关注还是满有震慑力的，一块民主自由博爱的遮羞布把流氓政客的丑陋嘴脸遮得严严实实，但个中滋味恐怕连陈光诚先生本人也只好独品其味了。陈先生虽然顶着维权斗士的光环，但显而易见，他的光环并不炫目。在偌大的中国，在纷繁的世界上，值得关注的事情岂不是太多了。冒昧地问几句，刘晓波、高智晟不值得关注么？本拉登被巴基斯坦驱逐的娇儿弱女不值得关注么，在中国践踏人权的事例比陈光诚的遭遇惨烈十倍百倍的举不胜举。远的不说，新近发生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里，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人大代表，未经逮捕就监禁起来。这公然践踏人权的事情，民主自由博爱的流氓政客们给了应有的关注了么？

其实民主自由博爱的政客们的关注始终是利益所系，说穿了，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无耻技俩，根本就没有道义使然。

我讲述一个前几天路遇的实例。几天前，本人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总部的门前路过，见到一个下肢残疾的黑人在乞讨，他趴在地上，裸露的下肢还流着脓水，可怜之状令人不忍注目。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枚硬币扔到他身边的一个铁盒里。博爱之心，人皆有之，这不分什么种族肤色。当时国际刑警总部的门前人来人往，相信也会有些身份显贵的人物在这个残疾人身边路过，但除了偶尔有人向他的铁盒里扔几枚硬币之外，没有见到法国的警察或国际刑警某人找来一部轮椅推他去哪家医院免费救治。要知道，法国可是民主自由博爱的诞生地啊！也许现在执民主大旗牛耳的美国已经取法国而代之了，所以才演绎出了美国大使成了义工的活报剧。调侃归调侃，我还是至诚地相信，民主当然要比专制文明多了，而且我还热切地期望，在我们的国度里，能多几个陈光诚这样的维权律师，不仅能讨还残疾人的地铁票钱，还能把以前专制政权向我家讨要的执行费（即处决我哥哥的子弹钱）也追偿回来，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翘首以待的大幸事啊！以上浅俗陋见，期待有识之士商榷或抨击！

2012年5月4日于法国里昂

---------------------
著名作家庄晓斌自述他给中共当卧底的故事
庄晓斌:我在监狱当“特情”

这篇文章很值得一读。读了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在中国的监狱里，中国警察几乎能将任何人改造成特情卧底。如果进入监狱，或是象艾未未那样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的人，不注意识别这些卧底，那将遭遇灭顶之灾。王炳章，彭明，刘晓波，张宏堡，无一不是栽在身边的卧底上。那些卧底不仅可以提供关于你的信息，更主要的是能够提高警察的信心。如果警察发现你对他们派给你的卧底倍加信任，毫无戒心，那么，你就死定了，因为警察认定你愚蠢至极，必定能被他们战胜。这就是我一再提醒艾未未家人注意防范和揭露卧底的原因。

-----------------

庄晓斌

“特情”这个词，现在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其实就是“卧底”或“线人”。不过，在那个时代，“特情”颇有些革命色彩：是负有特殊使命、隐身于特殊环境、颇具些神秘感的特殊人物。曾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里，郑克昌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的身份叫“红旗特务。”

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常有这类角色——当然，充当者不是别人，正是囚犯。在我痛苦的履历中，也曾有这样的灰色一页。

一

那是1980年9月的一天夜晚，静悄悄的监舍已经熄灯了。我所在的大队的苏教导员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带我到了监狱禁闭室的一间屋子里。

进屋以后，我见到监狱狱侦科李科长表情十分严肃地端坐在屋里。苏教导员掩好门，对着我友善地笑了笑说：“今天叫你来，是政府对你的信任，给你一次立功减刑的机会。具体事情由狱侦科李科长向你布置。”

服刑犯人谁不巴望着减刑呢？减刑即意味着离自由的距离越来越近，减刑对犯人来说是最大的诱惑。

当李科长向我详详细细地布置了工作任务后，我的脑门上沁出了汗珠，但是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只有听从的义务。

就这样，我被戴上重镣关进了监狱的禁闭室。监狱的禁闭室又叫小号。我入狱几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小号。小号真是小，宽二米，长不过三米，地中间有一个固定的铁环，四围全是坚固的水泥墙壁。小号活生生地是一具水泥棺材，置身其间的人每日只能蜷卧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由于吃喝拉撒全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所以小号里充满着厕所的气味。

根据事先布置，我先进了小号。我的监测对象还没有来，我就独自一人躺卧在水泥地面上，回味着李科长向我布置的几条戒律：“第一，你要注意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要急功近利，半个月内不要多讲话、多打听，抑制好奇心理。第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运用一切手段与你的目标沟通感情，使他信任你。第三，你要适当地表现出对政府的抵触情绪。当然，这可能要使你吃苦头了，但不这样，你就无法叫他信任你。尤其要时刻牢记的是，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除了我和苏教导员，对其他政府干部都要保密……”

监狱的禁闭室，负责监管看押的人员虽然都是政府干警，但清扫卫生、送饭送水的也有两名杂役犯人，其中有一名叫老钟的犯人还是我的同乡。我未关进小号之前，老钟曾去过我们大队与我攀乡亲，而今见到我戴重镣被送进小号来，早将乡亲的情面扔在脑后，见了我，他像不认识似的，板着面孔，一脸阶级斗争相。

我心里暗暗地发笑：人啊人，终究是重利益的动物。老钟捞到这个杂役的差缺不容易，况且六亲不认本来就是监规的律条；我所充任的这种角色，不也是如此吗？

二

在我进了小号的第二天上午，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哗啦、哗啦声，一位黑铁塔似的大块头犯人被送进了我住的监号。他有一米八九的个头，健壮得像头牛，满脸络腮胡子，样子很凶。进得号子里来，他先对我抱拳作个揖，说道：“幸会，幸会，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在此人间禁地，还有人与我同道，看来，黄泉路上我也不会寂寞了。”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挪身在狭小的空间里为他腾出了一块地方，他便和我邻席而卧了。

起初几天，我从不主动和他说话，他这个人却好像是耐不住寂寞，首先像查户口一样地把我问了个清楚。他问：“你是什么罪？”“反革命。”“判多少年？”“无期。”“为什么将你关到小号？”“不服判，申诉喊冤。”“就为这个？”他语气里明显带着惊奇。“就这个还不够吗？”我反问。

“那你可是个大傻帽儿了。”他语气中明显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们这类人，我所在的新肇监狱也有。说你们有钢、有骨气，我也承认，但你们太傻、太蠢了。国家、民族的大事是咱们草民管得着的吗？你们写写反标，发泄不满，顶个屁用！自己坐牢受罪，才不值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类人，正像我永远不会理解你一样。”我按事先设计好了的话回答他，不冷不热的，使他心不设防。不到几天，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他叫谭贵，是一名江洋大盗，原被判死缓。一年前，他神秘地从离我所在的革志监狱仅30公里的新肇监狱里脱逃。他在外流窜了一年多，贼迹遍布南方十几个省，作案几十次，罪孽深重。这次他在浙江落网，依照罪行，他是万劫不复，十恶不赦了。

谭贵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最终的结局，所以想从他的嘴里掏出口供来是太难了，这也正是使用“特情”的理由。一年前，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逃出去的，这始终是个谜。那时，谭贵就是狱内重点监控对象。监狱里规定的犯人三人小组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三个犯人每天都形影不离。谭贵脱离三人小组不到十分钟便神秘地从监狱里消失了。犯人们传说，他会飞檐走壁，是从大墙上飞出去的。

我的侦察目标，就是这样一个死到临头的要犯。为了完成使命，我不得不绞尽脑汁。他的饭量特大，为了与谭贵沟通感情，我忍着饥饿，从嘴里省出食物给他吃。谭贵对此从不拒绝，也不说感激。每顿开饭，他三口两口地吃完了自己的一份，便大睁着眼睛望着你。只要你稍有相让的表示，他便捧过碗来，风卷残云般地把一切可吞咽的食物，填到肚子里。

又挨过半个月。我和谭贵在窘迫的环境里，用最原始的生存手段谋求活的乐趣。谭贵用破布条搓成根细绳，把毛巾绑在绳头上。夜间监狱走廊悄静无人的时候，他把毛巾从号门抛出去，再牵着绳头一寸寸地拖回，这样就可以将走廊里看守吸过丢在地上的烟头拖到号门旁。我们管这烟头叫蜢蚱子。有时拾到大半截烟头，即大蜢蚱子，谭贵就欢喜得不得了。取火，也有高招，用线头搓成个芯，再把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裹在线芯上绕成个拇指粗细的棉花棒，用鞋底把棉花棒压在水泥地面上猛搓，搓几下，把棉花棒拉断，用气一吹，便可点燃烟。这叫搓火，还有电烤火、蹦星儿蹦火等各种原始的取火方法。点燃烟头，我和谭贵轮换着吸。你一口，我一口，感情便在这种情态下交融。谭贵对我逐渐放松了警惕，每日和我神侃他在外流窜一年多来的种种轶闻艳事。我每日细细地聆听，用强健的记忆力，将有价值的事 情牢牢地刻在记忆里。但是，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脱逃的，他一直没有提起。我不好发问，只能等候时机。

三

一次偶发的皮肉之苦，使我得到了契机。有一天，我们拖回一截蜡笔。我突生灵感，在监号的水泥墙上，用蜡笔写了四句诗：“生死何须挂心间，早将断头视等闲，甘舍此身任杀剐，留得忠魂壮河山。”诗是挺有气魄的，谭贵读后连声叫好。

岂料，有一天放风回来，看守员杜班长把我和谭贵截在了走廊里问：“号里墙壁上的诗是谁写的？”谭贵当然没有才气写出这样的诗来，我只好承认是我写的。杜班长大声训斥道：“你这个顽固的反革命，贼心不死，还想翻天啊！”

一根扁担捆绑在我的胳膊上，一字形排开，我便趴在地上动不得了。“打他一百鞭子！”三股电线拧成的鞭子扔在了两个杂役犯人的面前，执行惩罚的竟是两个犯人。这次，我感觉到老钟还算有点同乡的情谊，他落下的鞭子比另外那人稍轻点。我趴在地上，紧咬牙关竟然一声未吭。鞭子抽在我背上，竟像打在块牛皮上。事后，谭贵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行！哥们儿，够钢！”谭贵终于把我视为贴心的知己了。

他说：“人生一世，难得知已。你我禁地相逢，又都是有钢、有骨气的血性汉子，也算是有了缘分。今后，你如果有幸还活着，请帮我捎个口信，行吗？”我知道，快到了我完成使命的关键时刻了，便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只要我不死，就能为你捎出去。我死了，你的话就只好烂在我肚子里了。”

“好吧，你替我捎一份血书吧。”谭贵把一件白衬衣的后襟扯下来，然后咬破中指，用殷红的血写下了几个字：“建军、兴国，来世再见吧。”“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将来你真有机会的话，请将这血书捎给我的两个哥们儿，就告诉他们，我谭贵虽死，但死得有骨气，我没有出卖朋友。”

“这怎么讲？”我问。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小老弟，你真是短练。想听故事吗？好吧，我讲给你听。”“我在新肇监狱有两个‘最铁’的朋友，但都不是犯人，而是干部。犯人和干部交上朋友，你觉得怪吧？其实不怪，这就是智慧的功力……”

谭贵洋洋得意地开始了他的讲述。原来，谭贵之所以能得以脱离樊笼，是得助于两位干警的贪心。谭贵所在的中队有两名年轻的队长，一位叫建军，一位叫兴国。谭贵久在江湖，会几路拳脚，而这两位干警年轻好动，和谭贵混熟了，很想学点拳术。谭贵便用心良苦地开始在狱中授技了。起初，这两位年轻干警也许并没有别的想法，但彼此混熟了，谭贵动了心计。

有一天，他对建军说：“你我虽然身份有别，但根据这段相处，我觉得你很够朋友，所以我将我的一桩秘密告诉你。在入狱前，我曾将一笔巨款埋藏在哈市的一个秘密所在。我判了死缓，这笔钱恐怕这辈子也花不上了。我看你够义气，便把这事告诉你吧。我画一张图，你按图去哈市把这笔钱取回来，你这辈子够花了。我在狱中也能常得到你的接济，好过一些。”说着，谭贵便将一张草图交给了建军。建军按图索骥，去了趟哈市，但无功而返，因为谭贵所画图中指明的所在已经被拆迁得面目皆非了。

建军回来后，对谭贵说：“那地方已经拆迁了。按图我没法找准位置了。这样吧，找个机会，我把你弄出去你去取吧。只要你够义气，忘不了我，我担点风险也认了。”谭贵窃喜：终于在森严的罗网中觅到了一条可冲撞出去的缝隙。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干警建军又约上他“最铁”的哥们儿兴国，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暗藏一身警装，到监舍里找谭贵。他们把警装悄悄地塞给谭贵，谭贵到厕所里不到5分钟便换好了警装。建军和兴国两人骑着自行车带上了换了警装的谭贵，建军在前，兴国在后，谭贵背着脸坐在兴国的车架上。过二门和大门时，建军凭着脸熟与值班的干警一招手便骑车而过，值班的干警做梦也想不到坐在后车架上身着警装的人会是囚犯。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两个干警把一个囚犯带出了监狱的大门。

谭贵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这一过程。我知道，这正是我所要的东西，但我一点儿也不露声色。我问：“那你所说的埋藏巨款的事是真的吗？”“傻瓜，是真的，我还用这样绞尽脑汁？但我绝对够义气的。我后来在浙江有了钱，分别给兴国、建军各汇了5000元，我是知恩必报的。”“噢，原来是这样的。”我恍然大悟。

我心里暗暗庆幸：总算没有白费心机，到底是把这只狡猾的狐狸的底细给透出来了。我等待着时机，只待狱侦科的李科长来提审我，我便大功告成了。

可是，当我如实向李科长汇报了这一情报后，李科长竟噤若寒蝉，许久没有出声，末了，他指示我再等几天，等他向领导请示一下再说，并告诫我说：“记住！这件事除了我，对别人先不要提。”

又过了整整三天，李科长再次提审我想出来的办法更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晚，在监狱小号的预审室里我被换上了一身警装，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预审室里除了狱侦科的李科长之外还有监狱的刘典狱长、肖政委和两位穿检察院服装的人。

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响声，谭贵被带进了预审室。李科长把谭贵的那块白衬衣血书抖落出来，厉声喝道：“谭贵，你抬起头来，看一看椅子上坐着的是谁？”谭贵抬头望见了我，“啊”的一声，嘴张开竟闭不上了。“怎么样？谭贵，想不到吧！”李科长说，“你的一举一动，我们了如指掌，你还有什么话说。”

谭贵用非常歹毒的目光望着我，颓然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这回算是走了眼，真想不到和我同住一个号子的原来是个‘老警’，这不是我没有钢，是我脑子太空了。”我当时心里有股子说不出来的滋味。虽然我身着警装，头戴镶着国徽的警帽，但我却没敢正视谭贵那凶狠歹毒目光的坦然，那歹毒的目光简直就像是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在这柄利剑的逼视下，我这颗卑微的灵魂又焉能不如坐针毡？

四

这次当“特情”，我得到了监狱给予的减刑一年的奖励。后来，谭贵被执行了死刑，私放罪犯的两名干警建军和兴国也分别被判处了7年和5年徒刑。

开宣判大会那天，全监犯人都去了会场。我向苏教导员请了假，苏教导员没问理由，便批准了。我心里似乎有了一份愧疚，我总觉得我获得的这一年减刑奖励太沉重了。

更令我尴尬的是，建军判刑后竟分到了我所在的中队。虽然他不知其详，没有对我心存怨恨，但我和他在一起时，总觉得有点歉疚。有一天，建军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对罪犯是不能讲义气的，再有钢的犯人也禁不住严刑逼供，我是深有教训的。”他说这话并不是指责我，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指谭贵的事。

在道义的天平上，我似乎心无愧悔。然而，悠悠30多年过去了，谭贵那凶狠歹毒的目光仍然让我如芒在背。当年私放罪犯的建军和兴国可能早已刑满获释了，他们或许至今仍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之所以败露是我这个“特情” 在作祟。我吞咽下的那个“人血馒头”至今一直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之所以把这段鲜为人知的事讲出来，不是为开释自己心灵上的重负，而是实实在在地想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的道义和良知里是不是也包蕴自私？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人类所奋斗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这句话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2011年3月11日于法国兰斯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