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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写回忆录自述在审讯时遭受酷刑，而刘晓波不断讲述自己在狱中享受优待俘虏的待遇。
不论是高智晟所描述的酷刑，还是刘晓波所讲述的高级战俘待遇，都遭到广泛质疑。我不妨以我自己在中共监狱中的经历，为高智晟遭受的酷刑作证，也为刘晓波的受到的优待俘虏待遇作证。
一、我在中国监狱遭受过各种酷刑
下面是我的一篇旧文。高智晟所遭遇的酷刑我本人在中国的凌源监狱就亲身经历过。见链接：
反审花絮(2)：爆煸王银山 -- 为陈冲，也为丛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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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在中国监狱享受战俘待遇
姜维平发文讲述刘晓波在锦州监狱种菜，就我的的亲身经历来讲，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在中国监狱中有许多刑事犯就会享受这种待遇。
从1991年到1993年，凌源第二劳改队对我用尽各种招数，包括各种酷刑，图谋改造我，但最终都未能使我低头认罪。最后，从1993年开始，凌源监狱就彻底放弃了对我进行改造，监狱长张爱笃反复在会上公开讲：
“我们对刘刚就是只是负责监管。刘刚想喊打倒共产党，我们也不干涉。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防止其他人听到。如果刘刚越狱，我们不拦着，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其他犯人跟着越狱。”
自1991年底开始，我在监狱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劳动。从1992年开始，凌源监狱每天给我开三顿小灶，每顿三菜一汤，足有二斤白米饭。我的饭菜大多都吃不完，扔了又觉得可惜。我就要求给我送新鲜蔬菜和生米，我自己开小灶。监狱就改为每天按时送米和蔬菜，每天送的大米有五斤。我用枕头套改成米口袋，将省下来的大米攒起来，过一段时间我就设法将这些米、面送给在凌源监狱里的其他吃不到细粮的政治犯。长春的冷万宝、李维，通辽的李杰等人都经常收到我送给他们的大米、白面。
监狱里还特意将我的隔壁监舍给我改成健身房，给我准备了单杠、哑铃等等健身器材，我每天晚上定时锻炼身体。
监狱还将狱政科的一间会议室改装成台球室，主要是给我用，其他狱政科的警察们也可以借机会跟我切磋切磋。
监狱的伙房还特意改建了一个浴室，我是第一优先使用，其次是监狱长张爱笃。其他警察只能是在我不用时才能去使用。
我的房间里有两台电视，有两个电炉子，我有锅碗瓢盆等各种厨房用具。但没有冰箱。有很多刑事犯人总是想方设法来帮我炒菜，也顺便混碗残羹剩饭。
当时凌源第二监狱的伙房大队的大队长记得是叫孙林。孙大队指示伙房大队，只要是我派人去伙房大队，伙房大队的各种蔬菜和肉，随我便任意拿。孙大队的老婆在监狱门口开了一个高档饭店，专门招揽那些来接见的犯人家属，当然是赚高额利润。孙大队还发话，如果伙房大队没有我要的食物，那就去他老婆的饭店去要。于是，我可以从孙大队老婆的饭店里拿到新鲜的海鲜。
孙大队在我出监之前得脑血栓过世了。但他老婆和他的继任，继续给我提供副食品。
由于没有冰箱，我平时到监狱伙房里去拿的副食品就大多是鸡蛋、和冻豆腐、酸菜，也有其它蔬菜。我的监舍里有一个鸡蛋筒，平时至少存有一百个新鲜鸡蛋。我还将一部分鸡蛋腌成咸鸡蛋。那时我图省事，平时尽是炒鸡蛋，结果在监狱里吃成了高胆固醇！
我在监狱里每当过生日，监狱都会在孙大队的老婆的饭店里给我摆两桌。当然，监狱都不忘录像。孙大队的老婆还每次都来给我敬酒，还说这些饭菜都是她亲自掌勺。凌源监狱几次将我过生日的录像还拿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放映。我是没办法阻拦他们的。我跟凌源监狱说，即便是你们将我关在中南海紫光阁里，我也要控诉你们侵犯我的人权！
监狱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这种待遇。凌源监狱的正常伙食是每周能吃上两顿细粮，周日一顿，大概有半斤大米饭或是包子，周三有一顿，大约有三两大米饭。其它时间，除了节假日，统统是窝头，早晨是玉米面粥。菜里水多肉少，通常就是一碗带了几片菜叶的清汤，油都很少放。
三、我的几位同号犯人
我住的监舍大概有20平方米，在四楼，是朝阳，有两个敞亮的窗户。监舍内摆放三个钢结构上下铺单人床，有一个双人沙发，主要是给我用。有一个办公桌，一个书架，都是给我专用。
跟我同监舍通常是住三到五人。除了我，其他的同号犯人都是监狱里的大犯人。有于占洲，严管队管事犯人，是全监狱最大的犯人头。有曹桂清和姜德宏，是全监狱管理以分计奖的大犯人，他们有权对各个大队降分或扣分，他们的权力，甚至会高过某些中队长。中队长都要时不时地请求他们，让他们给多奖励少扣分。另有王春鹤，是监狱小卖店的管事犯人，他管理全监狱犯人的储蓄账户，凭账户存款来买卖小卖店里的日常生活用品。还住过一个犯人叫杨库，是监狱电工，主管监狱的电网，他有权去罚没电炉子，有权给某个大队断电，是各个大队都要巴结的“电霸”，他每天都可以走出监狱，在监狱外面检查监狱的高压电网。
跟我同监舍的这几个大犯人，都是有后台，或者是有钱，或者就是有文化的人。正因为他们有后台、有钱、有文化，才使得他们成为监狱里的特殊大犯人。
这几个大犯人都各自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于是，我的监舍也就成为我的办公室。
上述几个人同祁国兴一样，原本就没听说过桥牌。祁国兴曾经提出要陪我打麻将，我说麻将档次太低，不如桥牌。祁国兴立即派人到北京购置了一批桥牌书，找了几个警察一同学习桥牌，还要求跟我同号的犯人都必须学会桥牌，此后，祁国兴就是我的桥牌搭档，我们的对手通常就是同宿舍的其他两个人，或者是祁国兴邀请来的其他警察。
四、我在监狱里的活动范围
凌源第二劳改队的监舍区大概有有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监舍楼或办公楼，中心是两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还有一部分是花园区，专门养花种草。外围是高墙电网。
除了被关严管期间，我在这个监舍区内是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到其它监舍。中国监狱有规定，犯人不能走入三米线内。就是在高墙电网附近画出一道三米线，一旦有犯人进入三米线，警察和武警可以对这些越线犯人开枪击毙。
我出去散步遛弯时，是专门走在大墙根下，就是在三米线内。我就是想引诱敌人来打枪，看看是哪个警察将我击毙。但是，一直没有警察朝我开枪。
五、监狱给我配置的警察桥牌搭档
祁国兴是凌源监狱给我特别配置的桥牌搭档。祁国兴原本是狱政科的一个普通干事。在司法部龙处长从北京专程去看望我时，龙处长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凌源监狱的哪位警察还能跟我和平相处。我顺口就说了一句：“也就是祁国兴还算是有点素质。”
结果，祁国兴就立即被提拔为狱政科长。此后，祁国兴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到监狱里陪我打桥牌、打台球，每天从早八点就去我的监舍，直玩到后半夜。监狱里有天大的事，都不用他去操心。几次有犯人杀人或逃跑，按理来说狱政科长要承担责任。但每当发生这种重大事故时，祁国兴还是依旧稳坐钓鱼台，继续玩牌。
中间玩累了，祁国兴会叫人去买来各种小吃给我，有猪蹄、猪肝、螃蟹，等等，除了酒没给过我，其它是应有尽有。
我同时要求狱政科的其它几位副科长，诸如杨宝玺、栾兆荣、王银山、李杨等人，没有我的召见，严格禁止进入我的监舍。此后，这些人就不曾走入我的监舍，平时在路上见到了我，都是立即回避。
凌源监狱里的警察大多都不敢轻易到我监舍里来，平时不敢跟我聊天。能够敢到我监舍来的，除了祁国兴，就是医院院长孙院长，还有一位是退休的一位老警察，他们俩的警衔都是三级警监，是监狱里仅有的两位警监，是最高的警衔，其它最高警衔是一级警督，三颗豆。这两人由于资格老，监狱长不敢管，还是要以给我看病的名义，才到我的监舍来。那位退休的三级警监，是吸毒成瘾，平时总要跟孙院长要杜冷丁。他每次来我的监舍，都是要大骂共产党，大骂监狱长张爱笃，说张爱笃不准孙院长给他杜冷丁。他这样在我的监舍大骂共产党之后，监狱长立即答应给他杜冷丁，只要他保证不再来我的监舍就行。
两年后，在我出监日的前一个礼拜，祁国兴带了十多个警察给我送回家。路上，因为还没有到法定释放我的日期，祁国兴同十多个警察就跟我一道住进四平附近的石岭监狱里，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我们同住在那个监狱里的一个小院里。祁国兴及十多个警察跟我享受同样待遇，不准外出，不准同其他任何人有接触。有专人给我们送饭送菜。那几个警察还要给我洗碗，晚上，还得给我烧水洗脚洗澡。
祁国兴随后就被提拔为凌源第二监狱的监狱长。如果不是因为我的那句话，祁国兴这一辈子到死都混不到狱政科副科长。因为当时在狱政科里有杨宝玺、王银山、栾兆荣、李杨等等一大堆正副科长，还都比祁国兴年轻。祁国兴平时尽是受那几个警察的欺侮，根本就没希望被提拔。
我跟祁国兴常说的一句话是：“小祁，好好跟我练，将来我出狱了，我带你去中南海跟邓小平对阵，我们打败中南海无敌手。但是，那时你可不准给邓小平当卧底，得一心一意地辅佐我。否则，我就不带你玩了。”
这是我在凌源监狱时期享受到的战俘待遇。我相信，如果刘晓波被关押到凌源第二监狱，也应该能享受到我当时的待遇。
至于说种菜，如果我向凌源监狱提出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凌源监狱肯定会立即批准！
那么，姜维平讲述刘晓波在监狱里的待遇，还远远没有达到我当年在凌源监狱所获得的待遇。
关于我在凌源监狱里享受的特殊待遇，我过去不曾提起过。一方面是不愿让大家误解中国监狱都是高干待遇，更不愿大家误解我是在美化中国监狱。另一方面，我就是讲出来了，肯定没人相信。还不如不说。
我本来有祁国兴的照片的。现在一时找不到。当年的《北京周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去凌源监狱采访我时，曾经发过祁国兴的照片。等我将来找到了，再补发上来。
六、我在中国监狱所经历的强制劳动。
我是1991年春节后被从长春监狱转到凌源第二劳改队。我们东北地区的六四政治犯有24人被关在凌源第二劳改队，包括辽宁大连的肖斌。我们被安排在两个大监舍里，归属教导大队第一中队，第二中队是矫正队，也叫入监队和出监队，专门负责对新入监犯人的监规学习。都要经过一个多月的入监学习。在入监学习期间，在1991年4月29日，我发动11名政治犯集体罢课、罢考，结果将我们悉数戴镣代戴铐被关进小号严管队。
关了三个月小号，大概是七月份，监狱安排我们政治犯进行强制劳动，我们被安排在教室里糊火柴盒，是给建昌火柴厂糊火柴盒。
糊火柴盒的任务是狱政科科长王银山联系的，王银山是建昌人，同火柴厂有交易，肯定是拿了回扣。
我在凌源第二劳改队糊的火柴盒类似于图中所示的火柴盒。糊一千个火柴盒，凌源监狱能赚取1毛2分钱！大头都被中间人王银山给截留了。
刚开始也安排我糊火柴盒。一周后，大队长杨国平提拔我为政治犯中队的管事犯人，给我的官衔是“质量监督员”，享受大犯人待遇，不用糊火柴盒，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每个犯人的生产成果计数、报表。
好么，杨国平居然用这种办法来拉拢腐蚀我，居然敢让我当管事犯人。于是，我一遭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些跟着我坚决反改造的人，我就给他们多计数。每个犯人每天的生产指标是一千个火柴盒。冷万宝、李杰、孔险峰、李维、张铭、梁立维、安福兴，迟寿柱、司伟，都是我的坚定战友，他们糊100个火柴盒，我就给计上两百。而赵君路、魏寿忠、李树森等人，都是给杨国平当卧底的特务，他们糊两百个火柴盒，我就只给他们计数一百五。他们不服，说我笔下有私，记录不公平。我就跟他们说是他们糊的火柴盒质量不过关，敢不服从我管理，那我就长他们的定额。
没几天，大队长杨国平和中队长刁烈就不让我记账了，让我到外面负责晒火柴盒，那就是在外面跟着火柴盒一道晒太阳。于是，我就很少有时间跟其它政治犯在一起聊天了。陪同火柴盒晒太阳的时候，我就随机地在一些火柴盒的内部写上：“凌源劳改队生产，刘刚”。我是期望用这种方式让外界了解这种火柴是中国的劳改产品，还设法让外界知道凌源劳改队关押六四政治犯刘刚。
我在火柴盒上的留言，可能也被发现了。后来，就派肖斌陪我一道晒太阳了。
到了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来华访问。我当天发动14名政治犯集体罢工、绝食。我们又一次被关严管队。从此，我就很少有机会同其他政治犯见面了，从此也没有任何人强制我劳动了。
总之，我在中国监狱共六年。这六年期间里，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是被强制劳动，就是糊火柴盒。在其余的71个月中，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
刘刚
2016年8月10日
另一篇旧文：
高智晟，刘晓波，和杀鸡儆猴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6/07/blog-post_9.html
高智晟发文《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高智晟）》，揭露他遭受“四根电警棍”电击的酷刑经历。有很多人质疑高智晟所描述的酷刑。下面是我同网友讨论的部分对话。
先说一个杀鸡儆猴的故事。
在中国的监狱里，每天早晨出工时，都会拉出来几个犯人公开亮相。这里所说的亮相在监狱中有特定含义。那就是在犯人出工都必须经过的一个门口，将某几个犯人当众电击。这些犯人通常是严管队里关押的违纪犯人。全监狱的犯人都得看一遍，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在各个大队、各个中队还都有各自的亮相节目。那通常是在晚饭后的反省时间里。
在凌源第二劳改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杀鸡儆猴节目。巡警队队长陈林（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有该人图片）每过两三天就会拿来一只活鸡，然后将那个活鸡扔到高墙的高压电网上，那只活鸡立即被高压电网吸住，顿时成了一个烧鸡。这个节目也是要给犯人们看的。然后警察在每次会议上都要反复强调：“你别看我们的电网就那么两根不起眼的线，有谁敢以身试法，你就试试，我保证让你还没接触到电网，你就被吸住，被烤成烧鸡了”。
监狱中所说的“四根电警棍”，那是指用了四根，不论几个警察。可能是一个警察，也可能是几个警察。这个问题就那么难理解吗？
根据我对高智晟的了解，高智晟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这一点有点象方励之。我可以跟你们说，这种人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警察不会找这种人当特务。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密切配合，不会看眼色。
大家看看刘德军、刘沙沙炒作的黑帮绑架的视频。那才是公安部门有意炒作的“杀鸡儆猴”节目。公安警察时刻都想告诉中国的百姓：谁敢跟我们过不去，我们随时就能将你绑了扔到山沟里喂狼。
到了高智晟的黑帮绑架，就是警察真实地上演这种节目了。
对高智晟描述的电警棍电击过程，我感同身受。在刚刚到凌源监狱时，我也常看到被四根电警棍电击的场面。但在我亲身经历那种酷刑之前，我绝对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痛苦经历。
跟你们说一下戴背铐的经历。我初次被戴背拷是在1989年7月1日，在秦城监狱。我刚刚被戴上背铐时，还很淡定，我还跟给我戴背铐的小孔所长说：我小学上课都是背手的，给我戴背拷，就当作又当了一回小学生。
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后，那种痛苦滋味是我至今都无法能描述出来的。没戴过背铐的人，是绝对无法想象那种滋味的。同时，你如果只戴一天背铐，你也无法知道两天后的痛苦滋味。
我真的不明白，高智晟为什么就这么遭人恨呢？我可以说，不管什么人经历了我所经历的那种酷刑，我永远都会对他充满同情、怜悯、关爱之心，即便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人就不应该遭受这种酷刑。对他人实施这种酷刑的人就应该遭到天谴。
这里的大多数人连“四根电警棍”都无法理解，纠缠不休，我敢说，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描述出被四根电警棍电击和戴背铐的感受，即便你亲眼目睹了有人在你身边遭受这种酷刑。
还有网友说高智晟的文章都是警察写作班子写的。
我不想多花时间讨论高智晟。我只是希望大家要理性、客观，不要象顾晓军那样。大概是在2006年，高智晟被抓之前， 我就多次同高智晟电话联系。我了解他的为人，更了解他的文风。高智晟的文风是他特有的，是别人无法模仿的。就象我的文章，我文章中不使用任何习惯用语或口头语，但其他人就是无法模仿我的文章。
高智晟在《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所描述的酷刑，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有类似描述，比如：
审讯笔录（1）：保定府落难（有图有录像）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1_5681.html
反审花絮【1】: 油滚肉球（有图有录像）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1/03/1_5192.html
在这几篇篇文章中，我将我自己写成样板戏中的李玉和智斗贼鸠山，另有一篇文章我还将我自己写成是样板戏中的柯湘大义凛然，慷慨赴刑场啦。大家是否看到这种写法感到不舒服啊？
也有很多人反复发文质疑我的这些酷刑经历，比如张鹤慈就反复纠缠。我在文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胡肉球立即腾地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张鹤慈就质问我：“一个人怎么能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提到有一个法警刘沙河曾经对我表达同情。张鹤慈等人就说我是出卖朋友。这同顾晓军质问高智晟的“四根电警棍”有何二至？
最可恨的是魏京生及其一家，他们一口咬定说我在监狱的经历是共产党安排的，这所有的酷刑都是配合共产党在演戏，演苦肉计。魏京生是明明知道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可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没办法，我就几次回应魏京生一家，我甚至将那几位电击我的警察的照片都贴出来了，将纽约时报对我在凌源监狱所遭受的酷刑的报道贴了出来，甚至将那位去凌源劳改队专门去了解我的案情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的照片也贴出来了。可魏京生一家依旧是一口咬定我就是特务，他所提供的唯一理由就是没有部长级的高官去监狱会见过他魏京生，就根本不可能有新闻办主任到监狱去见我。
曾建徽在1993年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就是袁木的继任者。他带领几十人到凌源监狱去了解我的案情，跟我商议假释。但最后还是谈崩了。
这魏京生一家，就纯粹是嫉妒了，而且因为嫉妒而产生邪恶。是不可救药了。我也就没有再理会这种病人的必要。
顾晓军写了几十篇文章揭露高智晟是特务，质疑高智晟所写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我看顾晓军的这些质疑处处都透露着顾晓军的邪恶。
【顾晓军刚刚发文辩解说：“我的《高智晟与阿波罗网的阴谋》，显然是说高智晟与阿波罗网的阴谋。且，我主要说的是：一、高智晟关于2017年的预言，是暗示、松懈人们。二、高智晟与艾未未、陈光诚一样，是周永康的旧部。三、高智晟的作用，是绑架李大师。
就算刘刚有意回避阿波罗网、掩护阿波罗网，难道刘刚视而不见我在《高智晟与阿波罗网的阴谋》开篇说到的以上问题？】
是，我的确是只质疑了顾晓军文章中的一段话，有二百字，只占顾晓军全文的十分之一。这样做有何不妥吗？如果不妥，我倒要反问顾晓军，高智晟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是万言书，顾晓军为何就只是质疑这万言书中的几十个字？只占全文的百分之一不足。
【网友：你这个一看就是真实的故事，有真情实感在里面。】
那是因为你了解我，你信任了我，是你主观先入为主。那么你看张鹤慈和魏京生的对我的反复质疑，是不是他们透露出邪恶？同样，你对高智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你是主观先入为主地将他当成撒谎者，就像魏京生认定我是撒谎者一样。
就我的上述几篇文章来说，大多数人不信，是不愿意相信。有些人甚至是感到受了侮辱。我知道无法让人相信。但我的这几篇文章主要是给那些邪恶的警察看的。我是让他们对我高山仰止，让他们在我面前永远都感到自卑！
你们不了解中国的监狱。在中国监狱里，犯人如果讲出自己被打的经历，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唐元隽也是六四政治犯。他也被酷刑。他父亲曾经在一汽跟江泽民是同事。他父亲来接见，我让他跟自己父亲讲述自己被打的经历。可他死活就是不敢讲。我家人来接见时，我就跟家人讲了我被打，还讲了其它所有政治犯被打的事情，特别说了唐元隽的肩胛骨被拧脱臼。警察后来就找唐元隽谈话。唐元隽就反复不断地埋怨我，说我害了他，说我编造谎言。
我亲眼看到有犯人被打。那个恶魔杨宝玺一脚就将一个犯人从楼梯上踹到楼下，当即骨折。回来后，杨宝玺当着众多警察和犯人的面问那个犯人：你的腿怎么了？犯人回答：“我刚才不小心下楼摔断了。”杨宝玺大发慈悲：“带他去医院给包扎一下。”
杨宝玺打我的时候，是当着众多犯人和警察的面，每打一下，就问我一句：“我打你了吗？”我说：“是畜生在打我。”杨宝玺转头问其他人：“他说我打他了，有证人吗？你们谁看见了？“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打！我们没看见！“
我把中国监狱里的酷刑给写出来了，并传出监狱。监狱发现了，关了我两年禁闭。但最后，还是闹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那监狱的警察对我说：“刘刚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还通美帝。”我将这话跟家里人说了，那些警察立即说我是造谣。说他们的原话是”中间通国际”。这同你们上面讨论的是“四根电警棍”还是“四个警察”，是“四根电棍同时电击小鸡鸡”还是轮流电击，有什么两样吗？
在05年或者是06年，高智晟发起接力绝食。这个是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警察们使用各种方式加以恐吓。后来的茉莉花行动期间，警察们也是用各种方式来恐吓民众。包括艾未未制作的刘沙沙、刘德军被绑架的视频，都是在为警察作广告。广告的潜台词就是：“你们谁敢对抗警察，我们就让能随时将你们扔到荒郊野外去喂狼。”至于高智晟的被绑架，我相信这是警察真正使用了他们的这一绝招。
我们揭露邪恶，那是因为我们要维护善，而不是因为我们要对他人更加邪恶。
大概是在9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去凌源监狱看望我。我跟他说，这个监狱的犯人没有不被电击的，这个监狱的警察没有一个没有打过犯人的。结果，警察们叫来一群犯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刘刚就会造谣。我们都没挨过打。这里的警察从来就不打犯人。”后来，有犯人告诉我，早在三个月之前，监狱教育科就开始给全监狱犯人上课，就是教会他们说这三句话。那些嘴笨不会说这三句话的人，就都给关到地窖里，以防被曾建徽不巧碰到。
【网友：那耿和那几十万元从哪里跑出来的啊？】
我的老婆还是共军特务哪。我还揭露她每年从中国军方领到6万美金呢。这能证明我就是特务吗？徐水良就是以此来证明我是我老婆的下线特务。
监狱里警察常说：我打你了吗？有谁看见了？被打的人永远都找不到证人。
如果外界的人也要让被酷刑的人拿出证据和证人，那还不跟那些警察一样的逻辑啦。你看看纽约时报对我的报道。那些警察可以拿出各种证据来证明我不曾被打过。他们还拿出我的亲笔信，来证明我赞扬他们。还要给外国记者念我写的《悔过书》，我曾经有一封悔过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鉴于我体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鉴于我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无情，从今往后，我杜丘冬仁将向无产阶级专政低头认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苏联克格勃万岁！”那是我在苏联819政变之后写的一份《悔过书》监狱长祁国兴居然就将我的这悔过书给外国记者高声朗读，当然，是掐头去尾啦。纽约时报还真作了报道。这帮中国警察，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跟顾晓军一样，他们居然就捂上眼睛，愣是装作看不到我是在讽刺他们。
我在监狱中有许多经历。但我通常不写，因为一旦写出来了，肯定没人相信，还肯定跟我要证据。我写出来的那几段，都是有证据的，有警察照片，有那些警察发表在纽约时报或是北京周报上的话。就是为了防范有人来质疑我。但还是有众多的人就是不信。我将那些人的照片都登出来了，魏京生还是一口咬定说我吹牛皮不上税。封从德楞我说是自恋。现而今，又冒出来一个大思想家顾晓军，说我是显摆！
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不但要善于识别邪恶，而且要善于识别善。对施暴者要嫉恶如仇，对弱者要充满同情之心。这才是大仁大智。
刘刚
2016年7月9日
附录1.西方媒体记者于1994年3月到凌源监狱采访。下面是几家去采访的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我在这里再次贴出这些图片，就是方便大家对我质疑，就是让大家看看我说的那几位对我实施酷刑的恶警。
北京周报有关我在凌源监狱的新闻报道(1)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706136
这是登在BEIJING REVIEW AUG 23-29，1993 那一期的报道。
在记者采访时，他们给我检查身体。平时检查身体都是隔着衬衣用听诊器。可那一回，他们要求我撩起背心，露出肚皮。我要求他们将摄像机关闭，我才掀起背心。可他们还是给录下来了。
还好，幸亏他们没有选用检查痔疮的那一幅照片。否则，我一定要告他们流氓罪外加侵犯肖像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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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北京周报上发表的王银山、杨宝玺等人的照片，和采访片段。
这是狱政科副科长王银山。这个王银山被我堵在厕所里给修理了一顿。随后他住院三个月。哪里是住院，就是没脸再进监狱了。随后不久被调离。
这是狱政科长杨宝玺。
这是跟我同号的杀人犯江德宏。我另有文章专门写江德宏。见链接：
从莫言的小脚妈，想到杀人犯姜德宏
纽约时报主任记者Patrick Tyler对刘刚遭受中共迫害的报道原文。
纽约时报美联社采访报道刘刚受迫害及其背后的故事（全文）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147568
上面是洛杉矶时报记者Rone Tempest的报道。
上图是美联社的报道。图片中的警察是严管队队长徐贵民。我一直都被关押在严管队。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上图中在地上站立的正面朝我们的两个警察是陈林（左，以工代干的巡警队长），和王舜学（狱政科干事）。
以下是该报道中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内容。
Mr. Liu's jailers said no one in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or fro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r any other judicial or prosecutorial body in China had ever investigated Mr. Liu's accusations of torture -- because, they said, he has never filed a complaint.
They also acknowledged that all the videotapes they have released of Mr. Liu playing pool, volley ball and cutting his birthday cake were made months after the reported torture and beatings.
In his only interview in prison with a state-run magazine, Mr. Liu asserted he had been "inhumanely treated" and "cruelly tortured." The magazine sai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prison showed that Mr. Liu had seen doctors 15 times for headaches, palpitation and diarrhea.
Asked what he would do at the end of his term, Mr. Liu was blunt in the presence of his jailers. "Liu said the first thing he is going to do after his discharge is to sue the officials and prisoners who attacked him physically." Letters Produced
Trying to discredit Mr. Liu, one of his jailers, Qi Guoxing, read two signed statements from him. The first letter, written in July 1991, praises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s "strict" but "civilized." It is sign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criminal, Liu Gang."
The date of this letter indicates that it was signed immediately after a period of what Mr. Liu described as torture in a letter smuggled out of the prison two years later.
The prison guard produced a second letter, dated August 1991, that is a political attack on Mikhail S. Gorbachev, the former Soviet leader. But perhaps with a flourish that Mr. Liu knew his friends would recognize, he ended the letter with this postscript:
"Long live undefeatable Marxism-Leninism; 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he Socialist cause will ultimately be victorious in the world."
For democracy campaigners in China, this parody of dogmatic allegiance to Chinese Communism was the giveaway that Mr. Liu was still resis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