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在2020年6月2日8:33 PM发出的推文：
https://twitter.com/SwedenMoli2017/status/1267977690830831620
腰缠万贯通吃中美，这个侃侃而谈“大历史“的李录何许人也？此人以六四鲜血换来第一桶金，攫取世间的一切成功，却把灵魂卖掉找不回来了。
李录看中美关系
https://mp.weixin.qq.com/s/5QqgVhrJtdXpKTrtDvj45w
我忍不住评论几句。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德国间谍冒充游击队长瓦尔特，组织游击队员武装袭击德军司令部，结果是参加袭击的游击队员纷纷被德军机枪横扫，血流成河。
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就有好多个这样的假“瓦尔特”。
以夏业良熊焱为例，细说海外民运中的假“瓦尔特”
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4/blog-post_42.html
关于李录，我简单说几点.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激发北京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那个年代，北京公安局、团市委、国安部等等部门，对学生运动早有防范，这些机构在各个大学招募了很多情报员。很多大学生也都乐意充当这种情报员。在我所在的物理系，我就认识几位。
我认识的几位情报员并不是他们主动告诉我的，而是他们考试作弊，导师坚决要求开除，但最后居然都被送到北京市委或团市委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这些拿到正规学位的人都无法争取到的。但这些被开除的人，居然就能得到。
北大的情报员的有很多。我在下面的链接里讲过一位叫作李小明的故事。这些情报员大多都会担任学生干部或党支部书记一类职务。
给王军涛讲讲初等逻辑
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4/blog-post_3.html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在1989年，中国公安、团组织、党组织在大学生中招募了很多卧底情报员，在关键时候，这些人就成为特务。而很多大学生都乐于充当这种特务，他们可以不用考试，不读书，就能顺利毕业，并找到好工作。
我在北大期间，从1984到1987年，校办主任黄淮诚及副校长罗豪才就几次找我谈话，都是花言巧语、威胁利诱，希望我成为他们的接班人。我就是没答应。现在想起来，我还真后悔为何没答应啊，如果答应了，即便有朝一日被发现，我也可以解释成是打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潜伏的齐天大圣啊。
那个年代里，大学生能当秘密特务，那就是如同当第三梯队一样，如同当今给你机会作大买卖挣大钱一样，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机遇。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了解8964期间的学生队伍中有大批的中共情报员和特务。
1989年4月后开始的学生示威活动，我很快就发起成立了“高自联”。在绝食之前，高自联基本上能够主导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运动。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6/10/blog-post_64.html
在1988年我发起成立北大民主沙龙的时候，我实际上每天都在同或明或暗的公安特务打交道。我每召集一次沙龙，都有一些熟悉的便衣特务活动在周围。在圆明园组织“渊鸣圆”沙龙时，记得有一次是邀请了当时是美国驻华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林培瑞作主讲嘉宾。期间就有一位便衣来告诉我，说是在圆明园里面有人监听。
我进到圆明园里面一看，发现他们监听我们的便衣有20多人，同我们参加沙龙的人不相上下，而且他们还携带着大型的录音录像设备。
我那时就认为，我们参加的这类定期的讨论活动，都会受到中共严密监视，而且在我们的骨干成员中，应该有一半是向中共组织定期汇报的。在那个年代，向党组织作这种汇报，能得到大大的好处，人们没什么心理障碍，不认为那是昧良心的事。只要中共情报机构愿意招募，让一半成员成为他们的特线，不是难事。
现在看到美国示威游行，几千人游行就会发生抢劫。而8964期间，几百万人游行都很少有抢劫。
为什么？
我以前多次发文，那主要是因为8964学生游行队伍中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纠察队”。而这个纠察队，我认为就是当时的党组织及公安在暗地里组织的。
我会从427大游行的详细过程来说明这一点。
先讲几件李录在美国发家的秘密。
2009年9月，我在美国举办“强盗众人推”画展，以此纪念六四和推倒柏林墙20周年。
在那期间，我同美国的人权大亨伯恩斯坦有过很多次接触。
反美人计连载【10】：祸起萧墙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1/10.html
伯恩斯坦告诉我，李录是他的干儿子。是伯恩斯坦保举李录进入哥大，又给李录办毕业典礼。伯恩斯坦将其好友查理·芒格介绍给李录，又将巴菲特介绍给李录。
伯恩斯坦是给我当时的太太郭盈华介绍这些，就是为了让郭盈华相信，他伯恩斯坦也可以让郭盈华象李录一样飞黄腾达。
为了让郭盈华相信他的能力，伯恩斯坦还说，萧强是他的另一个干儿子，就是因为他一句话，近去伯克利当教授。
徐文利的女儿是他的干女儿，徐文利一句英文不会，伯恩斯坦就能安排徐文利去布朗大学当终身客座教授。
童毅是他干女儿，那就能成为中国人权理事。
这个伯恩斯坦，是被郭盈华给高定律，也就被中共拿钱给搞定了。后来不久，郭盈华就通过伯恩斯坦，安排了巴菲特、盖茨、芒格三人一道访问中国。
我听到伯恩斯坦说他曾经安排徐文利当布朗大学教授，我当即就希望他能够给王军涛也安排一个教授职位。伯恩斯坦一口答应，还提出来一连串的美国常春藤大学，任由王军涛挑选。但是，王军涛信心不大，因为，王军涛的前妻侯晓天也是伯恩斯坦的干女儿。
在那期间，伯恩斯坦还告诉郭盈华，他已经安排他的一个弟子去当美国国务院的负责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个月后，还真就兑现了。
简忆427大游行
89年4月23日，我在我的住处成立了“高自联”。此后，高自联每天在政法大学开碰头会。
各个学校来参加会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派来的。各个学校的代表或领袖人物大多都没什么主张。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在那里守着，我比较熟悉的几位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比如王治新、周勇军等人。
高自联的人都是散兵游勇，比较知名的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基本上就是自己搞新闻发布会。我是一再强调高自联的人不准私自代表高自联开新闻发布会，尽可能隐蔽，不要被枪打出头鸟。但是，那些后生娃就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
我设法给高自联立规矩，让它能够像一个公司、象一个组织一样地运作。我先是将我的2千多元存款拿出来，让王治新找人去购买油印机、扩音机等必须的办公设备。但是，就是没人去办。只能是找我朋友花钱请了几个学生用大板车推回来。
我说这些，就是要强调，那时没什么组织，即便有组织，也没人听组织的话。因为，我们的高自联组织既不能给人发工资，也不能对任何人实施任何违纪处罚。
我让王治新当高自联的秘书，成立秘书处，要求他们每天在高自联办公室坐班，接待和培训各个学校的联络员。可没人将这种接待联络的事情落实到位。大多就是我在那里坚守。那期间，不断有来自各地的人员，记得我就接待了来自香港专上学联成员。后来都成为很有名的港支联成员。
4月26日，我们开始时是在政法大学的高自联办公室开会，那个办公室只能容纳20多人，后来人多了，我们就转到一个教室，后来居然有5、6百人参加会，我们就不得不转到一个大教室开会。我让主席周勇军主持会议，并让马少方、石翁、王丹、吾尔开希等几个常委在讲台上一道主持会议。
在开会过程中，不断有人找我，给我提出各种建议。有人说有重要社论要发表。我当时猜想是一些高干子弟在给我们通风报信，或是一些便衣警察在用这种方式对我施加心理压力。从1987年开始，每当我主持什么活动，那些便衣警察总是这样干。
大概是晚上6点钟作用，有人拿来收音机，正在播放4.26社论。我让大家先听广播，然后再继续开会。社论将学生运动定位动乱。会场里的学生立即群情激愤，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时，周勇军那几个人都已经无法控制会场，我就上台主持会议。大家嚷嚷着要采取示威行动。
我对同学们说：不管采取什么行动，我们都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我们的示威不仅能够走上街头，而且要能做到按照计划撤回学校。
学生们都要求明天就上街游行示威。
我提出静坐示威，以便防止冲突，用最小的代价提出我们的诉求。我提出各个学校在同一时间在各个学校的广场组织万人静坐示威。
很多人说静坐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抗议，一定要上街游行。
我进而提出搞“相对游行”。就是在各个学校广场静坐示威、演讲后，将学生队伍拉出校门，沿着马路边站成示威队伍，将马路让给行人和车辆，让人们看到我们的示威队伍和我们的标语牌。这也能有效地减少同警察的冲突。
还有一些学生表示不足以发泄。我看大家真是不上街不足以平民愤了，就最后宣布说：
游行路线：各个学校首先在各个学校的广场举行集会，然后沿着主要街道游行到长安街，然后冲长安街的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游行。
游行时间：各个学校根据从学校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间来决定各自学校的游行开始时间，但要力争在中午12点到达天安门广场。
避免同警察发生冲突：一旦遭遇警察拦截，游行队伍就立即就地静站示威并呼喊口号，不得同警察发生冲突。等警察撤退后，再继续前进。
游行标语口号：各个学校自行准备标语口号。
组织学生纠察队：各个学校的代表回到本校后，要立即组织学生纠察队，游行时要让学生纠察对在游行队伍外围手拉手围住，不得非学生人员混入游行队伍。
避免同警察发生冲突：一旦遭遇警察拦截，游行队伍就立即就地静站示威并呼喊口号，不得同警察发生冲突。等警察撤退后，再继续前进。
游行标语口号：各个学校自行准备标语口号。
组织学生纠察队：各个学校的代表回到本校后，要立即组织学生纠察队，游行时要让学生纠察对在游行队伍外围手拉手围住，不得非学生人员混入游行队伍。
我提出组织学生纠察队，那是因为我在1987年的元旦游行时，亲眼见到便衣警察冒充游行人员，一排一排地插入游行队伍，将游行队伍切割分块，以此瓦解游行队伍。
当时的会场上，我只是认识十几个人，其他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知道我讲的这些要求是难以做到的。说实话，我讲出这些要求，真的没指望各个学校能做到，我只是希望我这样讲过之后，一旦悲剧发生，也能让我感到一些心理平安。
当时的会场上，我只是认识十几个人，其他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知道我讲的这些要求是难以做到的。说实话，我讲出这些要求，真的没指望各个学校能做到，我只是希望我这样讲过之后，一旦悲剧发生，也能让我感到一些心理平安。
北京大学游行队伍
第二天游行时，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我带上两个政法大学的学生跟我一道去各个大学协调各个学校的游行。
第二天游行时，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我带上两个政法大学的学生跟我一道去各个大学协调各个学校的游行。
大概在8点钟左右，我们来到北大南校门门口。北大的游行队伍已经走出校园，但是北大的游行队伍在中关村的黄庄附近被一群武警和警察给拦截住。令我震惊的是，北大的游行队伍的外围被一群带着红袖箍的纠察队给围住，完全是我在前一天的会议上所要求的。
看到北大、清华、人大的游行队伍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军，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往中国政法大学。我是从政法大学的北校门进入政法大学的。北校门只是开了一个小侧门。我来到政法大学的主教学楼前，看到政法大学的学生们都零散地聚集在那里，不象是要参加游行的样子。政法大学的校长江平正带领一些教师站在大铁门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游行。
自从1989年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后，我就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动员学生撤出广场。最后一次尝试是在5月30日，我终于说服《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撤出广场。我随后同刘苏里、甘阳、老木（刘伟国）、张伦去广场落实撤出广场计划。在那之前，我几次同柴玲谈话，说服她同意撤出广场，柴玲总是不置可否。我感到关键的问题在李录。我在5月30日曾经找李录到纪念碑底座东北角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帐篷中谈话。我一再向李录讲明撤出广场的意义，告诉他撤出广场后他们可以进驻各个高校，可以通过割据高校来继续民主运动。李录是专心地听我讲，可就是一句话都不回应。
我有其他文章详细讲述拿次撤出广场的流产计划。
李录当时最令我感到怀疑的是他一个外地来京学生，居然能在绝食团和天安门指挥部成为副总指挥，期间没有任何人的介绍，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的身份。柴玲成为总指挥，主要是柴玲在绝食团里喊了一句她要自焚。李录随后高喊他要剖腹。他们就双双成为正副总指挥了。我当时就认定这是共产党情报系统的安排，作为一般的正常的大学生，绝对不会这样轻易地当众高喊什么“自焚”、“剖腹”这种骗人的口号。如果有谁只是口头喊了但不去落实，当然会被大多数人嘲笑，而不再得到信任。可这两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一系列表演，大多都是这类情报机构编导的骗人把戏。
李录在天安门广场还举行了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婚礼，新郎是李录，新娘是南京大学的女学生赵敏。有哪位正常人会玩这种过家家游戏吗？如果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这种婚礼，我敢保证过后我会羞得撞墙而死。可是，李录就能上演这种闹剧，而且还能找到搭档赵敏配合他上演这种闹剧！这只能是《潜伏》中的孫紅雷、姚晨一道按照组织安排上演那种假夫妻谍战大戏。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李录的知名度，确保李录能有资格担任副总指挥。
六四后的出逃海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中国公安和国安借机向海外派遣间谍特务。
方励之是林培瑞去方励之家时，向方励之提出去使馆避难的建议。
万润南、陈一咨这些人能逃亡国外，那是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关系逃亡海外。
李录这些人，能想到逃亡海外，更有可能是情报机构的巧安排。
在1989年6月4日，我同王丹、王军涛、张伦、包遵信等人一道逃亡，我们这些人都是当时公认被通缉的，甚至可能会被就地正法的，我们在中国又是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同外国使馆都有很多练习，但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要逃亡国外，我们当时根本就想不到会那么容易就偷渡到国外。方励之当然也没有想到偷渡，
那才使得方励之夫妇选择了去使馆避难。
陈一咨和万润南这些人能够想到逃亡海外，那是因为他们都有护照，他们同情报系统有千丝万缕方联系。情报系统会给他们通风报信，也会帮助他们出逃。
可是，象李录、辛苦等等一大批学生从未出过国，根本就没有护照的人，为何就能想到偷渡国外啊？
每到六四纪念日，就会看到有一大群自称的学生领袖们讲述他们的光辉历史，讲了30年了，我看这些人是越来月没出息。听他们回忆六四，那就如同听红卫兵回忆他们去全国大串联一样，不过是免费旅游一圈，至于是要去保卫毛主席，还是要打到刘少奇，他们至今都闹不明白。
很多中国人一讲起六四，就象茶馆里讲三国演义，将大刀关羽大战关云长一样，津津乐道。就象郭文贵那样，从北京一走一过，回到乡下就跟人说他是六四领袖，还捐了一辆摩托车。
如果你去东北，每个上了年岁的人都会告诉你他在电视上看到北京杀人了，血流成河了。
那些在1989年亲眼在电视上看过六四示威游行的，都能将自己说成是六四亲历者。
那些在游行队伍中留下几张照片的，那就能将自己说成是领袖，凭着这些照片就能在美国政治庇护。
今年，最让人怀念的六四居然是这张在天安门广场跳交际舞的人。
如此发展下去，最后让人们能够记住的六四就是李录和赵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婚礼！
李录和芒格
2020 年 4 月 23 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公布了 2020 年入选院士名单，李录当选院士。今年入选的院士有 276 名，包括来自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社会政策、艺术、商业、慈善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和领袖。其中有 7 名华人入选。该院院士均是来自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社会政策、艺术等领域的杰出学者，例如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毕加索、丘吉尔、曼德拉、奥巴马总统夫妇、克林顿总统夫妇等。著名华人院士有胡适、钱学森、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丘成桐、施一公等。人文与科学院目前院士有 5000 多名，其中有超过 250 位诺贝尔奖和超过 60 位普利策奖得主。
如今，有人看到李录是里外通吃，呼风唤雨，要钱有钱，要名有名。有人十分羡慕。
可我从来就不羡慕李录。他们的成功和钱财，就如同是中彩一样，那是有人光顾，有人照顾，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
今天的一则新闻是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接见王丹、李恒青、李兰菊、苏晓康等人。
六四31周年，彭佩奥接见六四亲历者王丹等人。
每到六四纪念日，就会有一些中国人寻找各种机会上镜露脸。现今海外的纪念六四，简直就像中共开追悼会一样，不过是列出一长串的所谓六四领袖名单，列在名单上露脸的人都对自己的排名次序斤斤计较，谁会排在前面，谁会先发言，谁会去白宫喝白开水，等等等等，以此来进行水泊梁山排座次。这都是这几个所谓民运领袖打破头也要争取的，就跟争取年终奖金一样。这一年大概就有这一天能够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能够被世人又关注一回。
这些人的纪念六四的方式和目的，我感觉就是在玷污六四亡灵。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这种纪念。
起初，我一直都不能理解这些来到海外的人为何要为自己争一个公开的六四领袖或是六四亲历者的头衔啊？
我丝毫不介意是否有人说我是64参加者、领袖、亲历者之类，说实话，每当我对人说起我参加的六四时，就感觉我曾经同一群不知世事的娃娃一道玩过以此幼稚的过家家游戏一样。
我的很多北大物理系的同学也都参与了六四中的重要游行，甚至担任高自联中的重要成员，但这些人到海外后，无一人给自己贴上六四领袖、参与者、幸存者一类的标签，因为他们到美国根部不需要借助六四的光环去谋生，六四光环对这些靠本事吃饭的人来说就是一文不值。
每年六四纪念会上，大家不妨看看那些在纪念会后的各种报道中排名的领袖、幸存者、参加者的名单，大多就是没有正规职业的人，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其中的有些人要靠着六四领袖的招牌去讨要赞助或经费，如王丹等人。而更多的人是需要这些六四头衔向一些情报机构证明他们充当特请的价值！
中共情报机构派到海外的某些特务，如果是无一技之长，那就要靠组织给他们安排一个掩护身份。最好的掩护身份就是成立一个民运组织，或者是一个基金会，特务机构帮助他们办成移民生意、导游生意等等，再给他们输送经费。
这位赵昕是今年纪念六四的发起人、主持人。就从他今天发出的自我介绍上，从他的一句话中，我就能指出他的一系列吹牛造假。
他说“趙昕為中共定性的三大暴亂組織義勇軍創始人”。
有谁听说过共产党定性了哪三大暴乱组织吗？这纯粹就是移花接木的障眼法。
有谁听说过义勇军吗？他是发起人，有谁是他的义勇军军长政委啊？
六四期间，成立了很多很多的组织。仅仅是在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成立了好几个组织，其中的一个组织名叫“忠义救国军”，我当时任命了一个印尼归侨为军长，一个戴眼镜的大高个为副军长，他们一致要求我给他们当政委。后来，那位副军长告诉我他是国安便衣，给我看了证件。
那位军长也承认他是受党组织派遣，来观察学运动态。
还有很多人成立各式各样的组织，同我一道关在秦城监狱1号的刘兴洲成立暗杀团，自任团长。我在凌源监狱碰到的山东烟台人郑全利、焦致金成立了公民党。我同他们谈过后，原来郑全利是卖假药的，焦致金是算命先生。
这俩人都没文化，俩人看到天下大乱，认为可以称帝了，就合计着找个地方成立独立王国。他们俩幸亏是赶上了六四，给判成了反革命罪，否则，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他们应该判成反动会道门，大多都是要判死刑，斩立决。
熟悉8964学生运动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各种组织一大堆，但当时的警察、便衣特务也只能去监视几个有影响的组织，比如高自联、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联席会议、外高联等等。我没听说过中共定性的三大暴乱组织。如果有这种定性，我们在审讯的时候，预审员一定会对我们提及。
六四过去31年了，赵昕有六十岁了，居然就能编出这种荒唐的笑话来。欺负我们都没经历过六四嘛。
另外，赵昕发出的这个64纪念通知，居然标注“【美国务院 #64在线烛光晚会】美国务院悼念遭中共杀害的英烈们”。
我感觉这是扯虎皮做大旗，是赵昕们在假冒美国国务院。
想想看，如果彭佩奥果真要以国务院的名义搞纪念六四活动，彭佩奥无论如何不会找一个一句英文不会的赵昕来作为国务院活动的主持人！
赵昕的这个推文是傅希秋转推的。记得前些天傅希秋以六四幸存者的身份到国务院拜见了彭佩奥。傅希秋回去后就指使赵昕冒名美国国务院来搞什么六四纪念会。傅希秋以为反正是写中文，没有中国人会去揭穿他，即便揭穿了，也要由半文盲赵昕頂缸。
这群骗子啊，骗人玩还要带托。
我有多篇文章揭露傅希秋是山东特务。见下面的链接：
傅希秋编造计划生育故事欺骗美国国会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31.html
王雪臻的行动轨迹表明陈光诚逃亡是周永康策划的苦肉计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26.html
中国特工登陆美国的红色地下通道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5/03/blog-post_27.html
https://twitter.com/BobFu4China/status/1268369926038999040
这是傅希秋正在网络上纪念六四。他在推特上@了@StateDept @StateDRL，然后，就大言不惭地宣布他们的纪念活动是美国国务院发起主办的。
那么，我的这篇推文还@了美国总统@realDonaldTrump 以及白宫@WhiteHouse，我是否可以宣布我的推文是川普在白宫亲自发出的呀？
王丹：蓬佩奥与“六四”幸存者见面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息
现在，最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群人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六四幸存者”的高帽。这纯粹就是骗洋鬼子嘛。什么叫幸存者啊？说白了就是该死还没死的人嘛，或者说被枪打中了又侥幸活过来的人。我看那些自称是六四幸存者的人，没几个是该死没死的。
按照他们的定义，凡是在1989年6月4日那天生活在的中国人，如果今日还活着，就应该称为是“六四”幸存者啊？
王丹这些人过了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是停留在少儿期。
亏他们想得出来，给自己扣上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大帽子。
我另外在发文讲述纪念六四所暴露出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Yi @schotpot - 7:31 PM · Jun 3, 2020：权贵的利欲邪恶在哪里都一样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只是美丽的装饰，美好的幻想，虽然有些能浅尝一下，不多数应该也就过过眼瘾吧，不管是为已为人，为私为公，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刘刚：不觉得我曾经付出什么代价。
月有阴晴圆缺，天有不测风云。
酸甜苦辣咸，都是人生一味。
坐牢、上学、成功、挫折，那都是我人生的必修课。
我认为思想、知识、能力等等是可以自我把握的，去追求这些，是我的快乐。而通过投靠什么组织，或是拜见彭佩奥之类的政客获得名誉和财富，都是我不屑、不齿的。
举例来说，那些极力崇拜川普或是崇拜郭文贵的人，有几个是有思想、有文化、有头脑、有智商的人啊？
相反，但凡是有思想、有知识、有头脑、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又有几个会对川普或郭文贵顶礼膜拜啊？
当我看到川普和郭文贵每天冒傻气的时候，我丝毫不羡慕他们拥有的财富，更不羡慕他们有众多的粉丝，不嫉妒他们每天受到众多人的赞美。
如果我有那样多的无脑粉丝，我会为自己养了一大群蠢猪而感觉到备受折磨。
如果我得到那种肉麻的赞美，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https://twitter.com/Spengle28144966/status/1268365284877967361
Spengler @Spengle28144966：如果简单的说，当时是经济危机转变成街头运动。按照一般的这类街头运动的发展来说，闹一阵，一驱散就完了。但是，当时党内分裂，形成不同意见，于是变成了政治斗争。后来外国人介入，支持闹事，时间才持续那么久。等党内斗争完成，形成统一意见就戒严清场。至于颜色革命？我认为可以从开始死人算起。
刘刚：你这段话比较靠谱。当年的六四学生运动的发展同当今的美国全国的示威比较相似。
六四之前是经济改革闯物价关触礁，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元老对赵紫阳不满，胡赵势力力图通过让知识分子出面发表言论来支持改革，甚至希望能有学生示威来给邓小平施加压力。当时民怨沸腾，需要街头示威发泄民怨。
党内斗争需要借助自由知识分子给改革派予以理论和道义支持，甚至需要街头运动显示民意支持。而胡耀邦的死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索。
美国则是由于瘟疫后的一个多月的居家隔离让美国人产生愤怒情绪，人们迫切需要发泄。而佛洛伊德的死，就如同胡耀邦的死一样，引爆了民怨的集体爆发。
中国的民怨爆发最后必将是造成这种民愤的中共政权。而美国的民怨爆发最后必将是指向总统川普。
刘刚
2020年6月3日
我赶到武警同学生游行队伍的交界处，看到警察和武警们手挽手排成了几排拦住游行队伍。我让前面的几个手持小喇叭的人指挥游行队伍就地坐下，并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前面的学生刚刚坐下一会儿，那些拦截的武警和警察就被围观群众给围住了。拦截的武警和警察的人数远远少于围观群众。没过一会儿，那些拦截游行队伍的警察和武警就撤走了。
人民大学游行队伍
北大的学生队伍已经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我就立即骑自行车前往人民大学。人大的学生队伍被堵在校园内，人大的东校门紧关着。校门外有一些警察。我走到人大的大铁门门口，看到几位经常去高自联开会的人大同学站在大铁门的里面。人大的高自联成员我都比较熟悉，我曾经在胡春林（后来改名为任不寐）的房间里住过，他们房间的人大多数高自联的骨干成员。他们见到我，立即问我是否取消了游行。我告诉他们北大清华的队伍马上就到了，让他们务必想办法组织人大的同学参加今天的游行，如果实在无法打开大门，就让北大的游行队伍在外面接应他们。我又过去同那些封堵大门的一些负责人交涉，希望他们尽快打开大门，让人大学生走出校园。就这样僵持一会后，他们先是打了几通电话，最后就打开了大铁门。于是，人大的游行队伍也冲出校园。
中国政法大学游行队伍
看到北大、清华、人大的游行队伍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军，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往中国政法大学。我是从政法大学的北校门进入政法大学的。北校门只是开了一个小侧门。我来到政法大学的主教学楼前，看到政法大学的学生们都零散地聚集在那里，不象是要参加游行的样子。政法大学的校长江平正带领一些教师站在大铁门前，苦口婆心的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游行。
政法大学的高自联成员见到我来了，立即围过来问我是否还要继续游行。他们还说，高自联向各个学校发出通知，宣布取消这次游行。我问他们是谁发的通知。他们告诉我是周勇军以高自联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一份高自联命令，宣布取消这次游行。我让他们将周勇军找来。同学们告诉我说周勇军同一群便衣警察乘坐警察的车去各个学校通知停止游行了。我对政法大学的几个高自联骨干说，今天的游行是高自联集体做的决定，北大、清华、人大的游行队伍已经向天安门进军了，任何人都无权更改高自联的集体决定。我让他们立即将学生们组织起来，尽快走出校园参加游行。
随后，我又同江平校长谈话，让他不要阻止学生上街游行。看到政法大学的学生们已经排成队聚集在大门口，江平校长也只好带领那几个堵在门口的教师们撤离了。于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也走出校园开始向天安门进军。
北京师范大学的游行队伍
北京师范大学离政法大学不远，我骑车几分钟就赶到了北师大。北师大的大门没关，但学生们并没有走出校园，而是聚集在操场上。我看到吾尔开希正在那里拿着一个电喇叭对着集会人群演讲。我问他们为何还不开始游行。他们说接到了高自联停止游行的命令。我跟吾尔开希等人说要立即开始游行，周勇军签发的命令无效。随后，吾尔开希就宣布游行开始。
就这样北师大的游行队伍也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开始向天安门游行。
当我确认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北师大这几个高自联常委学校的学生都冲出校园，向天安门游行时，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时间去光顾其它学校的游行队伍了。此后，我带着政法大学的两名学生同我一道骑自行车在各个学校的游行队伍来回观察。因为各个大学的的游行路线不尽相同，我后来主要是在北大、人大、清华、政法大学、北师大这几所大学的游行队伍往返巡视。北大的游行队伍走到白石桥时，又遭到了警察和武警的拦截。同样地，我们依旧采取原地静坐，同警察谈判交涉，劝说警察放行游行队伍。
游行时的饮食
开始游行后，我才发现我在前一天宣布的游行方案中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没有让大家备用干粮和饮用水。幸运的是，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都有很多市民围观，围观群众不断地给游行队伍赠送各种食物和饮用水。这令我十分赶到。
返回校园
这次游行占用了很条交通公路，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交通基本停运。但地铁照常运行。因为公交停运，各个学校的学生大多都是游行返回校园。返回校园时，都已经是晚饭时间了。但各个大学的食堂在那一天的晚饭都延长到很晚。
关于周勇军的停止游行命令
我在第二天才又找到周勇军。我让王治新将周勇军叫到王志新的宿舍。我问周勇军为何要违反纪律，擅自以个人名义下达终止游行的命令。周勇军就是不说话。此后，周勇军也就不再出现在高自联的任何会议上，算是自动辞职了。
那时我已经确认周勇军已经同公安或北京市委合作了。不过我只是认为他胆小怕事，才不得不同政府合作。
关于各个学校的学生纠察队
我当时在北京高校学生中有很大威望，可我成立高自联后一个多礼拜，也就联络了十几个人，让我组织纠察队，最多能有20个人能这样步调一致地听我指挥。根据我在学校当学生的经验，自发的学生是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组织起上千人的学生纠察队伍的。
当时参加游行的人，大多都是想看看热闹，最好是能够自由出入学生队伍，出去买吃的，到前面看看热闹，或是去上厕所。可当了纠察队，就要承担责任，没这种自由了。我认识的学生，几乎没什么人自愿去当纠察队。
能当纠察队的，估计是警校学生，或是党员学生之类。
谁能在一夜之间组织这样的纠察队？
我也去看了看拦截学生的那些警察和武警。他们大多都很文明，不戴武器。我感觉这些人更象是警官大学的学生。
我认为，当时拦截学生的那些警察，以及学生纠察队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赵紫阳系统安排的，是希望能够用不流血的方式阻止游行，至少是防止在游行过程中发生烧杀抢掠事件。
在来看美国当前所发生的游行示威。只要有几百人上街示威，就会发生抢劫。美国政府一遇到抢劫，就要动枪动炮去镇压，使得矛盾逐步升级，导致大规模的骚乱。
中共则是琢磨出很多更成熟的方式来化解游行示威。中共是通过派间谍特务来冒充示威者，并争取成为示威运动中的纠察队、棋手、乃至领袖，
然后自然就控制了游行示威，并通过这些伪装成领袖人物的特务来掌握哪些是反党分子，哪些人需要被逮捕判刑。这是精准的秋后算账。
我过去有许多文章讲明柴玲、李录都是党组织的情报员，是党组织将他们树立成学生领袖，也是党组织帮助他们在美国成为富豪。没有党组织，他们什么都不是！
当时参加游行的人，大多都是想看看热闹，最好是能够自由出入学生队伍，出去买吃的，到前面看看热闹，或是去上厕所。可当了纠察队，就要承担责任，没这种自由了。我认识的学生，几乎没什么人自愿去当纠察队。
能当纠察队的，估计是警校学生，或是党员学生之类。
谁能在一夜之间组织这样的纠察队？
我也去看了看拦截学生的那些警察和武警。他们大多都很文明，不戴武器。我感觉这些人更象是警官大学的学生。
我认为，当时拦截学生的那些警察，以及学生纠察队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赵紫阳系统安排的，是希望能够用不流血的方式阻止游行，至少是防止在游行过程中发生烧杀抢掠事件。
在来看美国当前所发生的游行示威。只要有几百人上街示威，就会发生抢劫。美国政府一遇到抢劫，就要动枪动炮去镇压，使得矛盾逐步升级，导致大规模的骚乱。
中共则是琢磨出很多更成熟的方式来化解游行示威。中共是通过派间谍特务来冒充示威者，并争取成为示威运动中的纠察队、棋手、乃至领袖，
然后自然就控制了游行示威，并通过这些伪装成领袖人物的特务来掌握哪些是反党分子，哪些人需要被逮捕判刑。这是精准的秋后算账。
我过去有许多文章讲明柴玲、李录都是党组织的情报员，是党组织将他们树立成学生领袖，也是党组织帮助他们在美国成为富豪。没有党组织，他们什么都不是！
简忆530大游行
自从1989年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后，我就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动员学生撤出广场。最后一次尝试是在5月30日，我终于说服《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撤出广场。我随后同刘苏里、甘阳、老木（刘伟国）、张伦去广场落实撤出广场计划。在那之前，我几次同柴玲谈话，说服她同意撤出广场，柴玲总是不置可否。我感到关键的问题在李录。我在5月30日曾经找李录到纪念碑底座东北角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帐篷中谈话。我一再向李录讲明撤出广场的意义，告诉他撤出广场后他们可以进驻各个高校，可以通过割据高校来继续民主运动。李录是专心地听我讲，可就是一句话都不回应。
我有其他文章详细讲述拿次撤出广场的流产计划。
李录当时最令我感到怀疑的是他一个外地来京学生，居然能在绝食团和天安门指挥部成为副总指挥，期间没有任何人的介绍，也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的身份。柴玲成为总指挥，主要是柴玲在绝食团里喊了一句她要自焚。李录随后高喊他要剖腹。他们就双双成为正副总指挥了。我当时就认定这是共产党情报系统的安排，作为一般的正常的大学生，绝对不会这样轻易地当众高喊什么“自焚”、“剖腹”这种骗人的口号。如果有谁只是口头喊了但不去落实，当然会被大多数人嘲笑，而不再得到信任。可这两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一系列表演，大多都是这类情报机构编导的骗人把戏。
李录在天安门广场还举行了号称有百万人参加的婚礼，新郎是李录，新娘是南京大学的女学生赵敏。有哪位正常人会玩这种过家家游戏吗？如果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这种婚礼，我敢保证过后我会羞得撞墙而死。可是，李录就能上演这种闹剧，而且还能找到搭档赵敏配合他上演这种闹剧！这只能是《潜伏》中的孫紅雷、姚晨一道按照组织安排上演那种假夫妻谍战大戏。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李录的知名度，确保李录能有资格担任副总指挥。
六四后的出逃海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中国公安和国安借机向海外派遣间谍特务。
方励之是林培瑞去方励之家时，向方励之提出去使馆避难的建议。
万润南、陈一咨这些人能逃亡国外，那是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关系逃亡海外。
李录这些人，能想到逃亡海外，更有可能是情报机构的巧安排。
在1989年6月4日，我同王丹、王军涛、张伦、包遵信等人一道逃亡，我们这些人都是当时公认被通缉的，甚至可能会被就地正法的，我们在中国又是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同外国使馆都有很多练习，但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要逃亡国外，我们当时根本就想不到会那么容易就偷渡到国外。方励之当然也没有想到偷渡，
那才使得方励之夫妇选择了去使馆避难。
陈一咨和万润南这些人能够想到逃亡海外，那是因为他们都有护照，他们同情报系统有千丝万缕方联系。情报系统会给他们通风报信，也会帮助他们出逃。
可是，象李录、辛苦等等一大批学生从未出过国，根本就没有护照的人，为何就能想到偷渡国外啊？
每到六四纪念日，就会看到有一大群自称的学生领袖们讲述他们的光辉历史，讲了30年了，我看这些人是越来月没出息。听他们回忆六四，那就如同听红卫兵回忆他们去全国大串联一样，不过是免费旅游一圈，至于是要去保卫毛主席，还是要打到刘少奇，他们至今都闹不明白。
很多中国人一讲起六四，就象茶馆里讲三国演义，将大刀关羽大战关云长一样，津津乐道。就象郭文贵那样，从北京一走一过，回到乡下就跟人说他是六四领袖，还捐了一辆摩托车。
如果你去东北，每个上了年岁的人都会告诉你他在电视上看到北京杀人了，血流成河了。
那些在1989年亲眼在电视上看过六四示威游行的，都能将自己说成是六四亲历者。
那些在游行队伍中留下几张照片的，那就能将自己说成是领袖，凭着这些照片就能在美国政治庇护。
今年，最让人怀念的六四居然是这张在天安门广场跳交际舞的人。
如此发展下去，最后让人们能够记住的六四就是李录和赵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婚礼！
李录和芒格
2020 年 4 月 23 日，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公布了 2020 年入选院士名单，李录当选院士。今年入选的院士有 276 名，包括来自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社会政策、艺术、商业、慈善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和领袖。其中有 7 名华人入选。该院院士均是来自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社会政策、艺术等领域的杰出学者，例如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毕加索、丘吉尔、曼德拉、奥巴马总统夫妇、克林顿总统夫妇等。著名华人院士有胡适、钱学森、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丘成桐、施一公等。人文与科学院目前院士有 5000 多名，其中有超过 250 位诺贝尔奖和超过 60 位普利策奖得主。
如今，有人看到李录是里外通吃，呼风唤雨，要钱有钱，要名有名。有人十分羡慕。
可我从来就不羡慕李录。他们的成功和钱财，就如同是中彩一样，那是有人光顾，有人照顾，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
今天的一则新闻是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接见王丹、李恒青、李兰菊、苏晓康等人。
六四31周年，彭佩奥接见六四亲历者王丹等人。
每到六四纪念日，就会有一些中国人寻找各种机会上镜露脸。现今海外的纪念六四，简直就像中共开追悼会一样，不过是列出一长串的所谓六四领袖名单，列在名单上露脸的人都对自己的排名次序斤斤计较，谁会排在前面，谁会先发言，谁会去白宫喝白开水，等等等等，以此来进行水泊梁山排座次。这都是这几个所谓民运领袖打破头也要争取的，就跟争取年终奖金一样。这一年大概就有这一天能够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能够被世人又关注一回。
这些人的纪念六四的方式和目的，我感觉就是在玷污六四亡灵。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这种纪念。
起初，我一直都不能理解这些来到海外的人为何要为自己争一个公开的六四领袖或是六四亲历者的头衔啊？
我丝毫不介意是否有人说我是64参加者、领袖、亲历者之类，说实话，每当我对人说起我参加的六四时，就感觉我曾经同一群不知世事的娃娃一道玩过以此幼稚的过家家游戏一样。
我的很多北大物理系的同学也都参与了六四中的重要游行，甚至担任高自联中的重要成员，但这些人到海外后，无一人给自己贴上六四领袖、参与者、幸存者一类的标签，因为他们到美国根部不需要借助六四的光环去谋生，六四光环对这些靠本事吃饭的人来说就是一文不值。
每年六四纪念会上，大家不妨看看那些在纪念会后的各种报道中排名的领袖、幸存者、参加者的名单，大多就是没有正规职业的人，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其中的有些人要靠着六四领袖的招牌去讨要赞助或经费，如王丹等人。而更多的人是需要这些六四头衔向一些情报机构证明他们充当特请的价值！
中共情报机构派到海外的某些特务，如果是无一技之长，那就要靠组织给他们安排一个掩护身份。最好的掩护身份就是成立一个民运组织，或者是一个基金会，特务机构帮助他们办成移民生意、导游生意等等，再给他们输送经费。
这位赵昕是今年纪念六四的发起人、主持人。就从他今天发出的自我介绍上，从他的一句话中，我就能指出他的一系列吹牛造假。
他说“趙昕為中共定性的三大暴亂組織義勇軍創始人”。
有谁听说过共产党定性了哪三大暴乱组织吗？这纯粹就是移花接木的障眼法。
有谁听说过义勇军吗？他是发起人，有谁是他的义勇军军长政委啊？
六四期间，成立了很多很多的组织。仅仅是在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成立了好几个组织，其中的一个组织名叫“忠义救国军”，我当时任命了一个印尼归侨为军长，一个戴眼镜的大高个为副军长，他们一致要求我给他们当政委。后来，那位副军长告诉我他是国安便衣，给我看了证件。
那位军长也承认他是受党组织派遣，来观察学运动态。
还有很多人成立各式各样的组织，同我一道关在秦城监狱1号的刘兴洲成立暗杀团，自任团长。我在凌源监狱碰到的山东烟台人郑全利、焦致金成立了公民党。我同他们谈过后，原来郑全利是卖假药的，焦致金是算命先生。
这俩人都没文化，俩人看到天下大乱，认为可以称帝了，就合计着找个地方成立独立王国。他们俩幸亏是赶上了六四，给判成了反革命罪，否则，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他们应该判成反动会道门，大多都是要判死刑，斩立决。
熟悉8964学生运动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各种组织一大堆，但当时的警察、便衣特务也只能去监视几个有影响的组织，比如高自联、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联席会议、外高联等等。我没听说过中共定性的三大暴乱组织。如果有这种定性，我们在审讯的时候，预审员一定会对我们提及。
六四过去31年了，赵昕有六十岁了，居然就能编出这种荒唐的笑话来。欺负我们都没经历过六四嘛。
另外，赵昕发出的这个64纪念通知，居然标注“【美国务院 #64在线烛光晚会】美国务院悼念遭中共杀害的英烈们”。
我感觉这是扯虎皮做大旗，是赵昕们在假冒美国国务院。
想想看，如果彭佩奥果真要以国务院的名义搞纪念六四活动，彭佩奥无论如何不会找一个一句英文不会的赵昕来作为国务院活动的主持人！
赵昕的这个推文是傅希秋转推的。记得前些天傅希秋以六四幸存者的身份到国务院拜见了彭佩奥。傅希秋回去后就指使赵昕冒名美国国务院来搞什么六四纪念会。傅希秋以为反正是写中文，没有中国人会去揭穿他，即便揭穿了，也要由半文盲赵昕頂缸。
这群骗子啊，骗人玩还要带托。
我有多篇文章揭露傅希秋是山东特务。见下面的链接：
傅希秋编造计划生育故事欺骗美国国会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31.html
王雪臻的行动轨迹表明陈光诚逃亡是周永康策划的苦肉计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26.html
中国特工登陆美国的红色地下通道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5/03/blog-post_27.html
https://twitter.com/BobFu4China/status/1268369926038999040
这是傅希秋正在网络上纪念六四。他在推特上@了@StateDept @StateDRL，然后，就大言不惭地宣布他们的纪念活动是美国国务院发起主办的。
那么，我的这篇推文还@了美国总统@realDonaldTrump 以及白宫@WhiteHouse，我是否可以宣布我的推文是川普在白宫亲自发出的呀？
王丹：蓬佩奥与“六四”幸存者见面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息
现在，最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群人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六四幸存者”的高帽。这纯粹就是骗洋鬼子嘛。什么叫幸存者啊？说白了就是该死还没死的人嘛，或者说被枪打中了又侥幸活过来的人。我看那些自称是六四幸存者的人，没几个是该死没死的。
按照他们的定义，凡是在1989年6月4日那天生活在的中国人，如果今日还活着，就应该称为是“六四”幸存者啊？
王丹这些人过了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是停留在少儿期。
亏他们想得出来，给自己扣上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大帽子。
我另外在发文讲述纪念六四所暴露出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Yi @schotpot - 7:31 PM · Jun 3, 2020：权贵的利欲邪恶在哪里都一样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只是美丽的装饰，美好的幻想，虽然有些能浅尝一下，不多数应该也就过过眼瘾吧，不管是为已为人，为私为公，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刘刚：不觉得我曾经付出什么代价。
月有阴晴圆缺，天有不测风云。
酸甜苦辣咸，都是人生一味。
坐牢、上学、成功、挫折，那都是我人生的必修课。
我认为思想、知识、能力等等是可以自我把握的，去追求这些，是我的快乐。而通过投靠什么组织，或是拜见彭佩奥之类的政客获得名誉和财富，都是我不屑、不齿的。
举例来说，那些极力崇拜川普或是崇拜郭文贵的人，有几个是有思想、有文化、有头脑、有智商的人啊？
相反，但凡是有思想、有知识、有头脑、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又有几个会对川普或郭文贵顶礼膜拜啊？
当我看到川普和郭文贵每天冒傻气的时候，我丝毫不羡慕他们拥有的财富，更不羡慕他们有众多的粉丝，不嫉妒他们每天受到众多人的赞美。
如果我有那样多的无脑粉丝，我会为自己养了一大群蠢猪而感觉到备受折磨。
如果我得到那种肉麻的赞美，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https://twitter.com/Spengle28144966/status/1268365284877967361
Spengler @Spengle28144966：如果简单的说，当时是经济危机转变成街头运动。按照一般的这类街头运动的发展来说，闹一阵，一驱散就完了。但是，当时党内分裂，形成不同意见，于是变成了政治斗争。后来外国人介入，支持闹事，时间才持续那么久。等党内斗争完成，形成统一意见就戒严清场。至于颜色革命？我认为可以从开始死人算起。
刘刚：你这段话比较靠谱。当年的六四学生运动的发展同当今的美国全国的示威比较相似。
六四之前是经济改革闯物价关触礁，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元老对赵紫阳不满，胡赵势力力图通过让知识分子出面发表言论来支持改革，甚至希望能有学生示威来给邓小平施加压力。当时民怨沸腾，需要街头示威发泄民怨。
党内斗争需要借助自由知识分子给改革派予以理论和道义支持，甚至需要街头运动显示民意支持。而胡耀邦的死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索。
美国则是由于瘟疫后的一个多月的居家隔离让美国人产生愤怒情绪，人们迫切需要发泄。而佛洛伊德的死，就如同胡耀邦的死一样，引爆了民怨的集体爆发。
中国的民怨爆发最后必将是造成这种民愤的中共政权。而美国的民怨爆发最后必将是指向总统川普。
刘刚
2020年6月3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