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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 @XiaBamboohermit - 11:06 AM · Jun 5, 2020：北京为什么要高调重启地摊经济？它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给地摊经济松绑能否意味中国会像30多年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吹响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号角？
时事大家谈：松绑“地摊经济” 北京政策为何大转弯？
美国之音中文网 • Jun 5, 2020
1. 地摊经济就是变相的上山下乡，将失业大军转换成地摊大军
夏明上美国之音讨论中国的“地摊经济”。这令我想起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号召的第三产业，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地摊经济”。
可以用一句话就能揭露中国目前搞地摊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甩掉国家对失业大军的责任。任何失业的人，只要摆了地摊，不管你是否挣钱，都算是就业了。
这么一来，中国的失业人口就归零了。
这同毛泽东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全家走五七道路一个套路。
我们的超天才林立果同志在《571工程纪要》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现在中国搞的地摊经济也就是类似于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让失业人员去变成变相失业和变相劳改。
如果川普学习中国搞地摊经济，美国的3千万失业大军也会一夜之间归零。
美国纽约的地摊经济一直都很发达。大多是黑人、非法移民在街头贩卖假冒伪劣名牌商品。上千美金的LV包，在地摊上的假货也就几十美金。
近日，美国地摊上贩卖的主要是中国产的口罩、板蓝根、莲花清瘟冲剂，还有那些号称是能治疗新冠的各种中药。
有很多地摊经济是被黑社会控制的。
2. 美国银行里的擦皮鞋流动地摊
我在银行工作时，银行里的Trading Desk通常就是一个大厅里有上千人工作，坐在一排一排的长桌旁，人与人几乎就是手拉手的距离。
我最羡慕的一个职业就是在这种大厅里擦皮鞋。那些皮鞋匠肩背一个小包，里面的全部工具就是几把鞋刷、几个鞋油，外加抹布。
他们在这些股票经纪人和分析师身旁走过，低声问：“show shine?"
银行工作的人，大多都是早7点到晚9点，上班路上还要耽搁三个小时，根本就没时间擦皮鞋。就在上班时，一边工作，一边让鞋匠给擦皮鞋。鞋匠擦皮鞋，通常就是两三分钟擦一个，太慢了，就让人心烦了。这样擦一双皮鞋，至少挣20美金！
在那里擦皮鞋的人，几乎都是很少闲着。女同事经常是一次就拿出十几双皮鞋让鞋匠去擦。
这种擦鞋匠，一天能挣上千美金，都是现金，不用交税。
我问过他们是如何能找到这种工作，他们都严格保密。
在银行里面的擦皮鞋，比在街头上的擦皮鞋要简单多了。基本上就是擦去灰尘再打一层鞋油，两分钟足够。
在街头擦鞋，有好几道工序，一般至少十分钟。
美国投行里的Trading Desk一般不允许闲杂人员进入。即便是在同一银行工作的人，一般也不允许进入Trading Desk。有些Trading Desk通常都有专门的IT团队。但这些IT团队的人也是被严格限制去Desk的，而是要一两个专门的人（Business Analysts) 去Desk联系。
这些擦鞋匠要搞到通行证是关键问题。
3. 中国战斗机研究所里的地摊经济
大概是1983年，赵紫阳号召知识分子开创第三产业，实际上就是号召地摊经济。我那时在沈阳601所，专门研制军用飞机，我是参与设计J8-II。也得搞第三产业创收。我们研究室是给个体户设计饺子机，画图描图饺子机。后来我了解到，其它地方的飞机研究所也大多是给个体户设计饺子机。
这帮飞机设计师，太没创意了，他们的手艺大概就只能设计饺子机。
4. 擦皮鞋运动 -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地摊经济
后来去北大读研究生。也要搞创收。88年，又一次让知识分子创收。北大的教授们除了靠讲课挣钱，就没其它本事赚钱糊口了。就有人提出去天安门广场擦皮鞋。
记得好像是88年4月，正在开两会，我们号召去广场擦皮鞋。
结果有几万人去广场看热闹，都等着看谁第一个擦皮鞋。
没人擦皮鞋。我就着急了一些高校师生，在纪念堂的西北角处开始静坐示威。当时有徐培、张毅生、刘佳田、王丹、季成，还有几位北大地球系的研究生，她们跟我叫刘老师，因为我给她们当过助教。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其间有很多外国记者来采访我们。
我们将广场示威变成了新闻发布会。有很多警察及便衣警察我们进行威胁，周围聚集了上千人。我看快要失控了，招呼我召集来的人立即撤退。随后我们撤退到大会堂后面位于捻儿胡同的张毅生家里。我见有便衣跟随我们，我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发现有好几伙便衣一直跟随张毅生他们。
走到大会堂右侧的胡同时，一个跟随的便衣头目，手里拿着砖头大小的对讲机，我见到他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旁边停止的几辆面包车上立即下来几个便衣。那些便衣告诉便衣头说张毅生他们进了捻儿胡同。我那时也不知道张毅生家在哪里，光顾跟踪那个便衣头了，跟丢了自己的同伙。
我找不到同伙了，就问那个便衣头。那个便衣头才发现被我反跟踪了，大吃一惊。指着那个胡同口的街道牌，告诉我就是这个捻儿胡同。说完他就想跑。我立即叫住他，让他给我带路，我们一道进屋里聊聊。他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你们玩好，我就不去了。”
我细看那街道牌，那上面的”捻“字已经模糊不清，这是那个便衣头通过对讲机招呼胡同里的几个面包车上的同伙的原因。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张毅生家。那是个四合院。我告诉他们，我们被跟踪了。可他们都不相信，一口咬定说我吓唬他们。
看看这群学生和青年教师。土样，图森破，那衣物。
便衣警察分几路人马跟踪他们，停在门口的几个面包车都是敌人，可他们就无一人发现。就是没有敌情观念。跟他们当同伙，早晚得掉脚啊。
可是，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群众基础。要搞地下斗争，这就是你必须依靠的群众。
第二天，《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对我们的这次天安门广场示威都做了一句话的报道。大概意思是说：
“1988年4月xx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两会期间，来自北京高校的19名师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擦皮鞋示威，他们的标语口号是“增加教育经费”。”
我们在那天确实举了一个用写在报纸上的标语，正面是“增加教育经费!”，反面是“More Money for Education!" 我们还举着那个标语牌在天安门广场摆出各种阵型，并来回转圈游行，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来围观。
上网搜索一下“1988天安门广场擦皮鞋”，搜到了陈小雅写的《八九民运史》（第二卷）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陈小雅在这里的记述明显地只是道听途说，并不了解太多的细节。
5. 北京大学的“小萝卜头”
从那以后，我每周都要同这些人聚一次，一半是在40楼的张毅生宿舍，或者是在25楼或29楼的北大物理系博士生宿舍，就是要给这些人进行必要的培训。
培训效果还真有立竿见影的效应。我要求他们都设法模拟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擦皮鞋示威活动，要用最巧妙的方式吸引人聚会。
随后的一周，在北大三角地看到一则启事：
“太闷，太闷，太无聊！下午3点在北大图书馆正门草坪上见面。暗号：几张铺在地上的人民日报，还有一位戴红头巾的女孩。”
我一看，这才象我的学生嘛。
我准时来到图书馆草坪，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红头巾女孩，周围已经有一大群比我还早的磨刀人来对暗号接头了。
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那位地理系的小女孩。她看上去很小，象个中学生。那天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她也参加了。我还以为她是中学生，就劝她赶紧回家。她不肯，说她是北大地理系学生。
后来记者采访时，有加拿大广播电视的记者扛着一个大型摄像机盯住她采访，还没等她回答问题，就有几个便衣上来威胁她
有便衣对她说：快回家，别胡闹。
还有几个便衣夹住她的双臂，试图将他架走。她开始哭了。
我立即将她解救出来。那些便衣也就放过了她。
我当时还逗她：“别怕，别哭，叔叔给你糖吃。”
她立即笑了。
她当时就跟我说：谁说我怕了？我是被他们气的。
那一天，我特别担心她会被绑架。我就让北师大的刘佳田注意保护她。
我一直都认为她年龄太小，看上去很好欺负，很容易被警察给盯上，不适合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的很多次聚会，大多都不通知她。
我那时一直都跟她叫“小萝卜头”。居然就没有记住她的真名真姓了。其实，我当时还是想学习《红岩》里地下党的斗争经验，只是用代号，尽量不记住真名。以防万一被逮捕了，也不会将“小萝卜头”这些小毛孩当成地下游击队给出卖了。
刘刚
202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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