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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0, 2022

审问笔录：王有才是总参三部间谍吗？


下面是刘刚在今天一早对王有才在《独立评论》进行公开质证的对话笔录，主题就是：

王有才，你是总参三部的间谍吗？

请各位网友来当大陪审团，就王有才是否是总参三部间谍问题作出公开、公正的审判。


稍微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成为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并且被杭州通信设备厂代培了呢。我当年是参加北大研究生考试。因为喜欢理论物理，我考的是曹昌其的理论物理的研究生。听我的导师李新章告诉我，曹昌其没有录取我，而我分数线上了。李新章想收我为他的研究生。当时北大跟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长春光机所，潍坊计算机研究所合作中国的激光照排系统。他告诉我他已经同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讲好了，我毕业后可以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也可以继续在北大读博士。我听说这个是邮电部的国有企业，又是杭州的。我就一口答应了。因为我妈妈就希望我在杭州读大学，在杭州工作。不过我没有听说这个是总参三部的企业。不过说实话，如果当时我知道这是总参三部的企业，我也会去的，老百姓不是混口饭吃吗？那个时候怎么知道人生会这样发生变化的？对的我们这个项目是王选为主负责的，所以我除了学习物理学，也学了无线电、计算机方面的课程。但主要是激光全息的技术。我还与苏州大学的激光全息技术合作过。当然因为这个项目与一些部特别是机械工业部有联系，我也跟有些部里的人认识。后来我在监狱时，王选、李新章教授就一定要帮我进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我们那个老板孔昭元在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说了，只要共产党敢放，我就敢要。我们当时的大老板施继兴是不敢要我的。后来因为公安限制我不能在北京找工作，这个工作我认为很不错，我就同意了。当然浙江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当时也是同意的，否则，我估计也进不去。后来我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时，施继兴是不敢跟我说一句话的。但是包括党委书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女儿）等其他所有C-level的人都对我很好的。我当时跟我后来的夫人谈恋爱时，有些主管的领导（以及几个领导的夫人）跟她说，小王人很好，但肯定太不安分了，你要考虑清楚的呀。我的老板孔昭元直接就让我负责激光照排的工作，经常提拔我。让我常驻北京，负责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等所有北京等地的报子和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光照排系统。当时施继兴看到我跟北京很多人接触是很紧张的。我也是在那时跟李海，邵江，张林，赵昕，高山等等有许多联系。有一天还同李海邵江去看了魏京生。我还去过李鹏的住宅的外面。当然有警察跟踪。后来孔昭元要我负责金卡工程项目，还是把我从北京调回杭州来跟美国的NCR，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Omron 谈判，后来从性价比以及谈判的艰难程度，决定跟德国的西门子合作，引进德国西门子的生产线。只是后来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我开始更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后来决定辞职。孔昭元等跟我说，给我配大哥大，不用上班，只要有时有重要会议参加一下，或者回答一些问题。我后来谢谢他而且跟他说，因为政治太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帮警察三班倒地光明正大地跟踪我。还帮我一起买菜呢。他后来还是同意了。让我辞职了。确实市里，省里，部里都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我的辞职总共盖了十一个批准的章。我辞职去，西门子跟我们合作驻中国的代表邀请我去杭州当时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担心我走后这个项目受到影响，我跟他说没有事。可能会不同，但应该没有太大关系。他跟我说中国政治太难了，让我很好想想，我跟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他其实早知道我的决心了，因为他带了一本厚厚的英语版的毛泽东送给了我。故事很多，这次就写到这里。太晚了，不多次检查有没有Typo了。就发了。

还是要说一句。老孔对我很好。他看重我的水平。他胆子也很大的。我后来因为中国民主党的事被关进监狱了，他还来监狱看望我。不过没有见到。但警察跟我说你们以前的领导来看你，我们没让他见你。不过他带来的东西会给你的。
 

以前，我总是认为王有才喜欢撒谎、吹牛。但是，看了王有才下面的一段话，我终于相信王有才了，不仅相信王有才的话，更相信王有才的能力，还不得不相信王有才的经历。

王有才说：

我的老板孔昭元直接就让我负责激光照排的工作，经常提拔我。让我常驻北京，负责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等所有北京等地的报子和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光照排系统。当时施继兴看到我跟北京很多人接触是很紧张的。我也是在那时跟李海，邵江，张林，赵昕，高山等等有许多联系。有一天还同李海邵江去看了魏京生。我还去过李鹏的住宅的外面。当然有警察跟踪。后来孔昭元要我负责金卡工程项目，还是把我从北京调回杭州来跟美国的NCR，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Omron 谈判，后来从性价比以及谈判的艰难程度，决定跟德国的西门子合作，引进德国西门子的生产线。只是后来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我开始更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后来决定辞职。孔昭元等跟我说，给我配大哥大，不用上班，只要有时有重要会议参加一下，或者回答一些问题。我后来谢谢他而且跟他说，因为政治太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帮警察三班倒地光明正大地跟踪我。还帮我一起买菜呢。他后来还是同意了。让我辞职了。确实市里，省里，部里都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我的辞职总共盖了十一个批准的章。我辞职去，西门子跟我们合作驻中国的代表邀请我去杭州当时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担心我走后这个项目受到影响，我跟他说没有事。可能会不同，但应该没有太大关系。他跟我说中国政治太难了，让我很好想想，我跟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他其实早知道我的决心了，因为他带了一本厚厚的英语版的毛泽东送给了我。

什么人能干出王有才所讲述的这番光辉业绩啊？

按照王有才的上述说法，如果没有王有才，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等所有北京等地的报子和出版社都无法用激光照排印出报纸来。

如果没有王有才，中国就没人能够同美国的NCR，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Omron 进行谈判，中国就没人能做出决定同哪家外国公司进行合作，中国就无法引进德国西门子的生产线。

王有才在激光照排领域是比王选还要重要的领军人物。

缺了王有才，中国就没人能用英文同外国人谈判了。

缺了王有才，中国的印刷业立马回到毕升印刷术时代了。

王有才上述所讲的那些驻京办工作、同外商谈判的工作、同新华社等等特务机构联系的工作，都是肥缺，而且但凡是会说话的人都能做好。大多数工厂的老板都会自己亲自去做，如果实在脱不开身，也要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定会安排自己的子女例如孟晚舟去做，怎么可能会安排王有才去做呢？

王有才能够抢到这些肥缺，丝毫不能证明王有才的业务能力、英语能力、谈判能力、决策能力（这些在中国的谈判中并不需要），只能证明王有才是对党绝对忠诚，党对王有才的绝对信任，党要培养锻炼王有才，让王有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请王有才再多多介绍一些王有才为党国建功立业的丰功伟绩，这简直比《雷锋日记》、时传祥、焦裕禄、张海迪的故事还要感人，让我笑得眼泪哗哗地流。



我在1984年考取北大物理系曹昌褀的理论物理研究生，另一人是程鄂。

就我所了解的北大招收研究生的情况同王有才所讲的情况打不相同。

参加研究生的考试后，要到学校进行面试。面试的时候也可能会被刷下。

面试的时候大概有三位老师对考生进行面试。面试期间，老师根本不会告诉考生任何其它竞争者的信息，不知道最后是否会被录取。老师更不会同考生讨论什么将来可以代培、或是什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北大从将近百名考生中推荐五名学生作为出国预备生，就是参加李政道组织的CUSPEA考试。我当时的初考成绩突出，有幸成为五名被推荐的出国预备生之一。但我当时对出国留学兴趣不大，就懒得去准备参加考试。

那年是35周年国庆，举行国庆大典，就是北大学生举出“小平你好！”的那次国庆。学校推迟一个月开学。

入学后，在头两年学习基础课。导师同研究生基本上不见面。我在前两年几乎就没同导师曹昌褀见过几次面。86年后倒是常见面，大多是曹昌褀代表学校党委或公安部门对我进行思想工作，或是威胁恐吓之类。

曹昌褀名声在外，主要是写了一本《电动力学》，其实曹昌褀在理论物理方面没什么建树。后来就开始搞应用物理，主要是从事激光方面的研究，这些领域还容易通过作激光试验出些低档次的论文。

北大物理系84级研究生就没有人是代培的。没有任何导师会同研究生讨论毕业去向问题。除非学生去找教授写推荐信，请求教授帮助去某个单位就职，没有哪个教授会主动同学生谈起毕业去向问题，我们84级物理系研究生，就没有一人是通过教授推荐去某个单位工作的。都是系里给出来招人的单位，学生们再自己选择单位。那时期的研究生分配跟教授没有任何关系，教授连写推荐信的机会都没有，最多是要系办公室提供一下学生档案。

那个年代的北大教授，大多都是书呆子，但也有许多善于搞社会关系的人，搞一些课外收入。这些搞课外收入大多是同军队或特务系统联合搞科研，这些人就会需要一些助手，如果真正需要助手，一般就会通过特务系统来招募特务的方式来招募助手，才可以对那些军事或间谍项目进行保密。如果不是特务，也很难参与到这类机密项目的研究。

王有才说李新章副教授同他谈起下面的这段话：

“李新章想收我为他的研究生。当时北大跟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长春光机所，潍坊计算机研究所合作中国的激光照排系统。他告诉我他已经同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讲好了，我毕业后可以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也可以继续在北大读博士。我听说这个是邮电部的国有企业，又是杭州的。我就一口答应了。”

李新章那时是副教授，应该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李新章怎么可能同王有才谈这些话呢？李新章想要招收某个考生成为他的研究生，完全可以从北大的考生中挑选一个。同一个外校的考生谈这些话，邀请一个外校考生成为他的研究生，并以包分配为诱惑，几乎是不可能。除非是代替特务机构招收特务，一个副教授才敢于这样给考生打保票。

一个副教授，凭什么就能代替某个单位招募代培生？如果他有这个权力招募代培生，他更应该从他所认识的北大学生中选拔，而不是选择来自杭大的王有才。

我不知道王有才在面试的时候同导师有过这样的谈话，还是在面试之后又有机会同李新章作这种谈话。面试时间大概也就是一两天，李新章很难有太多机会同外地来京的人进行这种谈话。

再说了，考生要攻读北大硕士研究生，都希望能有更好的机会，而不是一进校门就签了一个卖身契。

而招人单位更是希望在拿到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挑选候选人去单位就业，而不是从刚刚进校的学生中就选定某个学生来作为代培生。万一这个学生没有完成学业，中途退学或死亡，那不是白白交了大笔的代培费用吗？

有些单位之所以要那些读研究生的人签署代培协议，那是因为这些人在这个单位里已经有了工作经验，他所作的工作找新手来接替代价会太大。

比如说，我进入北大之前在沈阳601所工作。研究所最初是不准报考研究生，说是工作两年后才准许报考。报考时还要签署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的代培协议。我是坚决不签署这种代培协议。但原单位经常给我去信，希望我在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那些没有工作经验的人签署代培协议（我们那时称其为卖身契）也听说过，我也见到一些北大毕业生在毕业前报考图书馆系研究生，搞得我们莫名其妙，搞不懂他们为何从物理专业跳到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图书馆系。后来才发现，这些人是先被国安招募为秘密特工了，才被送去图书馆专业镀金和深造情报专业。

不知王有才是先被单位招募了再去代培，还是被李新章代表某些单位招募了，才成为代培的。


很多地方都是乱说。我当时是收到北大的面试通知去面试，当时李新章教授在面试时告诉我这些的。李新章老师还带我在未名湖走了一遍。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李新章告诉我以后跟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签合同。

当时李新章教授已经有研究生了，是在我之前一届的。以前有没有不知道。我因为是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不跟他在一个大的项目里，所以基本上没有跟他碰上面。

跟我相同的情况是郭宗明，他当时是北大数学系的，考上王选的研究生，也是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代培的。与我是一届。我后来就跟他一起了。我们在1988年放暑假一起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去实习和了解情况。在1987年一1989年，那时看起来郭宗明对政治不感兴趣，好像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他北大硕士毕业后直接在北大读了博士。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不知道情况。后来监狱出来后，才了解的。好像他从来没有在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过。至于他怎么解决里面可能有的问题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来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了，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我和我夫人，都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是实情。但是美国运通公司没有规定夫妻不能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只是不能在50级及以下的这样一个大group下一起工作。二个不同的50级夫妻是可以在美国运通公司（同一个公司）工作的。

夫妻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有很多。最有名的是王劲（后来去中国的百度公司当副总裁，一度成为新闻）和他的妻子很长时间一起都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而且都混的比较高，二个人都超过50级。

只是介绍一下基本情况，跟网友说的。


除非是代替特务机构招收特务，李新章一个副教授才敢于这样给考生打保票。

我的这一段评论不过就是在说明只有特务机构才可以提前预定考生，并以招受代培生的名义来招募特工。

我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曹昌祺在当年已经无力培养理论物理研究生。我跟曹昌祺读研究生，曹昌祺就要求我改学激光，实际上并不是他带，他根本就不给任何指导。在最后硕士答辩的时候，请来一些秘密部门的人对我答辩，然后跟我商谈去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并要签署为某些部门的代培协议。那不过就是为秘密部门招募特工。

以曹昌祺的名义招募的研究生，基本上是属于同特工部门合作招募培养特工人才。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熊焱当年 是中国工运学院的代培生。

熊焱一直对外掩盖这一点。

工运学院是中国工会的干部学校，同团校、党校类似，就是培养工贼的学校。

从王选的简历可以看到，王选在58年毕业，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计算机课程。大学毕业后就被整成半残疾。

一个人过了40岁以后，很难再重新补习计算机基础知识。王选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是半路出家，没什么太大造谣。

王选在“748工程”中不过就是被总参三部竖起来的掩人耳目的幌子，是为了掩盖“748工程”中所采用的盗窃、剽窃、间谍手段。

中国的电讯、电子行业的技术力量主要是军事间谍。

不妨讲几个我所了解的故事。

李铁映当年是沈阳1447所的所长。那个研究所是四机部的一个研究机构，主要合作者就是公安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各种从海外盗窃来的电子元件和电子产品进行解剖、检测、化验、分析，然后模仿生产。

四机部的各个研究所和生产厂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干。

另外，李长春哈工大毕业后分配到沈阳的一个街道办的半导体器件厂工作，也是干的这种间谍勾当。

那个年代，即便是街道办的电子元件生产小厂，都是中共总参三部和四机部的间谍机构。

李长春是因为成为四机部的特工，后来才会步步高升。


王选，软件总负责。李新章，硬件总负责。二个人也争斗。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

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和长春光机所是负责硬件的。最后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做出来更好的产品。

李新章在当时的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激光照排分厂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另外FBI 对我说过FBI会保护我的。对。应该更精确一点，FBI告诉我，美国政府会保护我的。CIA也这样对我说过，不过哈佛大学教授跟我说，那位女士不是CIA的，那位女士是美国国务院的。所以我认为她跟我开玩笑也有可能。




在90年代以前，中国考生都是倾向于报考军工或能当间谍的学校。

在70年代以前，中国考生最热门的学校是哈军工，因为那是中共特务头子陈赓当校长的大学，就是中国的黄埔军校。中国高干子弟大多都是被选送到哈军工，毕业后就成为军官、间谍、和各个军工厂的政工干部，哈军工的毕业生大多没有什么技术能力，除了当官当间谍在行，其它的是干啥啥不行。

比如叶挺的儿子叶正大，毕业后就到我所在的601所，成为我们研究室大校室主任。601所在文革前都是有军衔的。大学毕业生入所就是中尉军衔。

1977年，我报考大学的时候，那些老大学生们都给我推荐哈军工、哈工大、大连工学院等等这些中共的老牌军工大学，那些老大学生们最最羡慕的就是当军事间谍。

其次是推荐报考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警官大学等等大学，说是这类大学出来有更大的希望当间谍。

那时，在我们那种小城市，很少有人知道国际关系学院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否则，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推荐报考这些大学。

我最后选择的是报考中国科技大学的“飞行器结构专业”，目的是为了能够参加“两弹一星”的研究，说是毕业后都能进入保密单位，也就是当间谍了。

那个年代，那个专业有机会当间谍，就会成为热门专业。

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两弹一星研究的主要机构。北大物理系最著名的教授都是因为参与两弹一星而成为最著名教授。

在70年代以前中国的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都必须参与两弹一星项目，这包括王淦昌、周光召、钱学森、严济慈、钱三强、胡宁、何祚庥，理论物理所的所有的研究人员，等等等等，只要参与了两弹一星，就可以在日后飞黄腾达，上述人等大多都能官至副国级。也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究，才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知名教授。

直到90年代，中国的高校教育基本上是坚持“先军教育”，就是首先为军队和谍战培养专业人才。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们，大多都没什么理论建树，也就是些教书匠，因为很少接触外国最先进的理论和实验设备，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如果写不出论文，只能教书授课，就很难提拔为教授，甚至很难保住饭碗。很多教授就设法同军方或情报机构勾结，搞一些军事项目，或者就是干脆为情报机构招募和培养人才，这才能保住他们的饭碗。

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们都争先恐后地同军队和情报机构合作，争取参与军事项目和间谍项目的课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哪个教授能够找到这类项目，进而成为军队或间谍系统在学校的代理人，并帮助招募和培训间谍，这是中国的教授们最最光荣的业绩，也是最能提高业绩并向上爬的捷径。谁能搞到这种项目，那是自以为荣，令人羡慕的。没有哪个中国教授会为间谍机构充当教官和白手套而感到羞耻，也没有哪个学生会为进入特训班而感到羞耻，反而是感到无上光荣和幸运。

就我所了解的曹昌祺教授，根本就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北大人都知道，曹昌祺年轻的时候最拿手的就是求解方程，能写出几页的公式来求解高难度的麦克斯韦方程。这不过就是中学生的把戏。他基本上没有能力带理论物理研究生。他为了保住他在北大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中的教授地位，就只能是同军方和情报机构合作，利用他的名声来为军方和情报机构招揽和培养特务。

王有才说他报考了曹昌祺教授的研究生，曹昌祺没有招收他。王有才这是不了解内情。北大招生目录上列出的曹昌祺所要招收的研究生，不过就是骗人的把戏，写的导师和专业都是虚假的，实际上就是为军方或情报机构招募特务代培生，不过是挂着曹昌祺教授的羊头，披着北大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的招牌而已。

王有才上当受骗，被中国情报机构以上北大读研究生的幌子骗去，实际上是被抓了壮丁当间谍当特务，王有才实际上是给中共当了几十年的间谍，自己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种被抓壮丁当间谍的人，居然就一直不知道自己是间谍。中国招募间谍的招数也是太高明了。

说说我的导师曹昌祺曹胖子的故事

最后，我讲讲我的北大导师曹昌祺的故事。

曹昌祺，长得矮，但横向尺寸特别大，身形基本上就是一个橄榄球，人称曹胖子。

我特别讨厌这个曹胖子。

我刚刚进入北大后，就特别不喜欢曹胖子的课。他每次上课就像抱着一本书在黑板上抄书，而且就是混时间，一个章节随便讲几句。下回又开始讲另一章节，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跟他读研究生的人都知道，他总是能找到无数理由辱骂他的研究生，对研究生就像黄世仁对喜儿、周扒皮对长工一样。

我第一次去曹胖子家，见到师弟程鄂正在楼门口等候。我开玩笑说：“师弟，还在程门立雪哪？走，咱们一块进去。”

程鄂赶紧拦住我，跟我悄声说：“你是要进去讨骂啊？你还不知道曹教授就喜欢骂人吗？”

那时，里约定的会面时间也就是不到10分钟了，我就拉着程鄂上楼，程鄂就是不肯。我只好自己上楼。找到曹胖子家的门牌号，按门铃。

曹胖子过了好一会儿才打开门。开门就大喊：“谁让你按门铃的？”

我看到曹胖子哈穿着睡衣，睡眼朦胧地，我就是说：“我们不是越好了这个时间见面吗？”

曹胖子大喊：“到时间了吗？不是还有几分钟吗？”

我就告诉曹胖子：“我们不可以在办公室见面吗？”

曹胖子哐当一声就将门摔上了。

过了一会儿，程鄂上楼了。程鄂知道我被骂了。就偷着笑，笑我不听劝。

再过一会儿，我看时间到了，又准备去按门铃，又被程鄂拦住了。他告诉我，正站在门口等。

哇，这时我才明白了。当曹胖子的研究生，必须得先练“曹门立雪”这一关。

从那往后，我他妈的就不见这个曹胖子了。

到了97年元旦，我因为元旦游行被北京公安逮捕。曹胖子托人给我捎信，让我去他家见他。我又是提前去他家了，按门铃，这回他没敢骂我。他敢再骂我，我保证也骂他。

他请我进去，他吸烟，还请我吸烟。我们没要。我就知道，他以为他的一支香烟就足以收买我。

随后，曹胖子就跟我开始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等等一大套中共党委书记才能讲的话。

他以切身体会，给我忆苦思甜。最后他举例说明社会主义如何比资本主义好。

他说北欧国家是社会主义，他去挪威、瑞典、奥地利访问，发现那里就消灭了三大差别。

曹胖子说他访问了一个教授，是瘸子。瘸子教授上大学的志愿书立志当一个农民，后来因为车祸丢了半条腿，才不得不当教授了。这表明那里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曹胖子接着说，瘸子教授带领中国教授去参观了一个农民家庭，中国教授们发现那个农民的别墅比我们的省长部长的住宅都豪华。这表明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消灭了城乡差别。

“教授，曹教授”，我打断曹教授，“您这说的是挪威瑞典消灭了城乡差别，不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

曹胖子说：“这你就不懂了，挪威、瑞典都是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好，就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会更好。”

我说：“你充其量证明了挪威、瑞典要远远好过中国，并没有证明挪威、瑞典好过美国的资本主义啊。再说了，挪威、瑞典的社会主义，是属于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修正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坏的阶级敌人。”

曹胖子是准备给我上党课，结果是让我给他上了一堂党课。

最后，他就开始威胁我是否还想正常毕业。

我跟他说，你随便，我还正想另投高师呢。

我们系里的女教授秦旦华、李淑娴、还有黄教授等人，听说曹胖子给我上党课的事，找到曹胖子给他一顿狗血喷头地大骂，当众揭露他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打小报告的一系列丑恶行为。

从那以后，曹胖子根本就不找我谈话了。有几次，在校园里碰到我，让我去他家聊聊，我都告诉他去办公室谈。

就曹胖子这人，他也只能靠着给中共军方和特务机关拉皮条搞合作，才能保住他在高校的教授地位。

在北大物理系，但凡是那些曾经参与过两弹一星研究的，或是同特务机构或军方有合作项目的教授，都是这种恶霸土匪作风，将学生看成是他们的马仔、副官、下线特务，可以任由他们辱骂。曹胖子碰到我，大概是第一个不怕他威胁恐吓的，让他踢到铁板上了。

北大的那些没参加过军队或谍战项目的教授，都很友善、文明。



其实作为一个老百姓，能够有一份比较好的饭吃就好。其实我考大学是首选是军校。当时广州水面舰艇学院来我们新登中学招生，我也去报名了。后来他们没有要我，给出的理由是我的个子不够高。我有一个同学被招去了。因为军校不用出钱，我还很羡慕的。虽然可能说我个子不够高，我想其他一个原因他们没有提，因为我家是地主，充分不好。听我父辈讲，我的爷爷是被枪决的。我父亲在文革是被抓到台上被批斗的。

我不想提这个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我不想用仇恨的原因做事情。所以我很少会提这样的事。我在初中高中填社会成份这一栏每次都说很痛苦而犹豫不决的。我不想提童年少年不愉快的往事。


王有才为中国的信电部（四机部、总参三部）的下属企业所做的事情，在中国都属于正常的工作，不能算作是间谍，也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王有才到了美国后，这些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就是属于间谍了。

比如，周光召、王淦昌、何祚庥、钱学森、钱三强、胡宁等等知名教授曾参加两弹一星的工作，这都是属于中国军方的尖端机密，如他们在中国，他们会被中国政府授予英雄称号，甚至是官拜副国级，没人会将他们称作是间谍。但是，如果他们来到美国，并申请加入美国国籍，那么，他们在中国所参与的“两弹一星”研究工作就都属于间谍行为了，美国会调查他们曾经帮助中国盗取了哪些美国核技术及尖端机密，又是有哪些人帮助他们盗取了这些尖端机密。

在比如，我在601所工作时，所进行的中国战斗机设计工作，也就是照葫芦画瓢，照抄照搬苏联的米格19、黄植诚和李大维从台湾开回去的F-5A及U-6A战斗机。我们研究所的设计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就是间谍工作，特别是那些结构设计的人员所画出的飞机部件图纸，基本上就是盗窃、剽窃外国战斗机。我从事的是强度计算，是帮助验证强度，属于窃书，不算偷。

黄植诚和李大维表面上是因为个人原因（诸如同上级不合）才架机叛逃大陆，实际上是中共间谍蓄谋已久的盗窃美国战斗机的间谍行为。

我和王有才都应该承认，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中国的情报部门从事了盗取美国尖端技术的间谍工作。

我同王有才的差别是：我在1984年就彻底终止了这种间谍工作。而王有才则是从1987年走上这种间谍生涯，而且至今都不承认或者不认识到他所从事的是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还在这条危险的间谍道路上继续滑向深渊！

刘刚整理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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