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2019年6月29日写的一系列推文，现整理成文。
我在中国的秦城监狱、沈阳大北监狱、凌源第二监狱里多次组织政治犯集体罢工、绝食、抗击暴政。这里只是讲述我在1991年11月15日在凌源第二监狱里组织的政治犯集体罢工、绝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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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于1989年6月19日在保定被捕，随后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直到1991年2月开庭审判，在长达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里，一直不允许家属探视，也一直不能收到任何人的来信。期间，我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关押，因为我经常在监狱里发动其他政治犯集体绝食抗议，我经常被戴镣戴铐，另几位经常被戴镣戴铐的是郭海峰、马少方、刘兴洲等。
1991年1月30日，我被带到位于被京正义路的中级法院，同我父亲见面大约有一个小时。
下面是我讲述我在保定被捕时的故事
审讯笔录（1）：保定府落难（有图有录像）
我同我父亲在法庭相见，没有见到我母亲，我当时就认定我母亲一定是过世了，否则，我母亲一定会来看望我。
可我父亲告诉我说我母亲只是身体欠佳。
随后的开庭出庭时，我用一条黑袜子做成黑纱，带着黑纱出庭。
开庭后，监狱的看守所所长小孔问我，是谁告诉我母亲过世了？
我立即反问他，你们为何对我封锁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要求去为我母亲奔丧。当然是没人理会我的要求。
直到1995年我刑满释放回家后，我的家人才告诉我，就在我被捕后不久，我的母亲就从吉林老家赶到北京，要求探视我。我母亲在北京住下，就是反复不断地要求到监狱同我相见，但一直不被准许。
我母亲最后终于身体不支，于1989年12月过世。
我父亲后来对我说，我欠我的母亲一条人命。
1991年4月，我被转到辽宁省凌源第二劳改队。起初是同24名六四政治犯关押在一起，包括肖斌、唐元隽、冷万宝等人。张铁生、金德纯当时也在那里，但同我们不是同一监舍，见过他们几次。金德纯给我们介绍改造经验的。
当年4月，我发动11名政治犯集体罢考，结果被戴镣戴铐后被关押严管队。另有张铭、孔险峰、冷万宝等11人也分别被关进严管队或小号。11名政治犯集体罢考，被关严管队，这在中国的监狱中是很少发生的，凌源监狱的小号都容不下我们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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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过了一个月，我被解除脚镣手铐，是我的家人来接见。当时我是见到了我姐姐，但我出狱后才知道，当时来看望我的有我家亲友十几人，但他们只是允许我姐姐见我，并严格限定我姐姐不得告诉我还有其他人来看望我。
这次接见，对我的最大益处是我被提前摘掉了脚镣手铐。
再后来，就不让我接见了。我家人几乎每个月都去监狱探视我，但从来就不允许相见。直到1991年11月初，中国发布了一个《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监狱迫于国际压力，就允许我见了我的弟弟。
在接见时，我用各种方式告诉我弟弟：我要在11月15日发动政治犯集体绝食。
我先跟我弟弟说：现在监狱里很冷，因为没有给暖气，监狱里到11月15日才给暖气。你一定要记住11月15日，你在那一天一定要再来监狱探视我。
当时，有几个警察在监视我们，包括刘林、刁烈两位中队长。刘林平时对我还不错。
我拿出我带的半包烟，让我弟弟拿着，出去给我照着这包烟的样子给我买一条烟。我早已经在烟里塞进我预先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希望我弟弟能将烟带出去后找到我的绝食宣言。可我弟弟坚持不要我的烟，气得我简直要发疯。
我就让他出去给我买一箱方便面和午餐肉罐头之类。我还对他高声说：
“你一定要快，要快，就是FAST，快，你懂不懂？不懂的话，就去查查字典。我们接见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快。”
我弟弟听我这样说，站起来拔腿就跑，去买方便面了。中队长刁烈也跟着跑出去了。
那几个监视 我的警察也都跑到走廊上，既能监视我，也能监视我弟弟。
在会见室里，我坐在一个双人沙发上，我面前有一个茶几。我就拿起燃烧过的火柴杆在茶几上随便写几个字，主要是写“FAST，快”。那些警察也都会一点英文，他们知道英文的FAST是快的意思，但他们都不知道FAST还有绝食的意思。
我弟弟很快就给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和一些其它食品。其实，我弟弟之前已经给我带来了许多食品。他也明白了我让他去买方便面必定是另有它意。
我就再次告诉我弟弟：“你往后一定要记住，要快，要FAST，不要拖泥带水。”我反复地讲“FAST”， 就是想看看我弟弟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弟弟将那个方便纸盒箱子推到我面前，我赫然发现在箱子的下方写下了“绝”字，在另一个地方又写了一个“食品”。 我这才放心了，我弟弟确实领会了我的意思。
1991年11月15日，我在凌晨5点起床。立即对同监舍的人高喊，我现在发动集体绝食抗议，愿意跟我一道绝食的，立即报名，我随后挨个点名，让其表态是否一道绝食。我又让李杰去将另外监舍的孔险峰等人叫过来一道绝食。共有13人愿意同我一道绝食，这包括：
刘刚
张铭
孔险峰
冷万宝
李杰
唐元隽
李维
李静鹅
安福兴（已过世）
梁立维
司伟
迟寿柱
李德军
另外的一位是肖斌，但肖斌是犹犹豫豫，一会儿参加绝食，一会儿又不参加。
我还问肖斌是否愿意参加绝食。肖斌跟我说：“我家里有八十老母啊”。说得跟假李逵真李鬼似的。
监狱派了六位刑事犯住在我们监舍来监视我们政治犯，这包括：
白恩才（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系强奸犯）
吕红军（值宿组长）
孙权（强奸犯）
刘国军
王某某等人
另外有几位刑事犯住在隔壁的矫正队监舍，包括：
庞宪文（沈阳大流氓，杀人犯）
王伟（抚顺盗窃犯）
等等
这些人是从上千名刑事犯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打手，他们象特务一样地记录我们的一言一行，并随时可以对我们施以暴力。
有个曾经用来监视我们政治犯的名叫张吾禾，在我被转到凌源之前，张吾禾经常是让其他政治犯在前面看电视，不准回头。有一次，肖斌回头，竟然看见张吾禾在他的床上对赵军路进行流氓鸡奸！
这件事被反应到大队长，大队长只是将张吾禾调出教导大队，不准其他人向外传播此事。
我一号召绝食，白恩才带领几名刑事犯立即上来对外进行控制。我喊李杰等人帮我制服那几个刑事犯。那些刑事犯对我通常是比较惧怕，不敢对我太粗暴。
那些刑事犯大概是事先得到过严格指令，对我不能随意打骂。他们立即派人跑到狱政科值班室去请示指示。我乘机发动李杰等人将几个刑事犯赶出监舍。
大概十分钟后，刑警队的陈林带着几个警察和严管队的杨军等刑事犯来到我们监舍。下面的照片中有陈林。陈林是转业兵来到监狱里以工代干的临时工，这种临时工是打人最为凶狠，他们就是靠着暴打犯人打得人见人怕的程度才能转成正式警察。
这是纽约时报记者去凌源第二监狱采访后发出的报道。其中的照片中就有陈林。陪在我身边的事直属队中队长徐贵民。
在凌源第二劳改队最让犯人恐惧打人凶手第一是陈林，第二是刘事儿，第三是李杨，陈林和刘事儿都是以工代干的临时工，而李扬则是已经从以工代干转为狱政科正式警察了，而且后来被提升为狱政科副科长。监狱里的犯人都怕这几个恶魔。
陈林来到我们监舍，立即对我吼叫。我告诉他，我可不是吓大的，我连北京的秦城监狱都趟过来了，还能被你个穷山恶谷的临时工面前掉链子么？
陈林见无法吓倒我，立即指挥十几个刑事犯上来将我抓胳膊抓腿按到在地，随后硬是将我从二楼抬到一楼的教导大队办公室。
进入办公室后，陈军让几个刑事犯把守门口，陈军瞪着狼一样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我当然也不客气地怒视他。
“你把风纪扣系好！”陈军没事找事地对我吼叫。
我当时是只是扣上了棉衣的三四个纽扣。见他以此来跟我耍横，我唰地一下将棉衣一扯，所有的棉衣扣都给扯开了，完全敞开怀。
“你，你，你敢违犯监规监纪律？你给我站好，立正站直了。”他又对我发号施令。
我一转身就做到了那间办公室的一个唯一的沙发上，随后对他说：“你个临时工，给我立正站好！”
陈林这时发现他实在不是我的对手，立即对我笑脸相迎，对我笑着说：“好，好，好，你先在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说着他就转身向外走。我立即绕过他冲出办公室，飞奔上二楼，几个刑事犯随后追我。我跑回监舍后，大声对孔险峰等人喊：把门关上。并让李杰和孔险峰守住门口，不准任何人进来。
我命令那几个还呆在室内的刑事犯们滚出我们监舍，否则，我会让他们尝尝我们的拳脚。那几个家伙都乖乖地出去了。
我跟监舍内的政治犯们说：如果有刑事犯胆敢闯入我们监舍，我们将用暴力反击。
随后，我提出几项我们的绝食抗争诉求：
我们要求落实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刚刚颁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对监狱犯人管理的相关条款，这包括：
1. 严禁对政治犯刑讯逼供。
2. 惩办曾经对我们政治犯刑讯的干警，包括教导大队大队长杨国平，中队长刁烈，狱政科李扬，临时工陈军和刘事儿。
3. 根据政治犯同刑事犯隔离的原则，我们拒绝用刑事犯来管理我们政治犯。将所有的刑事犯从政治犯监舍中撤走。
4. 惩办那些对政治犯施暴、强奸的刑事犯。
5. 我们拒绝强制劳动。
6. 我们拒绝各种形式的洗脑，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反思、洗脑学习、考试。
7. 要求同司法部、国务院新闻办相关机构对话谈判。
我将这些条款写在一页纸上，交给门外的教导大队中队长刘林，让他往上传。
我们这样在监舍内坚持，期间，不断有一些警察进入我们监舍对我们进行恐吓。
先是刘事儿来了。这家伙一斤来就吼叫：“是谁在带头闹事？谁？站出来！”
我立即走到他跟前，恶狠狠地跟盯着他说：“我听说你的外号叫刘事儿，人人都知道你是事儿逼。你今天是要来跟我找事儿？你不是叫嚣说要电废了我们吗？来啊，你亮出你的电棍来，今天你不电废了我，就就不是你爹揍的。”
刘事儿的口头语就是“我电废了他”，就是用电警棍将人电残电废了。
我一边说，一边步步紧逼刘事儿。刘事立即转身向外逃。我朝着他身背后狠狠地唾了一口，“呸，你看我如扒了你的警服。”
刘事儿头也没回地逃窜了。
刘事儿和陈军原本是每天都要在早上和晚上带人巡视各个监舍，随机地在监舍中挑出几个犯人来当众施暴，包括扇耳光和电警棍电疗。
但从那一天后，这俩家伙就再也不曾靠近过我，每见到我，里老远就躲了。他们尤其是不敢让我见到他们再去殴打其他犯人。
中午的时候，大队长杨国平带着几个警察进来了，几个刑事犯挑来两桶热腾腾的肉包子。在凌源监狱，通常是一个礼拜才能吃上一次肉包子，一个人只能有两个肉包子。
杨国平手指肉包子对大家说：“今天的肉包子管够，大家敞开肚皮吃，吃饱了为止。”
我对杨国平大声说：“你少拿肉包子来诱惑我们。你是我们要求惩办的打人凶手之一，你没资格跟我们谈判。”
杨国平一个一个地点名，让大家去吃他的肉包子。我让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床头。没人去吃肉包子。
杨国平对大家说：“你们都要明白，你们跟刘刚不一样，他是阴谋颠覆政府罪，是人民政府的敌人。你们其他人不一样，你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杨国平是在分化瓦解我们，象个幼儿一样地挑拨离间。
我立即手指杨国平说：“杨国平，你听着，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是如何颠覆你这个人民政府的。”
在中国的监狱里，罪犯改造行为规定严格规定罪犯见到警察要在三米之外立正，要跟警察叫“人民政府”，每个警察都是一个“政府”。
杨国平曾经是八一体工大队的，是打篮球的，身高一米九几。跟监狱中的其他警察相比，杨国平算是见过世面，文化水平稍高，能说会道，有一大堆的歪理邪说。
我继续对杨国平说：“杨国平，你就是个四肢发达，大脑缺水的半瓶子醋，就不要在我们面前卖弄你那点坏水了。你号称是人民警察，可却是象法西斯一样地残暴，你对政治犯滥用暴力的行为，必有恶报，法律不能制裁你，你也会遭雷劈天谴。”
杨国平狡辩说：“刘刚在信口胡说，我从来就不曾对犯人施暴。”
杨国平补充说：“你说出我在何时何地曾经对你施暴？”
我立即指控他：“是你，曾经用8千伏的电警棍电击李杰、李静鹅、张铭，你电他们的生殖器。”
我还让李杰、李静鹅、张铭站出来讲讲杨国平是如何对他们施暴的。
杨国平：“警察对犯人使用电警棍，是合法的，不属于暴力，就如同丈夫对妻子不存在强奸。如果是不合法，政府为什么会发给我们电警棍呢？”
我马上指着他说：“还发给你枪呢。你敢不敢拿出你的枪来对我们就地正法？你是不是每天拿着电警棍去强奸你老婆？”
杨国平立即没电，哑口无言。
杨国平思考了一会儿后，又对我发难：“你造谣说我们对你们洗脑，你说说我怎么对你洗脑了？我什么时候打开过你的头颅？没打开头颅，我怎么能给你洗脑？”
我：“你每天都命令我们不许使用‘我们’、‘你们’这类字眼，说这是对抗改造，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你不准我们相互使用‘老张’、‘小李’这类称呼，强迫我们之间必须的自称罪犯刘刚，或罪犯李杰。按照你的要求，我们今天不准说我们，明天不能说你们，后天不能喊老张，用不了一年，新华字典里的所有汉字都被你强制禁止使用了。你这是强制我们变成哑巴，变成不能思考的猪，这比洗脑要残暴千百倍。”
杨国平说：“是，那是我说过的。我那是真心地帮助你改造，当你们到了不会使用所有的汉字的时候，你一定是真正的改造好了。”
这个时候，张铭将自己的被子撕开，扯下一大团棉花，大声对大家说：“我建议大家都用棉花塞上耳朵，别听他胡说八道。”
张铭说完，就走到每个人面前，送上一团棉花。张铭同我一样，也是被通缉的21位高自联成员之一。
杨国平随后又胡诌了一通，我都是厉声训斥他。
杨国平见恐吓不灵，就开始来软的。他说：“你们当中的有些人身体有病，这样绝食会损害身体。你们谁还需要看医生，我马上安排你们去医院作身体检查。”随后，他就挨个地点名问有谁要看医生。当点名道李静鹅时，李静鹅怯怯地站起来说他要看医生。
我立即厉声对李静鹅说：“你忘记了上一次罢考后，杨国平是如何用8千伏电警棍电疗你的吗？你准备让杨国平再次用电警棍给你电疗治病吗？”
李静鹅没敢抬头看我，只是嘟嘟囔囔地说：“我肝疼，早就想看病。”说完，就走出牢房。
我高声对李静鹅说：“你最后一定会知道，共产党最恨叛徒，他们会对你电得最狠。”
后来，李静鹅果真被电警棍电疗，而且他参与绝食的政治犯们，都没有遭受电警棍电疗。
杨国平终于找到了一个台阶，跟着李静鹅走出了牢房。
随后不久，狱政科副科长王银山带了二、三十警察来到我们的牢房。我告诉他们，只需一个代表进来。王银山进到我们监舍，满脸堆笑地问我：你有什么条件？
我立即告诉他：“你是对我们施暴的警察，你是我们正在控告的罪犯之一，你没资格跟我们对话。你不够级。请你让司法部派代表来同我么谈判。”
王银山应该是在外面听到我是如何教训杨国平的，他知道我也会教训他。王银山在监舍里对我们每个参加绝食的人都瞪视一遍，看看没找到什么突破口，也就转身出去了。
这时，我不断地给参与绝食的政治犯们鼓劲，同大家讲解我所提出的我们绝食抗争所提出的条件。
我打开电视机，找到一个电视台正在播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电视剧，哈姆雷特正在说：“是生，还是死？”。
我随即说：“是生，还是死？我们的选择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大家就一道跟着我呼喊：不自由，毋宁死！
在晚上新闻联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了美国国务卿贝克来华访问。这是8964天安门大屠杀后，美国首位高官来访中国。
我之所以选择在11月15日进行政治犯集体绝食和罢工，就是事先已经知道贝克在今天要来访中国，这将是我们中国政治犯呼吁国际关注的极好时机。我同我弟弟在此前的接见，就是让我弟弟将我准备在11月15日进行集体绝食的绝食宣言给带出去，我弟弟没拿到我藏在香烟里的绝食宣言，但还是明白了我要在11月15日绝食的计划。
正在我们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我让报上姓名，先是几个刑事犯报了名，我没让进。后来是报了肖斌的名，我才打开门。之间肖斌挑了两个铁桶，一通热腾腾的大包子，另一桶是香喷喷的猪肉炒蒜苔，那可是我们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美食。肖斌将两桶美食放进我们的牢房，中队长刘林也跟着进来了。刘林平时对我很友好，有一次甚至将熊焱等人给我寄来的信给我了，后来因此被杨国平严厉批评。
刘林悄悄地对我竖起大拇指。小声跟我说，外面都知道了。我相信，是我弟弟将我绝食的计划早就通过外国记者传遍世界了。
刘林跟我小声说：现在都说你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还通美帝。你是怎么把消息传出去的？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是如何从监狱向外传递消息的。
我回头看到肖斌已经找个小板凳在我们牢房里坐下了。我就问肖斌：“肖斌，你是参加我们的集体绝食呢，还是来给他们当卧底当探子的？”
肖斌说：“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们都有什么要求。”
我找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上：
绝食、罢工宣誓书
不自由，毋宁死
然后对肖斌说：“你如果参加我们的绝食和罢工，就在这宣誓书上签字。否则，请你立即出去。”
肖斌犹豫着，眼睛直直地盯着中队长刘林。刘林就冲肖斌摆摆手，让他出去。肖斌就悻悻地走出了牢房。我估计肖斌是被警察派来当探子的，就是要监听我们都在做什么和说什么。
我们就这样占领着这个牢房。大概是到后半夜。
监狱长张爱笃带了一大群警察来，先是由几个警察抬进来一张长桌子，又在桌子上铺了一个红毯子，搬进来几张椅子，在我们的牢房前布置了一个临时主席台。张爱笃坐到了主席台正中央，掏出了一页稿纸就开始宣读，好像是宣读中央文件一样。
张爱笃首先宣布：刘刚是犯反革命阴谋颠覆政府罪，在监狱里对抗改造，煽动集体绝食、罢工，以暴力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再次犯下阴谋颠覆政府罪，我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对刘刚进行严管审查，递交人民检察院进行刑事起诉。
立即有四、五个警察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两臂，试图将我扭送出去。
我跟他们说：我自己会走。
在我向门外走的时候，我高喊着：不自由，毋宁死。你们是侵犯人权的罪犯，你们没资格对我进行起诉。
此后，就将我关押在严管队有半年之久。
将我被关进严管队后，其他的跟我一道绝食、罢工的政治犯们，大多也都被关进小号。
但在我们绝食的同时，西方媒体已经在同步报道我在凌源第二监狱发动政治犯集体绝食抗争，凌源第二监狱并没有对我们的这次绝食使用暴力镇压，没有对参与绝食的人使用酷刑，只是对李静鹅使用了电警棍电疗。
经过我们的这次集体绝食、罢工抗争后，虽然中国政府没有答应我们的全部条件，但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提出的条件。至少是实现了下述条件：
1. 将原本派来监视政治犯的那些刑事犯全部调离，政治犯同其它刑事犯隔离。
2. 不再强迫政治犯进行各种所谓的劳动改造。
3. 不再对政治犯使用刑讯逼供，凌源第二监狱的政治犯很少再遭受警察的打骂、电警棍电疗等等。家属接见也基本上能够按照监狱的规定进行。
4. 不再对政治犯进行各种洗脑，包括不再用背诵监规来折磨政治犯
5. 政治犯由原来的26人一个牢房改为两个人一间牢房。
6. 政治犯每天不再被强制地、体罚性的反省，原来的政治学习时间都改为自由学习时间。
7. 政治犯的生活、学习、健身条件都大大地改善。
就上述监狱生活环境来说，这是中国政治犯可能有的最佳条件了。这是我们通过绝食、罢工而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都有政治犯，各国的政治犯也发生过绝食和罢工。但是，政治犯在监狱里进行集体绝食、罢工并彻底改善政治犯的生活环境，我所发起的这几次绝食抗争却是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就是绝无仅有的成功个例。
另外，但凡是关过我的中国监狱，都会有政治犯集体绝食、罢工、抗击暴政的事件。
1991年4月初，中国警方将刘刚、张铭、孔险峰、梁立维、李维、冷万宝、唐元隽、李静鹅、安福兴、斯伟等人转到沈阳大北监狱关押，还有几人后来被转到其它监狱，我记不得名字了。此前，我只是同张铭见过面。我们刚刚被关进大北监狱，我就发动这十多位政治犯同我一道进行集体绝食。因为沈阳大北监狱在市区，监狱中的人很快就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在沈阳市内传播，以至于两天后就将我们转往凌源第二监狱。
还有谁能给出共产党监狱中政治犯进行集体绝食、罢工的例子吗？
有很多人认为我讲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过是我刘刚恰巧赶上了，我只是参加者之一，认为没有刘刚，这些重大事件依旧会发生。但是，就下面的几件事来讲，可以说没有刘刚，这些事件就根本不会发生：
1. 秦城监狱的几次超过10位政治犯的集体绝食。
2. 沈阳大北监狱的10多位政治犯的集体绝食。
3. 1991年4月29日，凌源第二劳改队11名政治犯的集体罢考反洗脑事件。
4. 1991年11月15日，凌源第二劳改队14名政治犯的集体罢工、绝食并最终实现政治犯不再被强迫劳动及全面改善政治犯生活环境的抗争斗争。
5. 1989年4月23日在刘刚住处成立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6. 1989年5月18日刘刚在天安门广场发起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农民自治联合会”。
7. 2005年刘刚在美国发起成立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
8. 2006年刘刚在美国发起“中国天鹅绒行动委员会”及“中国天鹅绒革命”。
9. 2011年初刘刚通过网络发起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10. 刘刚揭穿李进进伪造坐秦城监狱的虚假经历，并据此揭露李进进就是中国派遣到美国潜伏的中国间谍，以及揭露一系列类似于王书君一样的中国间谍。
好了，我就不更多地列出我所做的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重大事件了。
就仅仅是上述事件来说，如果没有刘刚，上述事件，特别是那些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就根本不会出现。如果没有了这些组织，中国的8964运动的规模就会大大地缩水。
再看所谓的海外民运，他们除了诈捐骗钱、开会嫖娼找同志、给共谍当保护伞当羊头，将所有的海外民运领袖和组织在过去30多年里所做的事情都加起来，有谁能列出哪怕一件可以同我上述事件相媲美的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事件么？
那么，这些所谓的海外民运，究竟都做了什么？
他们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
是谁在维系这一群仅仅是中国特务窝点联络站的所谓民运组织的长期存在?
这不都是一目了然嘛！
那些民运领袖们无一不是骗捐骗钱开会吃饭。刘刚却是从来不曾骗捐过一分钱，更是不曾满世界地去请客吃饭开会。
刘刚干出当上述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事件，海外这帮民运领袖们在过去30年里都不曾干成过一件。
最后，我们不妨作一个设想，假设中国有十位象刘刚这样的民主斗士，每个人都做出过上述的类似的10件抗暴斗争，中国的民主运动会是象今天这样停滞不前，乃至让人人都说海外民运30年一事无成么？
这一群民运领袖们还好意思每天都在骂：
刘刚是精神病！
刘刚是疯子！
李洪宽更是每天都骂刘刚，一会儿说刘刚是五毛的头子，一会儿又说刘刚是被那群五毛们利用，是专门来诽谤中国民运的。
是，他们如果不讲刘刚打成精神病，他们就没脸再自称是民运领袖！更没脸扛着89或64的牌子讨钱骗捐！
1994年，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曾建徽率领一群国务院官员和记者来到凌源第二劳改队去看望刘刚。当他们来到我的监号时，我只允许曾建徽一人进入我的牢房，其他不够级的人一律在门外侍候。
这是我在监狱里打桥牌时被偷拍偷录的镜头。
1993年后，我在凌源第二监狱的监舍，简直就成立监狱长办公室，只有几位让我能够信得过的监狱警察可以来到我的住处同我见面，其中有狱政科干事祁国兴、王舜学、王金、徐贵民、刘林、庞干事，还有伙房大队的大队长。其他警察包括监狱长张爱笃、狱政科长杨宝玺、副科长王银山和李扬等人，绝对不允许靠近我的房门。
祁国兴是每天带领几个人陪我打桥牌、吃饭。另外几个干事是陪我打台球、健身。
祁国兴被我赞赏几次，在三年时间里被从干事，提拔成副科长、科长、监狱长，三级跳一样地一年高升一级。
凌源第二监狱每天三顿饭，午饭、中饭都是给我送四菜一汤，还要围着给我录像，如果再配备一个张玉凤，那简直就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的生活了。
可我对着摄像头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每天都给我供在中南海紫光阁里当成西哈努克那样地供起来，我也要指控你们侵犯我的人权。
刘刚
2022年4月9日
ReplyDelete李进进被谋杀后，各路人马纷纷出动，
1）昨天陈小平说张晓宁保释，今天陈军立即跟进。实际今天庭审根本不涉保释。
2）多个大V出来指张晓宁精神病。
3）冯胜平发明了一个“多巴胺”两个星期有效导致精神病发作的理论。
一般人不被带到沟里，真是万幸，感谢祖上积德了，可以识破谎言。
如果陈小平不是特务，没有背后势力运作，一般退休老头，很难进入美国之音端起铁饭碗。
刘刚大师是否真的指控陈小平三十多年前就是特务？不过，刘刚你的话现在也收到了质疑。你有没有过硬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