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丹在5月13日发动集体绝食导致运动失控
1989年的大屠杀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曾经计划在1989年5月30日将广场上的学生全部撤回到各个大学校园。
1989年5月13日开始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体绝食后，我发起成立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已经无法控制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广场上的人员复杂，特别是遭受中共军警特宪人员的大量渗透，广场上的示威学生难以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抗议，我就认定这场绝食将会失控，并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于是，我千方百计地筹划将广场上的学生撤回到各个校园。
在绝食最初的几天，我曾联络了一些对广场上的绝食学生有影响力的方励之、陈明远等人设法劝服学生结束绝食。不果。
5月17日，我联络了陈子明，说服陈子明能组织一些人同我一道组织学生从广场上撤回到各个大学校园。于是，我们一道发起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下面的链接是我对该“联席会议”的回忆。
我的1989： 回忆“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2. “联席会议”在5月30日制订周密方案撤出广场
经过了10多天的说服工作，我终于说服了大多数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同意撤出广场的建议。于是，在1989年5月30日，我在有上百人参加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上宣布了我们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计划：
【1】 5月30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游行撤出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
【2】大会有联络部长刘苏里主持。
【3】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召集人王丹宣读《局势和声明》，肯定民主运动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下面将转入更高阶段的民主运动。
【4】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发言人吾尔开希讲话宣讲战略转移的重要性。
【5】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宣读大游行的路线和终点方案。
【6】在大游行开始后，天安门广场纠察总指挥张伦组织纠察队人员将广场上的广播站和帐篷搬迁到北京大学。
在我宣布这个撤退计划时，甘阳已经准备好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局势和声明》（简称十点声明），在会议上先宣读了一下。
我宣布这个撤出天安门广场计划后，有些人还是不太情愿撤出广场。有人问我：“一旦我们撤出广场，军队进城镇压该怎么办？”
我当即宣布：“军队进城镇压后，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有组织的抗议。”
另有人问：“等到那时就没法进行组织了。”
我宣布：“如果担心那时没人发出统一的号召，我们回到各个学校后，就立即宣布今后的自动集会时间和地点。比如，我们宣布在军队进城并代表学生领袖后，我们各个学校的学生将在每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6点自动的来到天安门周围的各个胡同进行静站示威，但要同军队保持子弹射程之外的距离。”
1991年2月12日，当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我进行宣判时，引用了多项王丹指控我的证词，其中就有王丹的证词说：“刘刚在联席会议上号召军队进城后要继续组织游行示威”。
3. “百万人大游行撤出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
下午，我叫上刘苏里、张伦、甘阳、老木、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一道同我去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游行誓师大会”。按理来说，王军涛也应该一道前往，但王军涛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其他参加联席会议的人也大多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估计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支持我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方案。
到了广场上，我首先找到李录谈话。我知道李录是反对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我主要是告诉李录，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人困马乏，需要修心养性，养足了精神，才会进行更有力量的抗争。一旦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撤到各个大学，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可以在北京大学继续活动。李录等人可以在各个大学里广泛招募成员，等组织发展完善了，可以随时再集会天安门广场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
我跟李录谈了有半个多小时，李录从头到尾是一句话未说。只是在最后同我握手告别。
同李录谈话后，我来到纪念碑基座上，这时，“誓师大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将我准备好的会议发言程序交给刘苏里，嘱咐刘苏里按照这个程序来让人发言。
我又向吾尔开希口头讲述了一下他应该讲的内容，就是要强调任何运动都需要有进有退，收回的拳头是为了更有力地出击。让他强调我们撤回到各个大学，不是撤退，而是为了更有力的反击。
这时，我又临时准备了一份大游行路线，和各个学生将进驻的大学校园 （下面仅仅是凭记忆写出大概内容，与原本的计划会有误差。）：
来自东北的学生进驻清华大学
来自华北的学生进驻北京大学
来自西北的学生进驻人民大学
来自华中的学生进驻师范大学
来自华东的学生进驻政法大学
少数民族学生可进驻中央民族学院
艺术院校的学生可进驻中央美院或电影学院
等等等等。如果来自外地的学生在北京的高校有朋友，可自行选择进驻这些学校。我们将让各个大学腾出礼堂、食堂、教室，供外地学生免费入住，同时保障在各个学校的伙食。
我将我准备的上述发言稿交给柴玲，让柴玲到时按照这份讲稿宣布大游行的路线和各个学生的游行终点。
我当时一直认为，广场上的很多学生之所以滞留广场，主要是外地来京的学生在广场能够免费吃住，而北京的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回到本校住宿。只要给外地学生安排在各个大学的礼堂和教师里居住，大多数人都会撤出天安门广场。
下面的几幅照片上网上广为流传的照片，这都是1989年5月30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大游行撤出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上的照片。可是，网上传播这些照片的人，都很少提及在那天的会议上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的讲话内容。
我在这里就详细揭示一下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三人都讲了什么。
刘苏里主持会议。大胡子为刘苏里。
首先是王丹发言。王丹宣读甘阳起草的“关于我们的局势和声明”（简称“十点声明”）
随后是吾尔开希发言。吾尔开希主要是按照我实行口授的内容，讲述今天大游行后撤退到各个大学校园，是战略转移，为了组织更有力的反击。
随后是柴玲发言。我给柴玲准备了一份关于大游行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路线图，将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安置到北京的各个大学去住宿。但是，柴玲在发言的时候，将那份大游行路线图和学生安置地点的高职握在手里，插在裤兜里，拒不宣读撤退方案。柴玲通过广播喇叭大声宣布说：“撤出广场的计划不是我们学生做出的，”柴玲用手指着刘刚和甘阳等人又大声说：“而是他们，那些不是学生的人想要操控我们！”
柴玲没有宣读各地学生的安置方案，这让外地学生非常愤怒，以为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无处可去，于是，有很多人就要跑上来殴打我们。
我看到广场上的局势几乎失控，而我带去的人也就是甘阳、张伦、刘苏里、老木这五人，我就只好拉着甘阳等人撤到我在纪念碑西北角设置的“参谋部”的帐篷里。
甘阳气得浑身哆嗦。猛然间，甘阳跳起来就向外冲，还高喊着：“我去抽这个婊子养的。”
我和张伦赶紧抱住了甘阳，还跟他说：“咱们好男不同女斗。这次就算是让这个婊子给算计了一回。我们要赶紧再另外想办法，要尽快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在次日，也就是5月31日，我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以“高自联”和“外高联”的名义成立“中国团结青年联合会”，再强行罢免柴玲等人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由于时间仓促，未果。
我看到这场天安门民主运动已经无法避免被镇压的命运，也就于6月1日开始不再去天安门广场了。
最最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都参加了在1989年5月30人举行的“百万人大游行撤出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很多外国记者都有那次大会的全程录音录像，可就是无人去讲述那次会议上柴玲的讲话内容，也无人在回忆录里指出那次柴玲的讲话内容。
王丹、刘苏里、王军涛、张伦等人都对那次会议是选择性的失忆，甚至是故意抹去那次会议上柴玲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造成的巨大灾难。这些人为何要故意抹杀历史、刻意掩盖真相啊？
我上面讲述的是有图有真相，有很多人都应该对这些事件记忆犹新，可就是没人讲述这些历史真相。王丹还多次为柴玲辩护，说柴玲是被李录给带歪了。如果柴玲那一次不搞这样的突然袭击，我们完全就浩浩荡荡地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撤到各个高校校园了。
不过，话说回来，也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柴玲这个丫头片子会搞这么一出。她事先可是说好了同意撤出广场，也同意宣读我准备的撤离方案的。我是料到了李录会这么干，没想到柴玲也会这么干。
4. 柴玲是混入学生队伍的内奸
r e l a x@aristotle2727：柴玲后来居上，显然是有任务的。
这个讲法不对。柴玲从一开始就是有任务的。
我们的联席会议实际上就是为了影响广场指挥部，事为了削弱柴玲和李录控制的广场指挥部。
没有中共情报机构的支持，柴玲和李录根本无法控制广场指挥部。
是先有广场指挥部（应该是5月13日），后有联席会议（5月17日）。
我建议邀请各种组织的有影响力的人参加我们的会议，从而协调各个组织，并试图影响各个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我是费了很大功夫说服柴玲和李录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李录就是不参加。柴玲与会，那不过是了解我们的想法，从来就没有同我们真心合作，甚至从来头部透露她和广场指挥部的具体打算，就是阳奉阴违。
fade22@yerfcdnfjfvev：啊，这……不能理解。如果有任务，或是组织派来的特务，为什么还会进一步恶化组织关系并接与组织硬刚啊。他们渗透了示威群众并有了话语权，就该撤场呀，说他们是特务这些会不会有点逻辑行不通啊。
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当时情况下，赵紫阳一派是希望同学生对话解决问题，希望学生撤出广场，有话好好谈。
而李鹏、陈希同一派是想借助将事态扩大，从而激励邓小平出兵镇压，并以此终止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派推行多年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政策。
邓小平在1987年后基本上只是听政治局各个成员的汇报。有时听左面的，有时听右面的。和平时是听自由化的，乱的时候就听左派大将的（包括邓立群、胡乔木、李鹏、陈希同等人）。
左派大将都知道只有动乱的时候才能让邓小平倾听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
刘晓波也只是在5月31日之后提出重新去广场绝食。
刘立群、闵奇、甘阳、刘苏里等人基本上是赞同我关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建议，并多次帮我讲述撤出广场的重要性。
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机构重新设置，其实是由闵奇提出来的。闵奇的主要建议就是增设参谋部，和联络部，建议刘刚担任参谋部长，刘苏里担任联络部长，这是为我们两人量身制作的机构，就是为了让我能够更顺利地落实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计划。
封从德曾经介绍说广场上每天的花销需要5万人民币，我们根据广场上的剩余资金估计出广场上的集会只能坚持到5月底。于是，我和闵奇等人提出在5月31日之前必须撤出广场.这是我说服大家同意撤出广场的一个主要理由。因为大家都知道，没钱了，还靠什么继续坚持？
也就没法继续反对我了。
杨涛曾提出空校计划。也只是议论一下。这都属于是异想天开。空校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计划，但落实这一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各个高校的学生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都能听命于一个总指挥。但这样的总指挥并不存在，也只有共产党树立的总指挥才能实现这种空想计划。
王有才等人目前总是吹嘘他们当时提出的这类空想计划。这同胡平说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没什么两样。
刘刚
202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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