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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爆发学生运动。自从学生上街之后，我就预估到中共最后必定要进行镇压。
其实，自从“4·27”大游行后，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认为是中共注定要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比如，我同许良英、方励之、陈子明、王军涛等人见面时，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讨论、分析中共会首先逮捕谁，我们经常会在一起预测公安部们可能的通缉令名单，以及这个名单的排名顺序。下面就简单回忆一下我们当时曾经预测的通缉令名单。
89年4月23日，我在我的住处发起成立了高自联。4月26日，我同高自联的常委及几百位各高校代表在政法大学开会，最后决定举行“4·27”大游行。
89年4月28日，也就是“4·27”大游行后的第二天，我所在的“北京高连耐磨材料公司”就莫名其妙地来了一位王姓副总经理。这位副总经理立即派人找到我，要我回到公司开会。这为王副总经理将我们公司的五六位公司主管人员召集到会议室开会，就是我在前几天成立高自联的那间会议室。王副总经理主要是作政治报告，我现在每回想起来王副总经理作报告的情形，就立即会想到电影《深入虎穴》于洋扮演的那位中共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务给敌特作形势报告那样，就是滔滔不绝，顾左右而言他，中心意思就是警告我们不得参与学生运动，每天要按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罗里罗嗦，不厌其烦，就是要占用我们的时间，将我们都困在公司里。
我立即感觉到这位王副总经理是公安部或国安部给我派来的钉子，就是要明目张胆地困住我，要捆住我的手脚，让我无法对高自联进行全面的指导。
王副总经理给大家开过会之后，就专门找我个人谈话，谈话的内容都是老生常谈。很显然，他了解我的所有行动。他就是要拖住我。非但如此，王副总经理还派了我们公司的两个人专门跟踪我，美其名曰是要跟我讨论课题，实际上就是贴身防守！
4月28日下午，王副总经理要我们几个人同他一道去“首钢”（首都钢铁公司）废钢垃圾场去挑选钢材。那是我所参与的研究课题之一。那个垃圾场是远在荒芜人烟的郊外，开车要两个多小时。我料定了王副总经理是要将我送到垃圾场，再将我困在那里，或者就是干脆将我在那里给就地正法了。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位小姐。车还没有出北京城，我提出要上厕所。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就顺势跑掉了，再也没有回到王副总经理的车上。从此也就再也没有见到王副总经理。我也就再也没有回到高连耐磨材料公司上班。
从那时起，我深知公安部或国安部已经有计划开始绑架我。从此，我就是想方设法防止被绑架：每天同示威学生同吃同住。
我那时已经感觉到公安部一定是有一个监控名单。
我以及同我比较熟悉的人都认为我本人是被公安部门排在第一位的监控对象，而且我认为公安人员对我可能会采取绑架或暗杀手段。
我分析排在第二位的应该是方励之。中共那时将方励之视为是敌对势力的精神领袖。而将我视为是学生运动的灵魂人物，是行动派。
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陈子明和王军涛。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资金雄厚，还有智囊团。中共上层当时最担心陈子明以金钱资助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
我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会严打所谓“长胡子”的幕后黑手，刘刚、方励之、陈子明和王军涛，这是三股最最让中共头疼的长胡子的人。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长胡子”的人是指那些已经从学校毕业、年龄在25岁以上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共产党只要是将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捉拿归案，就会对在校学生会网开一面，不会对在校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判刑。所以，我当时倾向于认为中共不会通缉王丹这些北大学生，但我认为会逮捕吾尔开希。吾尔开希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学校里喜欢打架斗殴、不喜欢读书的坏学生，中共警察很容易将吾尔开希这种学生打成“流氓混混”，并逮捕重判。
总而言之，我们大多数人在当时预测的通缉令名单会是这种排序：
1. 刘刚；当时刘刚不被社会各阶层所了解，逮捕刘刚大概不会引起社会反弹。
2. 方励之；方励之当时享誉世界，抓捕方励之会激起国际舆论关注。如果不从国际舆论考量，方励之会排名第一。
3. 陈子明；王军涛；
4. 吾尔开希；逮捕、重判吾尔开希，就是为了对学生杀鸡儆猴。
5. 刘晓波：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敌对势力代表。
记得在六四镇压之前，王丹、马少方、邵江等等学生领袖每每见到我，都要很自豪地跟我说一句：
“我现在也上了内控名单了，排名跟你刘刚很接近了。将来我会陪你一道坐牢了。”
那时，这些比较冒尖的学生领袖都以被列入黑名单而感到自豪。如果是在黑名单上排名跟我接近，那就表明他们的地位已经足够重要了。
后来，通缉令真的出现了。令我们大跌眼镜的首先是刘刚排在第三，而不是众望所归的第一名！
其次让我们震惊的是排名在前两位的居然是学生，而不是长胡子的人！
刘刚
201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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