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连发几个评论美国大选的推文，顿时成为中推的热点人物。
我同王军涛有过很多接触，可以算是生死之交。我过去写过很多关于王军涛的文章。很多人认为我都是在丑化王军涛，其实，我不过是设法写出一个真实的王军涛，提醒那些崇拜王军涛的人不要将王军涛当成一个崇拜偶像。
我不仿再调侃一下王军涛。
我在北大时经常听人说起王军涛，不过就是说他是“四五”英雄，最年轻的团中央委员，等等。张伦是我在北大25楼的校友。张伦那时是王军涛的小兄弟。张伦经常跟我讲起军涛。张伦那伙人那时一说起军涛，就是这样几句：太像毛泽东了，长得象，气魄象，神选之人（这句话是我30年后补充的）。
殊不知，那时毛泽东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天下第一恶魔。听了张伦这番介绍王军涛，我心里就将王军涛当成是一个潜在的毛贼，就是即将诞生的天下第二恶魔了。
张伦几次要给我引见王军涛，都被我以各种理由给推脱掉了。
我那时从心里讨厌这个从未谋面的王军涛。
我感觉张伦那群王军涛的哥们在各个大学校园里宣传王军涛，那就如同吴广夜半三更装成黄鼠狼在嚎叫“陈胜王”一样，不过是给篡改成了“军涛王”。也就象崇拜刘备的那伙人四处吹嘘刘备那样，不过就吹嘘说“两耳垂肩、两手过膝”，刘皇叔血脉里就皇族，将来必定称王。
看三国，我是最讨厌刘备。无能无德无才，居然就靠着“刘皇叔”假冒伪劣头衔就篡位当皇上。
现实经历中，我最恨毛贼。
可这些吹嘘王军涛的人，居然就活脱脱地将王军涛给吹捧成是毛泽东+刘皇叔，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新皇帝的现代皇叔。
我那时心中最大的愿望就要将这些已经当皇帝以及正在做梦当皇帝的大大小小毛贼都送进地狱。
我从内心讨厌王军涛。
1988年，张伦一定要我见一见王军涛，还用电话帮我约了时间。于是，我就如约去北京西城区的《北京经济学周报》报馆去拜见王军涛，看看这个军涛王刘皇叔究竟何德何才被人当成是中国未来大救星。
到了《周报》报馆，找到“副总编王军涛”的办公室，才发现门口有人在排队。我问了一下排在我前面的人，那人叫赵光。
我问赵光：你们排队在干嘛啊？是要拜见哪位神医吗？
赵光说，都在排队等候拜见军涛王啊。
得，就这阵势，我就看出这王副主编还真有当年《新青年》主编或是《湘江评论》的主编的派头。
终于排到我拜见军涛王了。进门后，我看到一个大肚子男人半仰半坐在沙发上，让我震惊的是那个大肚子，那简直比一个环孕八个月的孕妇的肚子还要大。那大肚子，立即让我想起胡传魁和胡汉山，这简直就是个草包胡司令嘛。
我报上姓名，说是张伦介绍的。军涛就立即知道我是北大的名人，是民主沙龙的发起者。
他也没多问，就立即侃侃而谈了，象是伟大领袖在中南海里接见外宾，或是接见一个乡下来的劳模一样，我只是听到他的嗓音洪亮，见到他唾沫星四溅，说个没完没了，都是在作报告。
这次见面，只是加深了我原来的固有印象：还真是毛泽东再世！
我对军涛王还增加了一个印象：太目中无人！
我真是纳闷，张伦这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崇拜一个目中无人的小毛贼啊？
就是论年龄、论学历、论革命经历，我那时丝毫不比王军涛差，他为何就会对一个学友、校友如此不敬啊？他凭什么就将自己当成是领袖啊？这不是太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嘛！
有了这第一次见面，我发誓绝对不会再去那个报馆去面见王军涛。那简直就是大清皇帝召见蛮邦土王去进贡的仪式嘛。
在我见到王军涛之前，我早已经见过陈子明。我同陈子明只是谈了一个小时，我们就心心相印了。
陈子明那时知道我因为在北京、上海等等高校里发动的一系列沙龙和民主活动，使得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俞雷亲自领导一个专案组来专门监视我，甚至软硬兼施地要收买我。
陈子明对我的背景早有了解。
我同陈子明的见面，回想起来，那就如同是曹操同刘皇叔煮酒论英雄一样。
陈子明没有让我多介绍我自己，就对我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下一代接班人，我们要让你们这一代踩在我们的肩上继续攀登，而不能再重复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
陈自明的话令我震惊。我没有问他有多大年龄，我感觉他最多比我大十岁。可他一个三十多岁正当年的年轻人，居然就想到了要当铺路石，让我们20多岁的人踩在他们的肩膀继续前进。
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
我本期待王军涛也会有陈子明的这种胸怀。可是，见到王军涛后，让我大失所望！
刚刚发了几个闲话王军涛的推文，就感觉这是一个十分无聊的话题。本不想再多聊了。可是，见到一群民主党的大小主席副主席外加主席助理都跳出来力挺王军涛，令我感觉还真有兴趣再调侃几段。
记得是在2010年前后，王军涛是一心扑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事务上。我那时经常同王军涛有电话沟通。那时全委会的三王主席、美东委员会主席、美西主席等等为了各自的头衔和党内地位斗到了网上。
其实就是某些党员给自己戴上一个更冠冕堂皇的官位，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封个官。
很多人说宋某某的美东党部主席是自封的，后来又改成了美东地区委员长或主任，再后来就是相互间提出弹劾动议。
我问王军涛：你弄了几个没文化、没工作、没生活能力的老弱病残凑到一起抱团取暖，你们那个组织充其量就是中国的街道办事处下属的小脚侦缉队，还美其名曰什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过就是小孩过家家，自封皇帝再封几妃子皇后而已。
这就是中国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嘛。
我指出王军涛的这个组织并没有政治目标，没有公开合法的生意模式，那么依靠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我就是将林副统帅的“红旗能打多久”这个革命首要问题摆到了王主席的桌面上。
民主党的生意模式是有的，那就是帮助中国偷渡客搞政治庇护，实际上是一种移民诈骗行为。
我多次提醒王军涛对政治庇护生意要小心，搞不好会被FBI或移民局立案调查。可是，除了帮助人们搞造假政治庇护，能有什么办法让那些民主党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呢？
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信念，仅仅是为了诈骗美国身份，或是通过造假政治庇护来获取暴利的诈骗团伙，怎么可能长久生存呢？
我问王军涛为什么要封那么一大堆主席、主席助理、各大洲的党部主席等等吓人的官衔？要给他们发工资吗？
王军涛告诉我说：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他们，但是，这些主席官衔我则是有无穷个，只要有人想当官，我就可以封给他们大官。什么北美主席，就算是太阳系主席、银河系主席、宇宙主席，我都愿意委任他们。
我不信有人会如此争当王军涛凭空捏造的这些高官爵位。可王军涛说，很多人就是乐意当这些官，为了当这种官，他们会斗得头破血流。
看看王军涛民主党全委会中的那些五大洲四大洋的党部主席、主席助理、副主席、秘书长等等，大多数在中国就没当过官，到了美国甚至就不曾挣到过工资，不曾有过正经工作。这群人，只是到了民主党全委会里，才过了一次官瘾，亲身体会一次当大官的滋味。
我在很长时间里就无法理解这些半残疾的老头老太太为何到了美国还会如此官迷心窍。但是，当我想起在中国监狱中经常看到那些被某个农民皇帝封为宰相、军师的反动会道门的骨干成员，我猛然理解了王军涛成立的“民主党全委会”。
那不过就是中国人将反动会道门搬到了美国法拉盛。王军涛不过是将宰相、丞相的官名给换成了主席、主席助理，将皇后娘娘、妃子的官衔换成了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而已。
而王军涛每周二带领一众党员去时代广场搞的示威，那不过就是每周的例行晋朝或皇帝阅兵。
这位同王军涛并肩战斗的主席助理叫邱耿敏。他是中国百名红通成员之一，后被关进美国监狱。
邱耿敏的主席助理职位应该是拿钱换的。
王军涛任命的主席助理是流水一样地换。
甭说是王军涛的助理，就是“美东地委主任宋书元”还有一个“女助理张玉红”哪。
官拜开封府知府的包拯也就是四品高官嘛。美东地委主任的辖区那可是有半个中国大，至少也得是二品吧。
我同王军涛真正的合作是在1989年4月到6月期间。
在那期间的合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开枪之前和开枪之后。
在6月4日之前的合作中我同王军涛之间因为相互了解不够，很多时候都是目标不一致。
而在6月4日之后，我突然发现王军涛在枪林弹雨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可也就是那么短暂的几天。
1989年4月23日，我在我的住处发起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见链接：
在那期间，我经常去见方励之、许良英、陈子明等知识界精英人物，向他们讨教、征求建议。我同子明的沟通还是比较多的。但我们两人在那时的沟通几乎都是用地下党的交流方式，我们都不会讲出那些很容易被判刑定罪的出格的话，这倒不是相互提防对方，而是我们当时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我们也在那种高压下的反抗运动中养成了那种特殊的讲话习惯。如果讲出可以被定罪的话，一旦被捕，就很容易被警察给审讯出来。我们甚至都没有很透彻地讨论我们各自对运动的期待、目标、计划这些关键问题。
我暗示我的期望就是要借助这场运动建立起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组织，能够同专制政权长期抗衡。
我当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不断完善和加强刚刚成立的学生组织，示威游行不过就是给我们成立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提供了空间。我希望不要滥用游行示威，游行示威要从自发的运动变成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收放自如的运动。不要使得游行示威失控。失去控制的示威未必是推进民主的力量。
我在那时最需要陈子明能够动用他的关系网和资源帮助我们去完善学生组织，以及能够将那些自发的游行示威都纳入学生组织的掌控之中。我还表示不希望子明公开地介入这种反抗运动，子明应该保存实力。
子明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建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所里有决定，让王军涛分工负责协调学生运动。
当时的民主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研究所将协调学生运动的重担交给了王军涛。可王军涛那时和陈小平正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考察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研究所里的很多人都批评王军涛不关心国家大事。
直到学生已经汇聚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了，王军涛才回到了北京。大概是在5月12日前后，王军涛约我到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对面的人人大酒家同我见面。
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三次见面。
见面时，又是王军涛侃侃而谈。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不了解运动中的各个有影响的组织和领袖人物。
他根本就不曾打算了解这些。我见王军涛的初衷原本是希望他能够了解广场上的各种力量，以便我们能够整合这些力量，能更有效地组织广场上的学生尽快撤回到各个学校进行整合，以便防止军队的镇压。但是，王军涛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
我没办法同王军涛讲出我的计划和目标。随后我又设法同陈子明见面，向他讲明我的这些想法，我建议陈子明应该尽早发挥影响力，能够召集一些人来更积极地介入学生运动，尽早结束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否则，如此无组织无目的无限期的示威，必定会遭受武力镇压。
那次同陈子明的见面是在陈子明家里，是陈子明的一位司机拉着我去了陈子明家，谈话时就是我们两人。
我被捕后，发现陈子明和王军涛都被捕了，我就向警察反复说明天安门广场的各个组织都是我发起成立的。
我特别提到“民主沙龙”是我发起的，同王丹无关；
“高自联”是我成立的，同吾尔开希无关；
“首都爱国违宪联席会议”也是我发起的，同陈子明及王军涛无关。
预审员说我是“大包大揽”，我就告诉他们我是那天同陈子明见面时提议成立“联席会议”的。
预审员又反复去向陈子明核实。预审员问陈子明：“有人向你提议成立联席会议吗？”
陈子明回答：“没有”。
预审员又问陈子明：“刘刚向你提议过吗？”
陈子明回答：”如果有人提议，那就是刘刚了。“
当法庭审判我时，提出了这些供词作为指控我的证据。我当庭指出这是”点名问供“，属于逼供信，不能作为合法证据。
其实，我那天确实向陈子明提出成立知识界同学生领袖的联系会议，由子明去联络知识界精英，我去联络学生代表。
大概是5月17日，我们在暨门饭店召开了联席会议首次会议。
我带去了王治新、王丹、陈明远等广场上的代表。
陈子明召来了王军涛、刘利群、闵奇、包遵信、谢小庆、陈小平等人。
开会时就听王军涛侃侃而谈，都是一些政治词汇，什么政治博弈的方法等等。
我讲的就是要如何组织学生撤出广场，防止武力镇压。
闵奇被认为是军事专家，讲了一下如何在广场上设置防护栏来组织警察和军队。
刘立群则论述广场上的学生根本无力同军队对抗，只要军队入城，广场上的学生必将成为人肉靶子。
我很赞同刘利群的分析，认为刘立群将能够同我志同道合，能一道说服大家达成撤出广场的共识。可惜的是，刘利群参加了两三次会议后，都是被其他人攻击，他就不再参加了。后来，我就只好先说服闵奇，闵奇后来也是赞同要组织学生撤出广场。
陈明远在会上则是反复质问我们为何要介入学生运动。鉴于陈明远的这种不合作态度，我后来就没再邀请陈明远与会。
在后续的几天里，我又陆续地将作家代表郑义、港支联代表邱延亮、工自联代表刘焕文、外高联代表连胜德、北京市民代表赵光、广场指挥部代表柴玲、邵江，以及各个大学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在5月20日以后，联席会议转到社科院的大楼里召开。但陈子明并不参加这个会议，陈子明转入地下。我们还在广场附近的一个饭店里有一个内部骨干的会议。我们有时也会在那里的房间里过夜。
我在这些会议上都是要论述撤出广场转入各个校园进行整合的重要性。但是，会上有很多人都反对我的建议。
反对我最激烈的是郑义、郑棣、邱延亮等人。
郑棣指责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提出撤出广场？难道你来这里就是喝茶吃饭的？”
郑义则说：“我看天安门广场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要永远坚持下去。”
邱延亮则是代表港支联向广场的学生提供大笔捐款、帐篷、对讲机等等，但前提是坚持广场示威。
在这几天的会上，我逐步说服了一些成员支持我关于撤出广场的建议，其中就有甘阳、闵奇、老木（刘伟国）、刘苏里、包遵信等人。这些人必定都经历过文革大串联，我反复说天安门广场的集会类似于文革大串联，来广场的很多人是为了来北京观光旅游，将广场当成了免费旅馆。
这种集会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长期下去，会发生广场各派别的武斗，那时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更主要的是，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自己主动撤出，或是被军队用武力驱赶。
就这样的简单道理，那时的很多人就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人民军队会镇压人民。
当我发现我们在联席会议上已经形成多数时，我提出具体撤出广场的计划。首先是要改组天安门指挥部。让王丹和吾尔开希进入天安门指挥部成为召集人和总指挥，削弱柴玲和李录等人坚决坚持广场的狂热领袖。可是，在宣布改组时，王军涛没有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方案，而是宣布柴玲、李录等人为正副总指挥。
当王军涛没有宣布王丹、吾尔开希为总指挥时，我立即将王军涛叫出会议室，问他为何去加持柴玲李录的领导权，而不是削弱他们的权力，这些人根本无法听进任何理性的建议，将会使得这场学生运动变得无法控制，后果不可预期。
王军涛则说：他们都是小孩，什么总指挥副总指挥，我们今天能任命他们，明天就能撤换他们。
我告诉王军涛，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流血将不可避免。我提出我们应该必须在5月底之前撤出广场。这时王军涛才说出要坚持到6月20日的人大会议。
我才发现王军涛的目标同我们不一致。
王军涛参与天安门广场所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就是那次宣布的广场指挥部，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原有计划，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立即发现王军涛缺乏政治智慧，缺乏远见，做事优柔寡断和稀泥，难以成大事，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领袖。
王军涛还反复说：南韩的学生运动有很多人自焚。
他说我们中国的学生运动也必须要有更多的人流血才会有进展。
我坚持认为中国不是韩国，自焚不会让政府收敛。
中国也不是印度，绝食不是同独裁者抗争的利器。
我们首先要珍惜生命，要保护学生，避免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我们将广场指挥部增加了几个部门：
参谋部部长：刘刚
宣传部部长：老木
联络部部长：刘苏里
纠察总队队长：张伦
这几个人都是比较实干、而且有能力的。再加上甘阳、包遵信、闵奇，我们就继续实施我们在5月30日撤出广场的方案。
我提出撤出广场的方案是：
1. 在5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游行誓师大会，刘苏里主持大会。
2. 由王丹宣读甘阳等人起草的《十点声明》
3. 我给吾尔开希准备了讲话要点，吾尔开希讲话中强调天安门示威取得阶段性胜利，下一步的运动重点转入校园，形成遍地开花，撤出广场是战略转移。
4. 由柴玲宣布大游行路线。我给柴玲准备好了讲稿，其中主要是宣布大游行的起点是天安门广场，终点是各个高校。北京高校学生回到本校，外地高校学生分别按照地区进入北大、清华等等高校，比如东北地区的学生进入清华，华北地区的学生进驻北大，等等等等，外地学生进驻各高校后可暂时住在各个教室、礼堂。
5. 宣布大游行开始。
6. 由张伦带领广场纠察队成员拆除广场的广播站，拆除广场上搭建的各种帐篷。
王丹、吾尔开希都按照我们的讲稿宣读了。可是，到了柴玲宣布游行路线时，柴玲将我给她的讲稿揣在裤兜里，柴玲拿着话筒，并指着我和甘阳等人说：
”同学们，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学生的意见，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提出的计划。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意他们的意见吗？“
广场上的学生喊“不同意”的盖过了“同意”的声音。
那时在广场上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外地进京的学生，他们免费坐车来京，免费在广场吃住，白天可以抽空去旅游，晚上住广场帐棚。
这些外地学生离开广场后的最大问题是无处吃饭，无处居住，他们当然反对撤出广场。但是，我给柴玲的撤出方案中就安排了这些外地学生进驻各个高校，居住和饮食条件会更好。只要柴玲宣读了这些方案，那天广场上的大多数学生都会非常愿意离开广场。
可是，这次撤出广场的计划就是被柴玲给彻底瓦解了。
柴玲将我和甘阳、刘苏里等人给当众宣布成想欺骗学生的幕后黑手。这让广场上的学生对我们怒气冲冲。大会一结束，我便拉着甘阳、刘苏里、张伦等人回到了我们在纪念碑基座东北角的帐篷里。甘阳被柴玲气得直哆嗦。他猛然站起来狂呼：“我去抽这个婊子养的”。我立即抱住甘阳，劝他消消气。
我告诉甘阳等人，我们没有时间跟柴玲怄气，我们还有几天时间，只要我们努力，还有一线机会将学生撤出广场。
我提出我们成立一个比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更有权威的组织，用这个新组织的名义去强行接管天安门广播站，再宣布我们撤出广场的方案。
5月31日，我先去外高联在广场上的帐篷里，找到他们的总指挥哈斯，通知他们当晚去北大开会，我们将”外高联“同”北高联“合并成立”中华团结青年联合会“，以新组织的名义来重组天安门指挥部。
随后，我又找到王军涛、王丹、杨涛、邵江、包遵信，让他们一道跟我去北大成立这个全国性新组织。
晚上，我们一道去北大，先找到北高联在北大的联络处，当时北高联的常委们正在开会，我和王军涛分别简短地说明我们要成立”中华团结青年联合会“的计划，邀请他们与会参加。随后，我们一群人就来到了我事先指定的一个校园草坪上，外高联的几十个代表已经围坐在那里了。
外高连总指挥哈斯并没有到会，而是由来自天津的副总指挥华夏带队参加。
我主持会议，我先讲明我们继续坚持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危险性，讲明成立新组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后我请王军涛、 包遵信、王丹、杨涛、王超华等人分别发表简短讲话。
最后在落实成立新组织时，华夏代表外高联提出条件，要先解决外高联的经费问题，要求共管北高联所获得的捐款。
大敌当前，这帮家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瓜分赃款！
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而且很可能就是无法解决的。
双方争论一番后，见时间已晚，只好以后再议。
第二天，联席会议转到人大校园举行。我在会上介绍了我们成立“中华团结青年联合会”的努力失败，我认为我们没有机会再组织学生撤出广场了，我建议我们先行撤出广场，免得被打成黑手，这会加重运动的定性，会加重对学生的处罚。
刘晓波、周舵提出去天安门广场绝食。刘晓波认为目前只能用更激进的方式去同柴玲那些激进分子夺取广场上的领导权。
刘晓波试图说服更多的人同他一道去广场绝食，但我们大多数人认为那种努力或许是火上浇油，达不到率领学生撤出广场的目的。我们很多人都担心刘晓波等人一旦去广场绝食，就有可能变得歇斯底里，不会同意撤出广场，所以我们同刘晓波等人签了一份君子协定，就是要在绝食出现危险状况时，我们可以强行将刘晓波等人拖出广场并结束绝食。
这就是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天安门四君子绝食的起因。
从天安门示威期间我同王军涛的几次接触，我就发现王军涛在那场运动中从头到尾就是和稀泥。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对着众人滔滔不绝地演讲，显示他的演讲口才，根本不在意他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更没有一个具体可实现的运动目标。如果有人说要撤出，他就跟着说撤出，如果有人说要坚持，他又成为坚持派。
如果当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角色互换一下，我相信我们会在1989年5月底成功地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如果王军涛当年不是那样和稀泥，他更坚决地支持我们撤出广场的方案，我们也有很大把握和平撤出广场，避免那次大流血，而且能够保持那场运动在校园及全国各地长期进行下去。
对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我很早就提出要在5月底之前撤出广场。我尝试了各种努力，以失败告终。到了6月1日，我坚持要我们这些长胡子的人撤出，继续引导学生已经毫无意义。大概就是因为我事先曾经给出这个5月底期限吧，我是坚持不再去广场了。
我给出这个5月底期限，并非我事先知道中共的镇压决策，我完全是根据广场上聚集的人的状况，我很早就认定那种状态难以长久维系和平。那种混乱局面最多能坚持两个月，一定会导致广场武斗。一旦产生武斗内乱，那是比被军队镇压还要糟糕的结局。
那天，王军涛告诉我，他从中共内线得知消息，镇压在所难免，而且将刘刚、张伦都列为最重要的通缉犯，将会被就地正法。陈子明负责二线工作，就是负责我们这些人的转移地下的活动。我和张伦被送到位于昌平的一位教授家里。
原本准备隐去这位教授的名字，但是事情已经过去31年了，教授也该有70多了，就索性写出真名实姓吧。
那教授的名字叫谢小庆，当时是北京人才与考试中心的主任。他的夫人是司法部官员，那套房子是司法部的房子。我们就在他家隐藏。谢小庆每天给我们送饭并传递消息。他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外出。
6月4日，王丹也被送到那里。随后，我和王丹被转往林学院住了一晚上。
6月5日，毕谊民将我和王丹接到他家，路上，我们沿途都看到很多被烧焦的军车和坦克。
在毕谊民家，王军涛先跟我单独谈话。期间，王军涛不断地给各地打电话，询问各地被打死人的情况，我们在那里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有人来电说大栅榄刚刚又打死几个人。
王军涛给他的父亲打电话，让他父亲放心。王军涛的父亲劝王军涛马上去自首，遭到王军涛严词拒绝。
王军涛热血沸腾，怒火中烧，象刚刚喝醉酒一样。
王军涛对我说：“我跟共产党斗了这么多年，今天就是死了，我也值了。”
我分明感觉王军涛是准备以命相搏了。
我感觉王军涛就象是一个战地指挥所的前线指挥官，用电话在指挥前线的战斗。
我更感觉到王军涛最适合的角色是一个敢死队队长，而不是一个司令官或参谋长。
让他当司令官，他会不知所措。让他冲锋陷阵，他立即会热血沸腾。
只有在战场上，王军涛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提醒王军涛要冷静，不要冲动。
王军涛说要安排我带着王丹和包遵信去隐藏起来。
我提出最好将王丹这些学生同我们这些被当局称为是“长胡子”的人分开。如果王丹同我们一道被抓，会让宣传部门宣扬王丹等学生领袖是被幕后黑手遥控的，会加重对王丹这些学生的判刑。
另外，王丹毕竟年轻，一旦被捕，很容易将他所去过的秘密地点或联络人都给供出来。
王军涛则说：“没事，让他一切听你指挥。我会经常地给他传话，吓唬吓唬他。”
后来，司机刘志华开车将我们送到了窦店的一个乡镇企业的废弃车间里隐藏起来。
在那里住了两天后，王丹不断地提出要求回北京去组织反抗。我只是安抚他再多等几日。
王军涛派人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一个纸条。那纸条就跟谍战剧中特务联络时的秘密纸条一样，卷成一个细卷。我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丹，一切听从刚指挥，如有不从，就地正法！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王军涛的亲笔题字。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王军涛的亲笔。因为那几个字写的简直就是幼儿园水平，应该就是毛新宇的题字水平，比毛新宇的字还要歪歪扭扭。
我一看王军涛这个手令，就笑出了声。王丹立即问我王军涛有什么指令。我没给王丹看，将那个纸条撕得烂烂的，扔进了农村的那种粪坑里。
我们在晚上时就去那里的村书记家里看电视。后来我担心被人给认出来，就不再出去见人了。
在那一天里，毕谊民还随车给我们带来一个人，光头，大约30岁，看着不象学生。我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说他叫李小明，是国务院机关单位的。赵紫阳去医院探望绝食学生时，曾经同他握过手。这人我们都不熟悉，而且他的身份比较神秘，也并没有什么理由逮捕他，我就不希望他同我们搅和在一起。我让小毕将李小明给带走，或者尽快将我们尽快转移到其它地方。
小毕说还有其它事情，说回头再来接我们。
当晚，李小明在那里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在深更半夜时，李小明一定要走。那里根本就没有公交车，他如何走得了？可他坚持要走。我一直担心李小明可能去报警。我就一直站在门外站岗。
没过多长时间，刘志华开车来了，我让刘志华尽快将我们转移。随后，我被单独送到了保定的一个郊区农舍，在那里我单独隐藏到6月19日。
后来我进监狱后听说在我们离开窦店不久，我们住过的地方就去了几卡车戒严部队去搜捕我们。
那时的王军涛，确实是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他自己也一定感觉到他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一个救世主。
他不仅要象一个指挥官一样地指挥他想象中的千军万马，而且要仔细安排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人去隐蔽逃亡。可他自己也是最有危险的，他却不管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胆识。可是，我时常想，王军涛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王丹、张伦等等几个少数领袖，为何当初不多花些时间去避免这种威胁成千上万人的流血事件呢？他当初是完全应该认识到这些，完全可以同我们一道去朝着避免大规模流血的目标去努力的。
在军队开枪之前，王军涛就完全没有进入角色。
王军涛就是将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都当成了不知世事的幼儿，而将他自己当成了可以指挥调动任何人的司令。他以为他可以随意地指挥任何人，他可以随心情地威胁恐吓任何人。
王军涛简直就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王！
当年那些掩护及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包括谢小庆、毕谊民、王之虹、王志华等等，都是陈子明王军涛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为了保护我们，有人因此也被捕坐牢。
jaguar @jaguar12844980：老刘的智慧超群
其实，主要是我因为我比较熟悉广场上的学生的心理状况，而且广场上有很多社会闲杂人员，更有许多便衣、特务。应该说，就广场上的便衣特务就足以控制广场的局面。这种混乱局面，武斗在所难免。
其次是我更为广场上的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担忧。我不希望做这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而且一旦军队进入广场镇压，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社会的走向将变得不可预测，动乱、内战、杀戮、红色恐怖状态都可能发生，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后果。那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很难通过游行示威直通民主自由。
最重要的是，我不忍心看到我在北京多年培养的高校民主自由团队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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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2020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