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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进所参加的所谓“工自联”，也就是我让几个政法大学学生高举床单在广场上打出各种旗帜，如此草率成立的组织。后来我了解到，来参加报名并成为头目的，基本上就是国安派来的卧底。最初报名的有刘焕文、沈银汉、李墨轩等人。他们二位都来社科院参加“首都爱国违宪联席会议”，
工自联内部的几个人都跟我汇报说这几个头目就是国安卧底。我找过刘焕文谈话，请他不要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刘焕文表示他只是旁听，不发表意见。我没办法强行赶他离开会议室，就要求他不准记录，不准录音。
还有另外几个头目基本上就是国安卧底。
下面我简要讲述一下我在北京草率成立的一些学生组织和群众组织。
在天安门广场发起成立“忠义救国军”
在成立“北京工自联”、“北京农自联”（我曾经让赵光任主席）之前，在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将学生的示威队伍同一些不是学生的人都隔离开。在学生队伍之外有些年龄大的社会闲散人员在外围跟着起哄，也高喊口号。我看到有一群人围在一起高喊口号，就设法将这些人也组织起来，我让他们都排成队，就象那些示威的学生一样，于是，也聚集了上百号人。其中，我找了几个喊口号最响亮的人，让他们维持秩序，并领头喊口号。我跟大家说，我们也成立一个组织。于是，就有人喊我们就叫“忠义救国军”，我就让这个人当军长，另有一个戴眼镜的大高个，很能喊口号，我指定他当“副军长”。于是，我们的“忠义救国军”组织就这样成立了。军长和副军长坚决要求我给他们当政委，我也欣然答应。
随后几天，军长邀请我去他家小坐，军长家就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我问军长的职业以及靠什么维持生计，军长跟我说他没工作，他家是印尼华侨，他依靠亲友给他寄生活费。军长家里有很多录音设备，都比较高级。他跟我解释说，他是音乐迷，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录音机和音响。谈过话之后，我就判定这个“军长”就是国安内线。
随后几天，我又找过“副军长”细聊。副军长很快就承认他是国安特工，并给我出示了他的工作证。我问他们为何要派这么多人混在天安门广场。“副军长”说他的主要任务不是针对学生，随着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拿枪的姿势，说他们主要是是针对这种拿枪的人。我问他是哪些拿枪的人？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他不置可否。他后来解释说，他主要是盯住那些带枪的人，而且主要是国内军方的某些带枪的人。军长还给我指了几个是带枪的人，让我对这些人多加小心。
我还问过“副军长”，他们的这些国安的人都是如何被招募的。他说主要是内部招募，大多都是情报系统的家属，或由情报部门的人员推荐，再送到一下秘密培训点进行专门的训练。
当时广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什么群众组织冒出来，首先是国安混进去，并成为这个组织的主要头目。
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在成立“忠义救国军”的第二天，我拉上几个“忠义救国军”的人，陪我一道去几所北京高校，联系了吾尔开希等各个高校的学运积极分子，在我的住所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见链接：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我所在的“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是由一位大连工学院的张教授成立的，老张是青岛人，他从国家教委申请到一笔资金，成立了这个“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意思是“高”教部同大“连”工学院的联合机构。
我成立“高自联”的第二天，来了几拨人到这里来找我，基本上都是情报系统来跟踪我的。有一位曾经还是在北大物理系的师弟，他曾经因为考试中作弊，导师要求开除他，他随后就去了北京团市委。我跟他不是很熟悉。他莫名其妙地来找我，跟我聊了一两个小时，暗示我他是情报机构的，还暗示我尽快跑路。
大概是4月28日左右，“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就来了一位王副总经理，来了就反复给大家开会，讲明不得利用我们的办公室搞非法聚会。他对我们公布了一系列公司新纪律，诸如准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之类。他还单独同我谈话，要求我跟着他一道去北京郊外。我一看这位王总就是国安派来对我进行卧槽的。我担心他们会绑架我，就在我们坐面包车去郊外的路上，我要求上厕所，乘机跑路了，就再也没有去那个公司，我的许多私人物品，包括日本的冰箱和彩电等等，都留在了那里。直到我被捕入狱后，公司里联系到我父亲，让我父亲将冰箱和彩电带走了。
再后来，我在广场上遇到了一位“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的旧同事，跟我说起那位王副总的事情。他说自从我不再去公司后，那位王副总也不去了。他说幸亏是我不去了，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发起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农民自治联合会”
我如法炮制，象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那样，试图成立其它社会各阶层的类似组织。
广场上各种群众组织的出现，是在5月19日戒严令前后。5月17日，我同王军涛、陈子明、郑棣、刘利群，刘卫华等人在暨门饭店开会，这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我还带去了陈明远、王治新、邵江等人与会。在会后，我私下里同陈子明谈话。陈子明问我有何高招。我建议迅速在广场上成立各种群众组织。陈子明说这事他们不是很熟悉，但他会尽全力帮助我。我随即要求陈子明能给我派一辆车，我会去广场建立各种群众组织。陈子明当即答应，并让郑棣开着面包车随我去广场。
我让郑棣开着《北京经济学周报》的面包车带着我和王治新先去政法大学，当时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总部设在政法大学主教学楼的六楼。王治新是秘书长。我就让王志新从“高自联”办公室里将那些用来写标语的长布条、硬质版一类都收集起来，在办公室里就写出各种组织名称的条幅，其中包括“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农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团结工会”，“北京工人自治会”、“北京农民自治会”、“北京市民自治会”、“团结青年联合会会”，以及各个省市的声援团，等等等等。
办公室的条幅不够用，我让王治新等人由宿舍楼里征集了一些床单窗帘之类。我们又收集了一大堆旗杆、木棍等等，都装上面包车。又找来几个政法大学学生，让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去举着，并召集人们加入这些组织。这本来就是撒豆成兵、空城计，虚张声势，或者说是趁乱成立各种组织。在广场上，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政法大学的学生，我让这些学生在广场的几个显眼的地方高举这些群众组织的条幅，并让他们让人注册报道。“工自联”的旗帜是在天安门前的西面，“农自联”的条幅上在纪念碑的底座的东侧。最初举“工自联”、“农自联”条幅的人就是那几个要给我当保镖的政法大学学生。我还让人给他们搬来一张小桌和笔记本，让他们召集过往的人员申请报名。
一位政法大学的讲师主动跟我申请要当“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简称“民自联”）主席，我就给了他一个他就开始守在“民自联”的旗帜下。但他后来就一直是光杆司令。
赵光是陈子明研究所的一个职员，我在联习会议上见到他，就让他去帮助组建“农自联”，后来，赵光就成了“农自联”的主席。
在随后的几天，我还去巡视了几回。“工自联”那里还有几个人，但基本上就是流水的兵，很多人签个名，就再不见人影了。能够常驻那里的，大多就是带有盯梢任务的特务了。
“农自联”那里就没什么人气。大概是这个名字太土了，没人愿意再成为农民。只有政法大学的那位讲师，一直坚持在那里守着。我一时想不起那位讲师的名字了。我跟他说要找几个学生当助手，将招牌展示在长安街路边。
我也看到了李进进。李进进跟我说他愿意当“工自联”的法律顾问。因为李进进在那时一直都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在1987年到1989年期间一直同北大团委书记李扬、北大研究会理事会主席朱峰对我进行跟踪盯梢以及破坏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等等，我对李进进一直是严加防范，不相信他是真的参加了学生运动，也就没有邀请他去参加联席会议。我是邀请了刘焕文和李墨轩去参加联席会议。因为这两人是最早在那个签名簿上签名报到的。
我原本计划去给这几个组织派去几位北大或政法大学学生做骨干，并准备去帮助他们建成象团结工会一样的组织。但那一阶段我主要将精力用在将学生撤出广场，没有过多地顾及这几个组织的完善工作。
后来这些组织也没有什么真正成员，只是有几个光杆司令而已。所招募的人大多就是来来往往的外地游民，大多数都不留下真姓名，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组织。
李进进在当时一头扎进这些本是虚无的组织，而且至死都认定这些组织都是真正存在过。这只能表明李进进当时对广场上的各种组织和核心成员缺乏了解。而那些被情报机构派进去的人，都很快能成为各个组织的核心成员。
这是李进进后来在美国出版的自传的封面。
相信李进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这个条幅是我在1989年5月19日在政法大学找人写的，然后同“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郑棣一道拉着一大堆这样的虚拟组织的条幅和一些旗杆，还有几位政法大学同学，让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特别是天安门门前高举这些条幅，并召集人们签名报到。
后来，工自联、农自联、外高联等组织的头目基本上没有被关进秦城监狱，而是被关在炮局。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国安特工。关在炮局，那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以后混出国外进行卧底。
李进进作为当时的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居然一头混进这些所谓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员的“工自联”，自然就是受上级派遣，然后再被关进什么“炮局”，随后就来到美国，这都是上级组织的巧安排。
6月4日镇压后，很快就逮捕了沈银汉，沈银汉在电视上公开认罪。还公开逮捕了一些其他工人，称他们是“工自联”头目。随后，北京公安局在6月14日发布通缉令，通缉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
韩东方被捕后，关押一段时间。记得是在1991年4月因病保外就医。随后，韩东方名声大噪，中国的各种新闻发布会上对我们众多在押的政治犯很少提及，却是反复宣扬报道韩东方和侯晓天，将这两人吹捧为中国有影响力的政治犯，他们两人随后被送到美国。
那时候侯晓天是王军涛妻子。北京大多数了解侯晓天的人早就知道侯晓天就是中共卧底。韩东方没有文化，不会英文，没有任何在美国生存的技能，但在美国、香港玩得风声鹊起，对美国政界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一直认定韩东方在美国的成功就是中国情报系统在幕后运作的结果。而通缉韩东方等人，这也是中国情报系统玩的一场大棋而已。这是中国国安从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偷学的一个技俩：让间谍混入逃往解放区的学生，假冒游击队成员，混入游击队卧底。
发起成立“中国团结青年联合会”
1989年5月31日，为了能够将广场上的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我试图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同“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进行整合，成立一个“团结青年联合会”。5月31日晚，我召集一些人到北京大学开会，就是要以“北高联”和“外高联”为基础，成立“团结青年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刚、王丹、王军涛、邵江、王超华、华夏（外高联副主席）共四五十人。但最后由于华夏要求均分北高联的经费，不欢而散。我本来准备继续成立这种组织，但随后就开始镇压了。我在其它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及成立“团结青年联合会”的一些细节。
海外民运领袖都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李进进、韩东方就一直宣扬是他们发起成立了“工自联”。不妨看看他们在成立工自联的时候都在哪里？他们后来在工自联中又做过什么？李进进唯一能说的就是他组织了工自联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期间，每天都有上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这些人不是四处闲逛，就是一群一群地围坐在一起听某些人演讲。这种静坐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都会自发地发生几百次，不需要任何人组织。李进进居然就说是他组织了静坐！
李进进还可以说他每天都组织上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还组织上百万人在长安街上开车示威呢！
不伪造履历，不编造谎言欺世盗名，就那么难么？
不传谣，不为谎言站台背书，就那么难么？
连这种谎言都能编造的人，还能有什么谎话不能编造？
连这种谎言都给站台背书的人，你还指望他们去追求民主、自由、和真相么？
我们看看那些海外民运领袖又都做了什么？他们大多就是盗取一个我创立的组织或发起的民主运动，将自己吹成是民运领袖，以此招摇撞骗。
王丹之所以被海外人所知，主要是他将我开创的北大“民主沙龙”说成是他创立的，还有就是将“高自联”在8964中所起的作用说成是他的功劳。
李进进韩东方之流就是将我发起创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说成是由他们创立的，然后就靠着这个谎言在美国香港捞到大笔政治资本。
2005年，我发起成立“赵紫阳治丧委员会”，随后，李进进和王书军就成立了什么“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李进进还算是聪明，稍稍改动了名字。
王军涛、赵岩、孔灵犀将我发起的“中国茉莉花行动”据为己有，从此每周去一次纽约时代广场去搞政治庇护党的示威静站喊口号。
见下面的视频和链接。
提醒大家严防某些风头人物在运动高潮时抢旗摘桃
中国茉莉花行动的发生、发展过程综述
这些人，分明就是崽卖爷田嘛。
你卖爷田也就罢了，可他们还非要将爷爷给联手打成“只会胡说八道的疯子”、“记忆错乱的精神病”、分明就是图财害命嘛，将爷爷整死了、整疯了，就不会有人说他们剽窃、崽卖爷田了。
说的话都不能信为了掩盖他们剽窃、盗窃我的劳动成果，还要拼命将我这个真正的创始人联手给打成精神病、疯子。
更为可恨的是，这帮人偷了爷田，你就应该让这片良田能够继续开花结果，能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们却非要将这片良田成为中共间谍的避难所，用这片良田去养育大批的中国间谍！
我创立了十多个这种民运组织，发起了十多次震惊中共的民主运动，都被这伙窃贼给盗取了。你们盗取了这么多次，总该能从中学会如何发起中国的民主运动了，总能自己也发动一场类似的中国民主运动啊。可他们就是无能，就如同一群地痞无赖一样，每次都将我写的作业抢过去，署上他们的名字，就直接交上去了，他们连抄一遍作业都不会！
他们盗用我发起的历次民主运动的名义不仅将自己吹捧成民运领袖，还随心所欲地将众多的中国特务都吹捧为民运领袖。
就凭这，我就得揭露他们欺世盗名几十年的弥天大谎。
韩东方吕京花抱团取暖，相互认证领袖地位
吕京花是否承认你们是在看到这个写有“北京工人自治会”的条幅后才到天安门西观礼台报道的？那些举条幅的人是否比你们更早地创立了“工自联”？准备这个条幅的人是否比你们更有资格成为“工自联”的总设计师啊？
吕京花、韩东方充其量不过就是到我们成立的“工自联”里混了几个照面而已。
你们已经扛着“工自联”领袖的名头33年了，捞足了政治资本和捐款，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没必要再扛着这个被你们玷污过的招牌继续招摇撞骗了，应该还世界一个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不容歪曲。那几位在天安门观礼台西北角坚持举旗、并招募过往人员报名的政法大学学生们因为发起成立这个组织，也有人被捕判刑，他们都是默默无闻。可你们这些只是去报名并搞了什么自己的选举的人，居然就靠着这么一个招牌给自己捞得盆满钵满，人血馒头好吃么？
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有讲明真相，那是给你们留点脸面，更是因为我不会同小人争名夺利。你们就是抱团取暖，相互证明你们就是领袖，但也不会永远掩盖这血写的历史！
吕京花为何能够常常回北京看看？这才是吕京花更需要向人们讲清楚的真相。
有人对外放风，说吕京花是美国工会成员，中国政府害怕得罪美国工会，才不得不让吕京花入关。这是在骗三岁娃娃吧？
怎么就不说吕京花是女人，中国政府害怕得罪希拉莉，才不得不让吕京花回国呢？
还可以说吕京花是美国公民，中国政府害怕得罪美国，才不得不让吕京花入境中国。
质疑韩东方
记得是在1989年5月17日，我让几位政法大学学生在天安门观礼台西北角举起“北京工人自治会”的条幅后，就有人踊跃来报名。我在报名的人中同几个人面谈后，就让刘焕文、李墨轩担任这个组织的临时负责人，两天后又让这二人作为“工自联”的代表去社科院参加我们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大概是在5月20日前后，我在“工自联”设在天安门观礼台的大本营又见到沈银汉、李进进、周勇军等人。李进进跟我说刘焕文和李默轩不再代表“工自联”。我随即向刘焕文等人了解情况。刘焕文和李墨轩都告诉我，是韩东方等人拉来一伙人搞政变，擅自夺权。政法大学的几位同学也认同这种说法。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各个群众组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发起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员都是相互不认识，相互不了解。但是，国安一定派一伙特务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再通过搞什么投票或举手选举来篡夺领导权，只要是国安特务没被选举成为主要领导人，他们就不断地再搞选举。
搞这种选举，是国安特务的惯用伎俩。
广场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就不断地搞这种选举。绝食团的头目头集中在一辆停在广场的大巴上。我上过那个大巴。大巴里就是经常举行这种选举，最后直到将柴玲选举为广场总指挥，李录成、连胜德等人为副总指挥。
选举时，柴玲就高喊“我要自焚”，于是大家就公推柴玲为总指挥。
接着，李录高喊“我要剖腹”，李录就成为副总指挥。
我们在广场上的人大多都认定李录就是南京派来的国安卧底。很多人都要求李录出示他的学生证，李录就是拒绝出示。
其实，就是李录能够出示南京大学的学生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国安卧底啊。我们对他的怀疑是基于他在广场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行为。他如何从外地来到北京就能在广场上有一大群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部下？他为何在广场上同李洁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巨型婚礼？这完全就是为了造势提供他的知名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提高点击率。而用这种不知羞耻的方式来造势，绝对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想得出，更不是能做得到的。也只有特务才会干出如此不要脸的事，事后男女双方居然无一人羞愧得自杀。
柴玲的一系列行动也是令人可疑。她身高也就是根号2，黑得跟煤球一样，在北师大读研，却能混入北大的学生组织。北大一向是看不起外校学生，更不会将一个外校学生选举成该校的学生组织头目。柴玲到达美国后，居然几次到美国国会作证，公开四处宣扬她在大学读书期间被多人强奸，仅仅是堕胎就有七八次之多。这种女大学生，分明就是正在接受性训练的国安燕子才会有的经历，如此不知羞臊的去国会公开讲述自己的性乱史的中国女人，也必定就是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人才会做得出。
从这几个例子可见，韩东方和李进进在“工自联”里搞的所谓选举，十有八九就是国安特务们进行的夺权政变。
我当时就认定是韩东方和李进进是国安特务在渗透“工自联”。 所以，我坚决拒绝李进进要求参加“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李进进又推荐韩东方参加联席会议，也被我拒绝。随后，李进进、韩东方一伙人就四处造谣刘焕文是国安特务，不允许他参加我们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我只好在联席会议上宣布刘焕文只可以旁听，没有发言权。我的这个宣布，相信王军涛、李恒青等人都应该记得。
六四之后，沈银汉首先被捕。李墨轩也很快被捕。
在秦城监狱期间，从1989年8月到11月期间，我同陈明远等人被关押在20号牢房，李墨轩和刘晓波被关押在21号，杨涛被关押在19号，北大的丁小平被关押在我的楼下4号牢房。我们可以通过敲水管、暖气管，并使用一些约定的密电码进行联络。
在那期间，李墨轩告诉我，他在镇压后率领部分“工自联”残余成员组成了“暗杀团”，在围堵戒严部队期间抢夺了几支戒严部队的枪支，他将一把手枪藏在家中。被捕后，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出了手枪，好象是他父亲给交出来的。李墨轩的父亲因此也被逮捕，很快就已窝藏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因为李墨轩父亲是退休高干，判刑后就被关押在K字楼劳动改造，专门给犯人打饭和给警察打扫卫生。
李墨轩认为自己会被枪毙，就让我一旦有机会出去，能代他去看望他的父亲。
我讲的李墨轩、刘焕文、沈银汉等人才是真正的“工自联”成员，他们都被判大刑，而且也都准备了牢底坐穿。
可是，被列为“工自联”头号领袖而被通缉的韩东方，居然是在监狱里只是关押了一年多，于1991年4月因结核病保外就医，在美国接受为期一年的治疗。1993年8月15日返回中国，立即在广州被逮捕，并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见链接：
韩东方。
就我所知，1989年被通缉的人中无一人在1991年就被保外就医。因六四被捕的很多人有严重的疾病，比如与我曾经同号的北大研究生温杰，抓的时候完全健康，后来染重病，根本就不予保外，只是到人之将死，才被释放回家，回到家没几天就因肠癌病逝。
另一个曾经跟我同号的陈明远，曾经是中国著名诗人，同陈云、郭沫若等等中共实权派都有过密接触，陈云的侄女亲自保他，在监狱里斯失语、失写、大小便失禁，但也是到1991年才获得保外就医。
同冷万宝、唐元隽等人一同被抓的一个个体户老板，曾经同我一道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他就是没有双腿，根本无法走路，但一直不给保外，至少在1992年时还关在监狱。冷万宝本人是天生的小儿麻痹，那也是在监狱里被关押5-6年之后才获得保外就医。
可是，韩东方这个被中国通缉的“高自联”头号头目，居然在监狱里只关押了22个月，居然能保外就医！保外后就能立即去美国看病！然后回国，回国后又强行被送到美国！这分明就是中国国安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学来的低级小儿科间谍技俩嘛！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从1:23:55 - 1:28:00，一群偷渡前往解放区的地下游击队员被德国兵截住，宣布立即就地正法。这时，一位假冒的游击队员跳出来大声说他是德国间谍，是派往解放区执行潜伏任务的。随即还给出了一个名单，列出他的间谍同伙。紧接着，德国军官就让剩下的人继续进入解放区，并说：德国人早就下令，一路对你们放行。
韩东方分明就是这位德国间谍假冒的游击队员嘛。韩东方被通缉、被捕入狱、被保外、被送往美国治病、回国、再被送往美国治病，不过就是上演几次“瓦尔特保外萨拉热窝”上面的这段戏而已，只不过为了更加迷惑人，还画蛇添足地增加了假通缉、假逮捕、捉放曹，让这幕谍战戏更加掩人耳目，更加不容易被识别。
事实上，德国人早就下令，对韩东方无论是去美国还是回中国，都是一路绿灯，不会有人阻拦，只会暗中相助。
虽然沈银汉被捕时上电视认罪了，但这都是中共宣传机器的惯用手法。从我同刘焕文的几次接触，我看这个人是满诚实的，不象那些国安特务们贼眉鼠眼地撒谎。从李墨轩及其父亲都被捕判刑来看，李墨轩根本就不可能是特务。可是，李进进、韩东方等人在1989年5月20日前后就联合起来四处造谣说刘焕文、李墨轩都是特务，以便他们能代表“工自联”去参加“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这只能说李进进和韩东方等人在贼喊捉贼。
韩东方没上过大学，不论知识和能力，他还真比不上魏京生。可在过去的30年里，韩东方是海外知名民运人士得到赞助最多的人，他拿到的钱是魏京生和王丹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每年都会有大笔经费投给韩东方，韩东方的办公室有很多美国的专业人士，都是靠着韩东方的这顶“工自联”领袖的帽子在游说美国的对华政策。这应该是中国情报团队在幕后运作的结果。
我写出这篇文章来质疑韩东方、吕京花，更是为了纪念“工自联”中真正的创始人李墨轩等英雄。韩东方、吕京花在过去的33年里，就从来不提李墨轩等英雄的名字，那是他们为了抢夺“工自联”的领袖头衔子刻意掩盖历史、篡改历史。
刘刚
202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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