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中国海外民运发生了几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2022年3月14日，张晓宁杀人
2022年3月14日，李进进被杀
2022年3月16日，王书君被抓
当然还有魏之父的官司
如果有人同上述的四人都没有关系，那一定不会被称为是民运领袖，甚至不敢自称是民运。
可是，所有的民运知名人物都不希望再谈到这四件大事，甚至不希望有人再提到这四件事。这是海外民运的四个噩梦，是每个领袖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这几件大案，几乎将所有的民运头面人物都牵扯进去，有人甚至将自己卷入全部案件之中。审理王书君、审判张晓宁，着两个案件都同李进进相关，就必定要调查李进进的那些战友：是否有人说王书君的同党？是否有人是张晓宁的帮凶？
所有的民运头面人物都无法回避这样的两个问题。
于是，就应该理解为何民运人物对李进进、王书君、张晓宁都三缄其口，即便是不得不说话，那也是极尽赞美之词：死去的人都是死得光荣，还活着的人，那都是生得伟大，肯定是无罪，即便是有罪，那也是因为一时糊涂贪小便宜，或者就是因为精神有病，受到了魔鬼的控制，都是魔鬼的错，都是中共惹的祸。
水太深，牵涉的人忒多，现在也就属君与操耳还敢瞎子摸象混水摸鱼。
这个应该是张晓宁的中国护照。那么，张晓宁的出入境记录就都是无法掩盖的了。
张晓宁何时入境美国，使用什么签证，也应该很快会曝光。
白杰敏以及其他帮助张晓宁办理政治庇护的人手中都应该有这个护照的签证页，他们确切地知道张晓宁入境美国的日期。可他们就是要捂盖子。
网上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还有小平头同志！
每看到张晓宁走出美国警察局的录像以及她对法场观众的慷慨陈词，就会想到柯湘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歌声。
张晓宁在美国上演柯湘、刘胡兰、江雪琴的大无畏英雄的刑场变战场。如果是最后走上刑场，张晓宁一定会高喊：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叛徒、内奸、卖国贼！
共产党万岁！
张晓宁为何在行刺李进进的时候要携带这么多党旗、国旗啊？
张晓宁心中念念不忘江雪琴在走向法场之前的绣红旗。
张晓宁自知将为党献身，她早就准备好要象江雪琴那样英勇就义，走上刑场的时候要身披党旗、国旗，还要象董存瑞黄继光那样高喊：
同志们，踏着我的身躯，前赴后继，为了红色江山万万年，打倒美帝！
推翻蒋家王朝！
张晓宁在被带上囚车时的目光炯炯，无所畏惧，令我感到自愧不如。我肯定不会在走上刑场时能做到象张晓宁那般将刑场变战场，畅谈革命，痛斥匪酋。我充其量能做到不坦白、不交待、不配合、不签字而已。
更不要说写出13万字交代材料的王丹，在法庭痛哭流涕的陈小平啦。
r e l a x @aristotle2727：秦城铁血汉子，有的只有淡定从容。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几人能做到？
我那时吓坏了。只因为我身上有证件会牵连到陈子明和王芝红。
廉颇老矣。2017年8月16日，畢誼民追憶劉曉波
1989年6月18日，我同毕谊民准备按照我计划进西藏的深山躲藏追捕。毕谊民扮成老板，我扮成是老板跟班。毕谊民说我的眼睛象鹰眼一样太炯炯有神，不象跟班，非要同我对换身份。
我们买好去往西宁的火车票，还要等半天才能上火车。我跟小毕说分开躲藏，不会被一锅端。我就前往保定的水上公园，原以为那里可以租船，但没船出租。原来那是一个动物园。我就在狮子山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躺下睡着了，我以为有一群狮子作伴，不会有警察来抓狮子的。
哪曾想被一群联防给逮着了。就因为他们说我的眼神太亮。
我同小毕临出门前，我们分别作了一番化妆。我是特意从山下的一个开拖拉机的农民那里将他的一套满身是油渍的衣服换下来穿上。又找了一个红色花面被打成一个行李卷。
当时我们逃离北京的时候，王芝红给我和王丹分别做了一个假身份证，是“中国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的研究员，我的用的代号名字是“张天来”。
我扮成农民打工仔，当然就不能用“研究员”的身份证。但我还是需要那个身份证，一旦进入西藏，又是需要住旅馆，还是需要工作证的。
我就将那个红色塑料皮的工作证藏到了红布棉被里，起初是放在一个被脚，然后有缝好。但发现那样不容易在紧急状态下再掏出来。于是就又在棉被的中心出撕开一个口，将工作证塞进去，就敞开那个口，又在别处撕开几个小口，都没缝合。
哪知道，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变化，那个工作证最终逃过里至少五次搜查，都没有被搜出来，最后让我给吞到肚里了。
在保定公园里被抓到后，给我送到了派出所，那一群警察审讯我，发现我身上带了一千多人民币，我声称是打工赚的。又问我姓名，我顺口就说出叫“张顺”，再问我家住哪里，我说沈阳皇姑屯。他们马上给沈阳打电话，让沈阳帮助调查我。警察不相信我是打工仔，一是眼睛，二是手上没有老茧，细皮嫩肉。
我那时跟那些警察拖时间，就是希望小毕能尽快上火车，或者是见不到我后，就赶紧单独逃跑。
那些警察就去翻我的棉被套，他们先是摸四个角，然后两个警察扯住四个被角来抖，我眼见那个红色塑料皮工作证被抖出来一个角，再抖就肯定会被抖出来。我是将那个工作证当成是“密电码”来保护的，是要用生命保护的
一旦那个红塑料皮工作证落到敌人手里，就一定去抓捕王芝红和陈子明，以及他们研究所有关的成百上千的人，而且王丹、包遵信等一大群被通缉的人都有王芝红开的同样的身份证，只是姓名和照片不同而已。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工作者落入敌人手里。
我一看他们将那个工作证就要抖出来了，立即对那几个警察说我就是被他们通缉的人。
我这样一说，警察们立即对我客气起来。让我给他们讲天安门广场杀人的事。再后来，就是将我送到了保定府公安局。紧接着就是下面的故事了。
1989年6月19日，保定公安局的人将我送到了北京公安部。
在公安部的收发室里，头面将我双手铐在了暖气管上，马上下来20多便衣警察，其中几个人纷纷问我：“还认识我吗？”
我一看，就认出几个是我在主办民主沙龙期间经常出现的。在1988年6月1日美国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柏漪去民主沙龙演讲后，当天晚上就有参加民主沙龙的北大地球物理系的87级研究生柴庆丰被打死，柴庆丰曾经是83级地球系本科生，我曾经给他们那个年级的1百多学生当过助教（数理方程课），所以，他们年级的学生是我主办民主沙龙以及一系列校园民主活动的骨干。
r e l a x @aristotle2727：在狱中打死？
不是，就是在参加我们的6月1日的民主沙龙后。我们很多人都怀疑那是北京公安故意制造了这起杀人案。民主沙龙应该是在7点左右才散场，柴庆丰是当晚8点左右在北大校门口的一家餐馆里吃饭时被一群流氓打死。第二天的北京日报上就大肆渲染柴庆丰参加了民主沙龙后就寻衅滋事，被流氓打死。
北京公安局以及北大校方就利用柴庆丰被打死事件，开始严厉打击我们的民主沙龙，调查那些主要的参加者，特别是北大校外的参加者，诸如政法大学的龚自忠、社科院的陈杰等人，北大的各个校门口都摆放了他们的照片，严禁这些人以任何理由进入北大校园。因为我们的沙龙主要是邀请请一些社会名流来北大演讲，而北大和北京公安就是采用这种严禁封堵校外人员进入校园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沙龙活动。
因为柴庆丰之死，北大学生在88年6月初的几天里连续在北大三角地集会示威，刘刚、熊焱、龚自忠（政法大学研究生）、邵江等人连续在集会上公共演讲。那期间有一伙便衣总是将我团团围住，他们还冒充记者采访我，或冒充我们集会的积极参加者来跟我谈话。他们采访的话题或谈话内容都是充斥着威胁恐吓利诱，诸如“你不害怕吗？”“听说就要逮捕你了”“每天都有人跟踪你”等等等等。我问他们的身份时，有的说是中央党校的，有说是北京工人学院的，还有什么团校的。再问他们是哪个系的，他们大多都说是党史系的。这帮特务，一般都没有什么专业特长，但在中学时都学过党史，也就只敢冒充党史系的人。
那几个在公安部收发室里来看望我的人，其中有一半我能认出来，就是在北大的民主沙龙或是圆明园南门的“渊鸣园”沙龙上经常见到的冒充记者的那些人。
有一个警察拿出一大摞照片给我看，都是我在民主沙龙上的照片，或是在我住处门口的照片。
一个便衣特意拿出这张将我列在通缉令上的照片让我看。
他给我看的是我和我女朋友两个人的全身彩色照片，通缉令上只是将那张照片截出我的上半身。
那警察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你拍的吗？”
我说：“当然是你啦，可你是偷拍。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未经我同意，将我的照片给房东人民日报上了。”
那警察说：“没关系，我以后加倍赔偿你。我给你放大几张送给你，将来可以作为结婚照。”
他又问：“你知道这是在哪里拍的吗？你手里还握着两瓶啤酒。”
我再一细看，就知道那是我在北京双泉堡“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门外的一个商店门口拍摄的。
1988年，陈子明请我在他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兼职，每月给我发200元工资，还给我一个宿舍。我平时并不去上班。陈子明只是要给我提供一个住所，帮助我躲避被跟踪。陈子明还跟我说，要狡兔三窟，经常换住址。我在北京有三个半住处：
玉泉路科大研究生院
圆明园南门外“高连耐磨材料开发公司”
陈子明在双泉堡的研究所
方励之夫妇将他们在北大畅春园的房子给我
但我一直不曾去方励之留下的那个空房子里住过。我担心会牵连方励之夫妇。我也从来就没告诉方励之夫妇我不曾到那里住过，怕他们不高兴。
李淑娴至今还都以为我在那个房子里住过呢。
还有许良英，我那时常去许良英家里。许良英总是要给我钱，还告诉我有困难时务必找他。我这些天经常梦见许良英。就是梦见又去他家里，他们家人非要让我在他家住下。可是，就是看不见徐先生本人。
公安部的便衣警察手里有我一大摞照片，可他们偏偏选择了一个有两个人的照片，就是因为那张照片里我手里握了两个啤酒瓶。
我一看就明白了。我对那群警察说：“你们是想将我打成暴徒啊，你们怎么就不选一张我手举炸药包的照片，然后就可以说我是董存瑞了。”
听我这么说，便衣警察身后的几个戒严部队大兵，端着逮着刺刀的长枪就冲到我面前，高喊着：“我看你个暴徒还敢嚣张，我一枪崩了你。”
说着就要用枪托砸我。那几个便衣警察大声将那些戒严部队大兵喝退。还不停地跟我道歉：
“刘老师，对不起，那群大兵都是农村娃，不懂事，没礼貌。回头我们教育他们。”
那个警察掏出钱包，摸出几张十元大票，给一个小便衣警察，让他出去买几个好菜。那小便衣说没接钱，说他自己有。过了一阵，小警察端回俩个盒饭，送给我吃。
我没吃。因为保定警察送我来北京的路上已经给我喂饱了。我还跟那些保定警察说：
如果没有我，你们连公安部的门都进不来。你们家祖坟冒青气了，你们才有机会送钦犯进京进紫光阁。
随后不久，就将我押送到半步桥K字楼看守所。
到了那里，将我的红被卷搜了几遍。进门时警察搜一遍。进院后，几个犯人搜一遍。进到监号时，监号的管事犯人又检查一遍。看守所的警察对监号里的犯人大声宣布：谁都不许动他一个手指头，好好照顾他！
万幸地是，他们搜查的时候，都是只是摸索四边和四角，都没有看到那个红色工作证。
监号不大，床板也就是双人床铺那样大小，床铺占了监号的一半多面积，地上还放了一个大木桶，那就是马桶了，大小便都要便在那个桶里。没有抽水马桶，没有自来水。喝的水是放在一个塑料脸盆里，每天吃饭时送半盆食用水。
r e l a x @aristotle2727：那时农村兵杀红眼了。
你好象在现场啊。当时有好几个便衣警察也是这样对我说。你不会是在现场的警察之一吧？
每天早晚各放茅一次，没穿最多能两分钟，一泡尿只能尿半截就得提着裤子往回跑，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就更谈不上在厕所里解大茅了。放茅时，各个号里出两个人倒马桶。
当晚，我被安排在床铺上住。床铺上的两个铺头住的是两个管事犯人，也就是给警察当打手当特务的犯人。
我和那个带死囚脚镣的白老爷子住在床板铺的中间。让我睡床板，是对北京学生的关照，让白老爷子睡床板则是对死囚的临终关怀，也防止他自杀，要让那个两个牢头昼夜监视他。
当天，我几次试图将那个工作证从红棉被里掏出来，但因为戴死铐，实在有些费劲。那个牢头十分警觉，总是问我是否需要他帮忙。我只好作罢。只好等到夜里再下手。
晚上睡觉时，床板上睡四人，其他五六个人都只能蹲坐在水泥地上。那些二进宫的，能将脚伸开了坐地上，那些土鳖就只能蜷曲着蹲坐。
看到大家都睡着了，我就开始情悄悄地掏那个工作证。掏出来后，我两手戴铐，没法去撕扯，就只能用牙咬，那塑料皮还真硬，我就只是去咬那几个字。可是，牢头老吴立即问我：
“你在撕什么？我来帮你撕。”
原来他妈的他是装睡！时时刻刻地都在闭着眼睛监视我！
我看他起来了，就立即将那剩下的红塑料皮工作者塞到嘴里嚼起来。还告诉他，是我藏的一块面包。
老吴接着就喊报告。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老吴跟警察说我吞东西要自杀。
我告诉警察说我是在吃面包。
那个警察还没睡醒，就喊着说：“没事别瞎喊报告。都睡觉。”
我上小学时，有一篇课文是：
列宁吃六个墨水瓶的故事。
说的是列宁被沙皇关进牢房。每顿两个面包一碗牛奶。一天三顿饭。
列宁就将面包给捏成墨水瓶，将牛奶当墨水，再用鹅毛杆当笔，继续写马克思的资本论。每当有警察发现时，列宁就将墨水瓶连瓶子带墨水都塞到嘴里吃到肚子里。
列宁坐牢每天能吃六个墨水瓶.
我在中国坐牢六年，就没见过面包墨水瓶，也没见过牛奶墨水。但也就吃了一个红色密电码笔记本而已。
我吃掉的密电码，可比列宁的六个墨水瓶要困难多了，也壮烈了许多。
好了，刘刚生吃密电码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r e l a x @aristotle2727：塑化剂面包？你们打牙祭吃什么？
不能再 多讲监狱的故事了。讲多了，就泄漏了太多的机密。
就凭上述我讲的故事，李进进如果再生，一定能编造出他是如何在北京被关押在半步桥看守所的动人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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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李进进是如何编造他被关押北京三所监狱的故事。
下面的链接是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采访李进进坐秦城监狱的故事，分明是在编故事嘛。
听听北明对这些不曾坐过秦城监狱的李进进的煽情歌颂，我相信，李进进的在天之灵听到了北明的那种诗朗诵，一定是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中国流亡者纪事/李进进消解流亡一：从广场到秦城•“ 我没有流亡！ ”
有成百上千的人坐过秦城监狱。可很少有人讲述他们坐牢的故事。
坐秦城监狱的人，大多都是竹筒倒豆子，每天被警察拷问，他们每交代一句，其人格就被埋进土里一截，象王丹那样写出13万字交代材料的人，早就不敢再承认还有半点良心了，只能是被那些审讯过他的警察捏住小辫子，让他干啥就得干啥，包括现今的王丹。
王丹们恨不能让人们都忘掉他们在秦城监狱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曾经出卖上百人的人，日益都会受到良心的折磨。
我写出我的下述故事：
【1】1988年发起北大民主沙龙
【2】1989年发起成立北京高自联、工自联、农自联、民自联
【3】六四后被判监六年
【4】2005年成立“赵紫阳治丧委员会”、“中国天鹅绒行动”
【5】2009年组织“墙倒众人推”巡回画展
【6】2011年通过网络发起“中国茉莉花革命”
【7】数次在6月4日“闯关进京”纪念8964
可是，每当看到我的这些故事，那些曾经被关押过秦城监狱的人，还有那些从来不曾参加过上述活动的人，诸如赵岩、蒋杰、李洪宽等等，都是怒火中烧千万丈，一口咬定我是吹牛皮，是贪天之功为己有，是争名夺利，是不准他人革命。
王丹、王军涛、李进进、韩东方、王书君等等人都将我发起的上述活动的某一项贴到自己的头上，招摇过市，获得媒体广泛报道，众人仰慕，获得荣誉、地位、和名列。我从来都是告诉他们“不要吃老本，要为人民立新功”，也从来不曾想每天宣扬我的这些业绩，更不曾经用这些事件为自己争得一分一毫的名利。
我不过是在事件已经过去了33年时，讲出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后人了解历史真相，不要在被某些窃贼、政治骗子们的欺骗和误导。
可居然就不被一群人定性为精神病、疯子、自大狂、牛皮大王、忘恩负义的小人。
这些名称本来就是他们的墓志铭，是他们应该写在名片上的头衔，可他们就是要给我戴上。
既然李洪宽、赵岩、蒋杰都口口声声地说我是共产党的五毛傀儡，是编造我的六四经历和秦城监狱经历，那就不妨指出来我究竟是在哪一件事上撒谎了？想证明我撒谎，非常容易，只需要他们指出来究竟是谁在何时何地发起成立了“北大民主沙龙”、“高自联”、“工自联”、“中国茉莉花革命”、“墙倒众人推”巡回画展。
只要李洪宽、赵岩、蒋杰能指出上述事件的另一个发起人，我都会立即承认是我撒谎、吹牛。
只要李洪宽、赵岩、蒋杰们能提出一件他们曾经也发起过类似的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事件，或者敢于说他们今后的一生能做出一件我曾经发起的运动，我都不算他们就是口炮党！
我成就的这些事业，是他们一辈子都不曾做过，将来也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我还需要跟他们吹牛皮、编造历史吗？
我做出的那些推进中国民主自由的事，即便我不去说，总有一天会载入中国历史的史册，会让子子孙孙都铭记在心。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还需要去争什么名夺什么利呢？
朱德的扁担是木头或竹子做的，可以被人盗取。
刘刚的历史是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是写在了互联网上，是铭刻在人的心中。不是那些宵小之徒可以随便拿去贴在脸上顶在头上的。
我写出我上述的故事，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无聊。我写出这些，绝不是要跟某些人抢什么功，我认为那些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功劳，而是一个人争取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所必须付出的努力，是我做人的起码条件，没有这些自由，我的生活就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一头猪。
我只是在争取我自己的人权，我在为我自己创造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如果我不去为我本人的这些基本人权和自由去抗争去奋斗，那我就不配做人！
说实话，如果我当年没有将那个红色封皮的密电码吞到肚里，我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折磨！
如果我在六年的中共监狱里出卖过一位朋友，哪怕是有一个人因为我招供而被逮捕或判刑，我都没脸活在这世上！
如果我在我讲述的历史故事中有半句假话，我都会无颜再见我的子子孙孙！
如果我也是将他人做过的事写进我自己的简历，哪怕只有一件，我都会立马切断我的手指来惩罚我的剽窃行径！
历史不容抹杀！
在互联网时代，历史也根本不可能被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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