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大民主沙龙（2）：嘉宾许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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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6 21:15:22 [点击:241]

1988年5月4日在北大举办的第一次民主沙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国内外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国外和港台的报刊都全面细致地报道了这次沙龙，我和方励之的照片还被一些刊物登在封面上。更有许多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我，要求到北大民主沙龙演讲。于是，我见好就上，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民主沙龙。我先找了许良英，邀请他作为嘉宾去参加我们的第二次民主沙龙，时间是下一周的周三，也就是5月11日下午三时，地点依旧是北大塞万提斯像前的草坪。许先生早已经了解到我们的五四沙龙的盛况，一听到我邀请，他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并对我在五四那天没有邀请他，颇有微词。

从许先生家出来后，我又去了相邻的范岱年家，也邀请范先生作为第二次民主沙龙的共同嘉宾。记得我是同黄海新一道去的。范先生也非常愿意前往助威。

我之所以要请两位知名学者作为我们第二次民主沙龙的共同嘉宾，是因为我感到许先生的方言太浓，我去他家时通常都得带上一个浙江人当翻译，或者是由许先生的爱人王来娣帮我翻译，不然，我很难听懂他的浙江方言。另外是我担心许先生的身体，他那时已经七十高龄了，又患有青光眼，届时万一生病去不了，那可就让我在北大人面前失去信用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想要到我们民主沙龙演讲的学界泰斗已经排了一大窜，我一旦不能将他们按顺序地都请来，那些没请到的或者是请晚了的，非得指责我水平低，低得不回端平一碗水。

后来，许先生知道我又同时邀请了范岱年，他颇有些生气，说我不重视他。想来也是，在许先生眼里，中国的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里，他不算是主帅，至少也得是个副帅。可是在八七年初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里，邓小平连连点了四个人物，将方励之，王若望，刘滨雁，和王若水分别开除出党或劝退，居然也没有点到许良英老先生，这让许老先生非常不满，非常生气。刚刚被邓小平给忽略了一回，紧接着又让我给藐视了一回，那还不真得把老先生气出病来不可。也罢，为了让许先生高兴，我就答应他要大大地尊重他一回，让他一个人到我们的百草园来一花独秀。我不得不同范岱年先生作了一番解释，获得了范先生谅解。但我仍然希望范先生能随时做好准备，万一许先生因故不能前往北大沙龙时，范先生届时务必要去救场。

许良英先生在早年曾经是浙江省地下党头面人物，也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的许多学生，部下，和牢友都已身居要职。中共的头面人物们都对许先生尊敬有加，给他的待遇据说是部长级科学家，逢年过节也会去拜访他。若不是这老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他早该弄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了，至少也该弄个师长旅长干干了。解放后，许先生专心研究学术，专攻科学史，曾组织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那是我上大学时放在枕边用来催眠的书。文革后，他又转行专攻民主理论，他把民主理论当成了方向盘和毛泽东思想，每每见到我，他都劝我要刻苦攻读民主理论，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可我也从来没有按照他的教导去攻读那些大部头的理论，我倒是认为我的民主实践有助于他的民主理论探索。当然，我从来不同他争论，在他的理论和为人之间，我更愿效法他的为人，我也更欣赏他的耿直倔强的个性。

五月十一日下午，我和陈杰一道去接许先生。待我们一同来到北大时，塞万提斯像前的草地上已经有我的一些朋友聚在那里了，但地点却不是上周我们聚会的草地，而是离开那里有十几米远的另一片草地。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在五四那天聚会的地方，已经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几个喷水器，为了不成为落汤鸭，我们也只好转移一下阵地了。许先生年老体迈，为了不让许先生跟我们一样地坐在地上，我事先让我的北大物理系校友带来一个小凳，我请许先生坐在登上给我们讲演。可许先生坚决不肯，他说，平等就是民主的基石，他坚持要与我们平等。随后，他就双腿盘坐在地上，开始给我们讲起他潜心研究的民主理论。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浙江方言，我也不是很懂。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些什么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什么多数决定，有洛克，有亚里士多德，还有什么古希腊。

后来，外围的人渐渐地走了，剩下的多半都是我的同学和铁杆朋友，这些人即便听不懂，也不会走，因为他们就是我安排的托，是在用他们的身体来组成一个会场和舞台，是要在冷场的时候坚持捧场。有几个哲学系的学生在与许先生探讨那些象牙塔里的高深问题。

这时，张虎鹰见人们发言不是很踊跃，就又一次站起来开始传播推广他的“土匪经济学”。他除了大讲特讲私有制对保障人权和实现民主的重要性，他还说在中国更重要的是实践民主，而不是坐而论道，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指导我们实践的经验和理论。在88年那会儿，在人们的意识中，私有化就如同资本主义洪水猛兽一样。一听到张虎鹰鼓吹私有化，许老先生立即勃然大怒。许先生大声呵斥张虎鹰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私有化？”随即，他们两个唇枪舌剑地辩论起来。

许先生那会儿还不知道张虎鹰是我最信得过的幕后军师，他见张虎鹰不像学生，又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许老先生凭着他多年地下党的经验，就判定张虎鹰是共党奸细，是到我们这里捣乱破坏甚至是来搞国会纵火案的。幸亏那天在许先生面前没有桌子，如果有的话，那一定会被许老先生拍碎了不可。

那天，由于要求讲话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也就让大家随便发言，随便提问，我一直都只是听，并不讲话。但这时我看到沙老太跟阿庆嫂打起来了，我就急忙站起来劝架，我先制止张虎鹰继续讲下去，随即我感激许老先生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民主理论课，我相信这会对我们的民主实践活动有指导意义。同时我说，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民主实践，并不是坐而论道。看看我们前一周集会的地方，正是由于有了我们的集会，那片几近干枯的草地又逢人工及时雨。这证明我们的活动至少能够推动中国的绿化建设。随后，我宣布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并希望大家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次聚会。

将许老先生送回家后，他还是让我去了解张虎鹰的背景。我告诉他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许先生才减少了对张虎鹰的疑虑，但还是告诫我要谨防坏人捣乱破坏。我一向乐于向许先生学习我党地下工作的所有成功经验，但对张虎鹰我一直都是倍加信任，我跟张虎鹰能商量的事和能讲的话，跟其他人大多都不能说，跟许先生也不说。可想而知，许先生有关要警惕张虎鹰的告诫，在我面前算是白讲了。当然，他那天讲的那些民主理论，我也多半没有听进去。如果我来美国后听从一些人的劝告，象王军涛那样弃理从政，转学政治学理论，或许许先生的那堂讲座对我会有些益处。我一向是重实践，轻理论的。我对人们到这个民主论坛来谈论设么话题并不太看重，我只管搭台，请人唱戏。甭管什么戏，只要能将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就成。就像当年的总设计师老佛爷指出的那样，人多就能办大事。坦白地说，我那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集会的这种方式来争取集会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我不介意集会的内容，我只要和平集会的这种形式。

2007年5月17日晨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