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本写于2007年5月9日，并发在《独立评论》上。但《独立评论》论坛的早期文章已经不复存在了。
2007-05-09 21:54:53 [点击:334]
1988年5月4日，既是中国传统的青年节，又是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日。北大和中共官方都准备在北大举行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铁定到北大捧场。北大甚至希望有更高层的领导人如总理李鹏到场庆贺。李铁映曾经多次到北大讲话，但每次都赢得了北大学生的嘘声。李铁映对北大的嘘声是耿耿于怀，恨之入骨。我听说李铁映这一次又要求北大校方确保在他讲话时不再发出满堂倒彩嘘声。对此，北大校领导向李铁映保证能让到场学生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发出热烈掌声，但不敢保证完全制止北大的嘘嘘声。我听说这些事后，真为北大校方用如此屈膝媚上的方式来纪念北大的五四和校庆而感到汗颜，我为北大校方彻底背叛蔡元培校长所开创的民主自由德先生赛先生的传统校风而愤怒。这激起了我要在北大发起我们自己的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的校庆活动。
自98年1月开始，我一直协助张永谦教授组办新启蒙沙龙。我认为那个新启蒙沙龙对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把新启蒙沙龙的经验在更广泛的范围推广，中国的团结工会也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计划以北大校庆为契机，在北大发起定期定点的飞行集会。明白人都看得出，我那时的许多想法和语言，大多是从中共党史课上学来的。
自5月1日起，我开始同我的一些好友策划我们的民间校庆活动。我分别找了张虎鹰，陈杰（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居澳洲，我将另外著文讲述他的故事），以及我在物理系的一些同学黄海新，荀坤等人，跟他们详细介绍了我的想法，征询他们的意见。最后我形成了我们的行动方案：我们以物理系师生的名义，邀请北大物理系教师李淑娴，及北大物理系校友方励之来北大与我们一起纪念北大校庆。时间是5月4日下午3点，地点是北大三角地或是塞万提斯雕像前的草地。
北大的人都知道，三角地是北大的敏感地带，是北大的自由民主圣地，就如同北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圣地一样。但三角地地域狭隘，人员拥挤，如果我们在那里举办民间校庆，难免会失控，甚至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所以我又提出了北大蔡元培雕像前和塞万提斯雕像前的两处草地作为备用地点，待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后再做定夺。我自进入北大那一天起，就对北大的蔡元培雕像和塞万提斯雕像情有独钟。对蔡元培校长能够多次为营救北大学子，不惜同军阀政府对抗而格外钦佩。至于塞万提斯雕像，我更加喜欢，虽然那个塞万提斯雕像的佩剑已经被人折断了，但那个雕像的行侠骑士风格依然依稀可见。每每我去那个雕像处，我都要折一根树枝，塞到他那丢了剑的手里，这样，我好像又看到了他再度持剑战风车。
5月3日，我同陈杰一道去方励之家，向方励之夫妇介绍了我们的校庆纪念计划。那时，方励之家一向比较敏感，我每次去他家通常要带上一两个小舰队成员，以便放哨望风，同时也可以顺便接受方先生的栽培。我的好朋友荀坤，刘心野，丁凡，黄海新，陈杰，龚自忠，饶小雷等人，都在先后的不同时期担任过这一角色。这一次也同以往的每次邀请方励之一样，我没有向他们详细介绍有关飞行集会草地沙龙的计划。我只是邀请方励之到北大同物理系师生聚会。地点可能是三角地或是勺园的塞万提斯雕像前的草地。如果我同他们讲述的太多，我担心那会为官方将方励之夫妇打成幕后黑手提供证据。方励之夫妇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我还是有些担心一旦校方了解我们的集会，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方励之进入校园。我详细问了方励之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和行动路线，我才了解到他们夫妇已经接到邀请，5月4日去参加物理系的校友会校庆活动，可是物理系当时并不在北大校园内，一旦学校关起门来，还是有可能将他们挡在校园外的，就象那次阻拦方励之参加美国大使馆组织的欢迎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宴会一样。我还了解到，那天方励之夫妇会去参加物理系校友在勺园举办的餐会。针对这些轻情报，我又制定了另一套绑架方励之入会的预备方案。这一方案主要是召集一些彪形大汉，在五月四日一路紧随方励之，一旦方励之被阻拦在校外时，就强行将方励之拥入校门。这一招，还是我从杜鹃山的劫法场学来的。当然，我没有将这劫持计划告诉方励之，我担心他们夫妇知道了会临阵退却。
离开方励之家时，我几乎要兴奋地唱起来了，真想唱一句：“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
从方励之家出来，我立即分头布置。我先通知张虎鹰吴蓓夫妇，让他们尽快去通知他们的朋友。
我然后去北大。那时我在北大各地的秘密联络点，虽说没有三百多处，但三十几处还是有的。我最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南校门口的25楼，29楼，39楼，30楼，41楼，46楼。25楼是我曾经住过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北大的民主圣地，自由摇篮了。那座楼里住的博士生们，大多都认识我。在我住那里时，那座楼是北京公安局监视的重点，一层楼进口处有十几个房间都被警察们包下来作监视哨了。我本来去25楼找黄海新，但刚巧那几天他借着五一假期溜回太原老家了。我就随便敲了几个宿舍门，让他们相互转告我们集会的时间地点。这一办法，我承认我是从着薛德云马哲那里偷学来的。
88年那会儿，电话还很不普及。各个学校宿舍楼里的电话多半是坏掉了，没坏的，也要被一些男女学生抱住不放用来谈恋爱。我只好骑自行车往各个学校跑。我先去了清华大学，通知了冯卫，汪曦华等人，他们都是我在87年学潮时发展的民运干将。到了北师大，通知了刘佳田，他也算是我们小舰队成员。又分别去了人大，政法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大学，让我在那里的朋友们广泛通知，并张贴海报。
我当晚又返回北大，先到29楼找到我的同学荀坤，谢永林，39楼找到张玉珂，让他们尽可能广泛通知联络。我后来知道荀坤联络了语言学院等学校。我随后又去41楼找到徐培，张毅生，和郑义，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曾同住25楼。在1987年推举李淑娴的选举活动中，他们就曾与我密切配合。郑义和张毅生获得北大硕士学位后就留校任教，徐培从北大英语系毕业后被发配到北京气象学院任教。徐培和张毅生对于我选定的地点不满意，他们认为三角地或塞万提斯草地过于开放，人多嘈杂，担心会有坏人搞破坏。他们建议要在教室或宿舍楼的活动室举行。我坚持要在开放地带作为我们的活动场地，这可能不便于我们控制会场秩序，但也不便于警方干扰破坏，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培养更多的人才。他们继续同我争论。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一飞行集会将周期性举行的计划。我相信，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一长远想法，他们那一天或许不会同我争论那么长时间，我也就会有时间再通知几所其它学校。他们稍后作出了一些妥协，建议改在苹果园内进行。苹果园是位于北大经济系门口的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其内有几棵苹果树，有一圈石蹬。他们俩说那样可以设人把门，由我们发门票，我们不认识的人不得入内。我坚决不接受他们的建议。我解释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开放性的论坛来联系更多的人，而那个苹果园也就能容得下几十人，人去多了必定给当局造成口实封杀我们。而且在那个封闭的场所，会让一些参加者感到有风险，并因此而感到恐惧。更重要的是当局可以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或者秋后算账。他们俩见无法说服我，就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并说他们已经有两票，我只有一票，应该接受他们的方案。我跟他们说这件事不是多数决定的问题，就象不能将我已买好的饭菜来通过投票来表决是否要由你们来吃一样。如果你们坚持在苹果园来举办，尽管去举办另一场，我愿意前往助威。但我主办的这一场，时间地点已广泛通知，无法改变，欢迎参加。他们俩又提出到荀坤处进行投票，并征求荀坤的意见。他们知道荀坤同我一向要好，或许能通过荀坤说服我改变主意。而我坚持认为，即便他们全部不参加，我们这次五四集会也要按既定方针办。到了荀坤处，荀坤也认为没有必要搞投票，同时建议他们不妨另外在苹果园再举办一次。他们俩还是不放弃，坚持要倒方励之家去说理。那时已经半夜了，我实在不愿在那么晚去打扰方励之一家，但我担心方励之会被他们说服得改变主意，就同意与他们一起去方励之家。
到了方励之家，方励之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就说这不是应该由他作决定的事，他只是被邀请者，至于在哪里开，全听主办者。说完方励之便去他设在另一房间的办公室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了。我们也就不再争论，离开了方励之家。后来，徐培和张毅生一再地批评我，说我喜欢搞黑箱操作，不讲民主。我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我至今认为我们当时搞的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物理系组织发起的，只是需要更多的人参加和配合，并不是让他们来投票或决策的。另外，我们的活动也更是为了抛玉引砖，引导启发更多的人也发起组织类似的活动。
5月4日，我先后又通知了一些学校和一些新闻机构，并让各学校张贴海报。在这最后关头才广泛通知，是为了不给校方和警方留下更多的反应时间。下午3时，我准时来到北大塞万提斯像前，我通知的许多人都已聚在那里。我随后招呼他们在雕像前的草坪上围坐成一圈。我们便开始了讨论。我先讲了一下有关北大传统及五四精神。记得我主要讲我们北大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已经在共产党的统治期间被扼杀了。我们北大的校长是一代不如一代，共产党以前的北大校长都是支持民主，保护学生运动的。而49年以后的校长大多都是积极参与迫害进步学生的。49年以前的北大是历次民主运动的摇篮，而49年以后的北大却是文革的急先锋。这是我们新一代北大人的耻辱。所以我再次呼唤我们的德先生赛先生，呼唤我们的蔡元培校长。
徐培，张毅生，荀坤等人都先后发言。大约过了有半个小时，我看到方励之夫妇向我们走来。我委托的几位物理系同学在后面象便衣一样地跟梢。还好，他们并未受到阻拦，我们的劫持计划也就不用实施了。我将方励之迎进我们围坐的人群中央，并让大家都席地而坐，这样也让后面的人们都能看见在中央的主讲者。这时我们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有人说有上千人，连周围的书上都爬上去许多人。记得我的好朋友于晓就上到了树上，还不时地听他喊：“我们要听方先生讲话。”于是我让方励之先讲。方先生一站起来，就有好多人送过来话筒，方先生讲话时手里捏了有五六支话筒。但我们并没有扩音设备，那些话筒都是一些外国记者送过来用来录音的，在方先生周围的草坪上也摆放了许多袖珍录音机。还有人不断地送过签名本让我转交方励之签名。方励之讲了些什么，我是在是记不得了，因为我那时一心在忙着维持会场秩序，让更多的人坐下，让那些想签名的人等到会后再签。随后，李淑娴也讲了几句。
后来要求发言的人太多，我只能要求大家举手，再由我指定一个发言者。
记得那天王丹也在场，他去晚了。他几次举手，我都没有让他发言。后来王丹跟我说他有事要走，要求先讲几句，我就让他讲了。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讲完就走了。
那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来自金融所的几位研究生。我料定是张虎鹰通知的。记得其中的一位讲，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必须得先有私有化，否则，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象是在一条铁轨上跑的火车，如果民主自由和四个现代化并不在我们行进的铁轨上，我们的火车跑得再快，也不能将我们引向目的地。看来，他们还真不愧是张虎鹰的高徒，到北大来普及土匪经济学来啦。
后来，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讲。大概到五点半左右，我们这里已经围了很多人。再继续下去，我担心难以维持秩序，于是我站起来宣布，我们的这次集会到此结束，我感谢方励之夫妇参加我们的集会，我并号召大家以掌声欢送方励之夫妇并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激和敬意，我还号召愿意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可以留下来继续讨论。
我刚一讲完，立即有许多人围上来，继续向方励之提问题，有些人更把话筒伸到方励之面前，就像生怕漏掉每一句最高指示一样。还有更多的人将签名本塞到方励之手里，让方先生签名留言。
拿到方先生签名的人都兴高采烈，但还是不肯散去，而后面的人则拼命往前挤，以便近距离聆听方先生讲话。不一会儿，人们将我和方励之夫妇挤在中间，使得方励之已经没法写字签名了，我见他被挤得都有些呼吸困难了。于是，我立即招呼那几位被我安排用来劫持方励之的象暴徒一样的大汉们，让他们保护好方励之夫妇。听我这么一招呼，立即有四五个大汉同我一道前后左右架住方励之，才使得方励之减少些挤压之痛苦。但我们在那里左冲右突，还是无法突围出人群。我就又招呼了几位大力士，让他们在前方打开一条通路，我并向周围人群喊道：“请大家不要拥挤，让开一条路，我保证让方先生给每个人签名。”待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下，我让那几位匪徒保镖架着方励之跟随我向勺园方向突围。我们几乎是一路架着方励之走了有两百米，来到了勺园和北大西校门之间的一个凉亭里，我又让那几位匪徒将凉亭团团围住，保护好方励之夫妇。随后我让人们沿着凉亭的一条长廊排起长队，接受方先生签名留念。立刻，排队等待签名的队伍沿着长廊排起了大概有三四列纵队，从凉亭一直延伸到了西校门，有一百米长，真是壮观。这时，哪几位匪徒已经满头大汗，但丝毫不敢怠慢，依然手拉手守护着凉亭，就好像五虎上将护卫皇叔皇嫂和后主阿斗一样。我真想给他们每人到一杯酒。但我知道革命尚未成功，我依然感到有些紧张，更有些后怕，万一在这时有警察或校卫队借机介入平暴，我和方励之自然就是暴乱的罪魁祸首了。幸亏了我安排的劫持赤卫队，最终在这里派上用场了。
我不时地向百米长队的队尾窥测，发现人们还不断地加入，而队首却是在漫漫地前进。我想，这种签名可得签到猴年马月啊。于是，我向凉亭内喊：“方先生，只签名，别留指示啦。”果然，队伍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我们还是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这百米长龙吃掉。
方励之签名的时候，我就不住地在内心责备自己。我今天在散会的时候真应该在最后再喊上一嗓子：“同志们不要乱，让列宁同志先走！”就少了这么一句，就离动乱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希望那些想在中国组织类似集会的人，一定要汲取我的经验教训。不光是要能够将列宁同志请来参加集会，更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列宁同志。切不可虎头蛇尾。
在签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几位我请来的外国记者不断地跟我打听内部秘密消息。记得安莎社驻京记者巴巴拉最感兴趣的是要找到那几位金融所研究生，以便更详细地了解报道他们的“土匪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渊源。我打发她去找“土匪经济学”的鼻祖张虎鹰了。
待到方励之打发了那个百米长龙，天已经黑了。我立即护送他们离开学校。这时，我看见塞万提斯像前的草坪上还有许多人在那里留连忘返，继续讨论着，争论着。
记得那天王丹也在场，他去晚了。他几次举手，我都没有让他发言。后来王丹跟我说他有事要走，要求先讲几句，我就让他讲了。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讲完就走了。
那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来自金融所的几位研究生。我料定是张虎鹰通知的。记得其中的一位讲，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必须得先有私有化，否则，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象是在一条铁轨上跑的火车，如果民主自由和四个现代化并不在我们行进的铁轨上，我们的火车跑得再快，也不能将我们引向目的地。看来，他们还真不愧是张虎鹰的高徒，到北大来普及土匪经济学来啦。
后来，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讲。大概到五点半左右，我们这里已经围了很多人。再继续下去，我担心难以维持秩序，于是我站起来宣布，我们的这次集会到此结束，我感谢方励之夫妇参加我们的集会，我并号召大家以掌声欢送方励之夫妇并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激和敬意，我还号召愿意参加我们活动的人可以留下来继续讨论。
我刚一讲完，立即有许多人围上来，继续向方励之提问题，有些人更把话筒伸到方励之面前，就像生怕漏掉每一句最高指示一样。还有更多的人将签名本塞到方励之手里，让方先生签名留言。
拿到方先生签名的人都兴高采烈，但还是不肯散去，而后面的人则拼命往前挤，以便近距离聆听方先生讲话。不一会儿，人们将我和方励之夫妇挤在中间，使得方励之已经没法写字签名了，我见他被挤得都有些呼吸困难了。于是，我立即招呼那几位被我安排用来劫持方励之的象暴徒一样的大汉们，让他们保护好方励之夫妇。听我这么一招呼，立即有四五个大汉同我一道前后左右架住方励之，才使得方励之减少些挤压之痛苦。但我们在那里左冲右突，还是无法突围出人群。我就又招呼了几位大力士，让他们在前方打开一条通路，我并向周围人群喊道：“请大家不要拥挤，让开一条路，我保证让方先生给每个人签名。”待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下，我让那几位匪徒保镖架着方励之跟随我向勺园方向突围。我们几乎是一路架着方励之走了有两百米，来到了勺园和北大西校门之间的一个凉亭里，我又让那几位匪徒将凉亭团团围住，保护好方励之夫妇。随后我让人们沿着凉亭的一条长廊排起长队，接受方先生签名留念。立刻，排队等待签名的队伍沿着长廊排起了大概有三四列纵队，从凉亭一直延伸到了西校门，有一百米长，真是壮观。这时，哪几位匪徒已经满头大汗，但丝毫不敢怠慢，依然手拉手守护着凉亭，就好像五虎上将护卫皇叔皇嫂和后主阿斗一样。我真想给他们每人到一杯酒。但我知道革命尚未成功，我依然感到有些紧张，更有些后怕，万一在这时有警察或校卫队借机介入平暴，我和方励之自然就是暴乱的罪魁祸首了。幸亏了我安排的劫持赤卫队，最终在这里派上用场了。
我不时地向百米长队的队尾窥测，发现人们还不断地加入，而队首却是在漫漫地前进。我想，这种签名可得签到猴年马月啊。于是，我向凉亭内喊：“方先生，只签名，别留指示啦。”果然，队伍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我们还是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这百米长龙吃掉。
方励之签名的时候，我就不住地在内心责备自己。我今天在散会的时候真应该在最后再喊上一嗓子：“同志们不要乱，让列宁同志先走！”就少了这么一句，就离动乱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希望那些想在中国组织类似集会的人，一定要汲取我的经验教训。不光是要能够将列宁同志请来参加集会，更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列宁同志。切不可虎头蛇尾。
在签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几位我请来的外国记者不断地跟我打听内部秘密消息。记得安莎社驻京记者巴巴拉最感兴趣的是要找到那几位金融所研究生，以便更详细地了解报道他们的“土匪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渊源。我打发她去找“土匪经济学”的鼻祖张虎鹰了。
待到方励之打发了那个百米长龙，天已经黑了。我立即护送他们离开学校。这时，我看见塞万提斯像前的草坪上还有许多人在那里留连忘返，继续讨论着，争论着。
自那天起，就有人给我们的集会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方励之一直称其为“草坪沙龙”或“飞行集会”，另有人称其为“北大自由论坛”，还有人称其为“民主沙龙”。而我则称其为“百草园”。这倒不是因为这名称更文雅，主要是因为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北大的这片自由的草地上要种上它一百只毒草，期待着有一天能结出一百朵自由之花。
我相信所有参加这次草地沙龙的人，都度过了最有意义的一个北大校庆，有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更有一些人从此走上了为中国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不归路，这其中就有陈杰，邓勇，邵江，荀坤，徐培，张毅生，武运学，王丹，肖旭，黄伟文，等等等等。我在今后的文章中，还会陆陆续续地讲到他们。我也希望所有那些信神经历过我们民主沙龙集会的人们，都能帮我指出我的回忆中的各种失实不妥之处，以便让更多的人同我们一道来分享我们曾经经历的欢乐时光，吸取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刘刚
2007年5月15日于纽约。
我相信所有参加这次草地沙龙的人，都度过了最有意义的一个北大校庆，有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更有一些人从此走上了为中国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不归路，这其中就有陈杰，邓勇，邵江，荀坤，徐培，张毅生，武运学，王丹，肖旭，黄伟文，等等等等。我在今后的文章中，还会陆陆续续地讲到他们。我也希望所有那些信神经历过我们民主沙龙集会的人们，都能帮我指出我的回忆中的各种失实不妥之处，以便让更多的人同我们一道来分享我们曾经经历的欢乐时光，吸取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刘刚
2007年5月15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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