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金融产业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将必推动中国逐渐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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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止为民运组织站台造势

海外中国人、港台在过去的33年里，年复一年地大搞六四纪念活动。殊不知，六四纪念活动也早已成为中共大力宣扬其间谍特务的重要活动。每次纪念活动，都会涌出一大批新人新领袖，谁能被授予新领袖头衔，也由中共特务完全控制。

海外搞的六四纪念活动，名为纪念六四死难者，实际上早已演化成为那些中共特务树碑立传，将某些卧底天安门运动的中共特务造假秦城监狱坐牢，掩盖他们对六四民主运动的破坏，而将他们吹捧成六四运动的主要领袖。李进进从来都不曾在秦城监狱坐牢，王有才在秦城监狱不过是被关押不到两周，却被说成是被关押20个月。这些人就是通过年复一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将他们的领袖地位吹得越来越大，将他们的神位哄抬得越来越神。

说不好听的，“8964”这个品牌早已成为中共的品牌，成为中共谍战的有力武器！

金融理论中一个著名的定律可称之为“大众定律”，意思是说在股票市场中，如果存在有高精尖计算支持的银行系统参与股票炒卖，那么，小股民的群体运动方向总是错误的。炒股票就要同大众群体的运动方向逆向而行。

打个比方，如果海中存在一个专门吞噬高密度小鱼群的大鲨鱼，那么，小鱼群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是最容易被大鲨鱼吞噬的地方。

同理，在共谍占有绝对的舆论操控和情报优势的谍战战场上，大众的运动方向一定是被中共掌控和引导的。大众青睐的所谓“反共领袖”基本上就是中共刻意打造的假反共、真共谍。如果中共有能力有动力制造这种“反共”领袖，那么，那些众所周知的所谓“反共”领袖就基本上是共谍或其代理人，以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为中共服务！

我们民间没有能力使用宣传手段去打造什么“反共”领袖，我们能够同这种共谍对抗的方式就是不再帮助这些共谍去造神，不去追捧和帮助任何众所周知的“民运”领袖，更不要成为那些“反共”领袖的拥泵或追随者，而是要尽力地让所有的“反共”领袖们都成为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那么，对待海外民运组织，我们就是要坚决抵制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不参加这些民运组织，不参加民运组织的任何活动，不给他们捐款，不为他们站台，不吹捧他们的领袖，不帮助民运组织去造神，甚至就是抵制他们组织的各种“六四”纪念活动。

同时，我们要形成这样的舆论氛围：但凡有人通过口炮或舆论宣传将自己打造成“反共”领袖和中国人民的救世主时，我们就要坚定地认定那是个邪恶之徒，是毛泽东的备胎，就要坚决地将他拉下神坛，这包括所谓的

民运之父魏京生

民运之子王丹

民主女神柴玲

中国民主党缔造人王有才

中国基督教救世主傅希秋

我这样讲，很多人就认定我是蓄意攻击民运，攻击民运领袖。

不，我不是攻击民运，不是攻击民运领袖。我是主张坚决取消所谓民运，坚决不承认任何民运领袖。

2. 海外民运领袖都是大小毛泽东

那些坚持搞什么民运的人，无一不是中共流毒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搞的依旧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就是排斥信仰自由。一个主义的结果必定是思想和信仰的专制。

一个政党：无非就是结党营私，无异于时刻准备占山为王的土匪，一群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再通过政权来强取豪夺的海盗团伙。

一个领袖：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基础上所打造出的领袖就必定是独裁暴君。

中共宪法在前言中就明确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化。

中国民运，完全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和运动的翻版。只有毛泽东这种土匪暴君才热衷于什么运动。

毛泽东坚信运动是永恒的，而静止则是暂时的。但正常的人类社会则是需要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要避免反反复复的运动。运动就如同空气中的旋风，江湖中的湍流，其破坏作用要远远大于对社会的推进作用。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搞什么运动。

社会中的运动只能是暂时的，群众运动也只能是自发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长久维系。只有独裁者通过暴力政权发动的运动才可能持续几年，诸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国自发的群众运动，通常就是民怨在瞬间的集体爆发，而且都会在瞬间被化解，或被镇压。

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在中共政权的统治历史上维系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那也就是持续50天时间。之所以能持续50天，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党内的争斗使得中共政权对暴力镇压无法在短时间达到一致，从而给民众运动提供了较长的生存空间。但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让暴政政权瓦解，就必定会导致自我熄火甚至毁灭。

这是群众运动的常态和必然结局。

可是，经历了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很多中国人就认定这种运动会象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三、五年就会自动地来一次，还有很多人象算命大仙一样地宣扬中国逢九必乱，坚信天安门民主运动会在1999、2009、2019、2029重复爆发，而且一定能通过这种运动来瓦解共产党暴政。

只有受毛泽东流毒的毒害的人以及毛泽东的崇拜者才能有这种期盼和幻想。

群众运动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其自发性、随机性、不可控制性、不可预期性。

这种运动本身就是双刃剑，它既能伤害专制政权，又能捣毁人文道德，让专制政权循环往复。

不可控群众运动是弊大于利，而且无法长久维系，不可能维系几年。

可一大群民运领袖就是抱定了要象毛泽东那样终身从事什么运动！

这些民运领袖们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民主运动组织，仅仅是挂着中国民主党招牌的就有几十家之多。

他们就是靠着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的运动组织和所谓政党来造就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式的领袖，而这些组织和领袖们所从事的运动无非就是骗吃骗喝骗钱骗捐，更是骗一群愚民，向愚民们灌输能够通过夺取政权来升官发财！

被这些民运组织所招募的那些党员们就是在野的共产党，就是期盼着有朝一日在中国成为占山为王的土匪团伙的一员，不过就是要占领全中国、统治全体中国人的土匪强盗。

这些民运组织对中国人的启蒙和教育同中共组织对人民的驯化没什么两样，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土匪头子而已。

有人见到我的上述评论就认定我是民主取消派或不行动派。我不是主张民主取消派，或是主张不行动派。我只是建议取消民主运动派。民主不是通过运动能够加以实现的，也不是通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能够实现的。

3. 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区别是权力分布的均匀程度

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权力分布的均匀程度。

最纯粹的专制是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其他平民百姓没有任何权力。

最纯粹的民主制度是权力分配的均等，比如，如果每人都得到同等时间当皇帝，或者有同等机会当皇帝，虽然是专制模型，那也应该算是民主制度。

一个专制集权制度就是某部分人享有过高的权力，而大多数人享有的权力过小。

如果画出权力按照人头分布的曲线，专制社会的曲线接近于德尔塔函数，而民主社会的权力分布曲线接近于平缓的直线。

打个比方，一个社会的权力分布曲线就象一座高山，有一个最高峰，那就是极权者。

集权专制社会的权力分布曲线就是这座山尖特别地高，而其他人的权力都接近于零高度。

民主社会的权力分布曲线则是一条水平线，或者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水平线，高峰和低谷的差距不是很大。

通过运动改变权力分布，一般是将权力分布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权力分布曲线不过就是德尔塔函数的峰值作了一个平移，依旧是极权专制。

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夺取政权道路，那不过就是为这个权力分布的平移事先就准备了平移的方向和人群：那就是由那个政党的人群掌握更大的权力，而那个政党领袖成为理所当然的新皇帝。

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人都会作出什么虚假承诺：一旦由他们掌权后，他们会将权力移交给全民。

这种政治承诺，几乎就重来不曾兑现过。没有哪个集团或领袖通过奋斗一生终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又拱手将权力让出来。

既然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就没有任何手段和办法逼着他们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

所以，在追求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就应该让每一步都能从极权向平权过渡，而不是让某些人获得极大的权力，更不能相信某些政党和领袖们所作出的任何政治承诺。

就是说，让一个极权体制走向平权体制，就是要不断地让权力分布曲线逐渐过渡到更加均匀平缓的权力分布曲线，而不是让权力分布曲线的峰值进行平移。

4. 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的有效途径：权力离散化（挖山填海）

那么，我所提倡的瓦解专制的方式是权力的离散化，就是让每个普通人都力争使得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让那些拥有比平均权力更大的人逐渐消减权力。

平民放弃自己本应拥有的天赋人权，那就是对极权专制做出了贡献。不管你是将自己的权利附加给当权者，还是拱手献给某个自称的反对派领袖。

从权力分布曲线来讲，权力离散化就是要将权力分布的高峰不断被降低，而让那些权力最低谷的人们的权力不断被提高。可以更形象地说：

权力离散化就是要挖山填海。

总之，运动就不是通往民主制度的必由之路。

拥戴领袖，组织政党，宣传一个主义，那往往是走向另一个专制政权。

而权力的离散化，就必定会逐渐削弱专制，逐渐过渡到民主制度。

在毛泽东时代，个人的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和财产权。而今，知识产权在逐步扩大，而知识产权是装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是天然私有化的，很难被公有化。

愛憎分明@vxUK3Ylb8M6eY7f：有没有想到中国大陆，会以何种方式去实现民主？期待出现大陆的李登辉？

大陆是出现李登辉，还是戈尔巴乔夫，或是叶利钦、瓦文萨、蒋经国，都有可能。但那都是随机事件，不是能够通过人们的期望就能产生的，更不是可以通过人们呼喊就会出现的。

讨论随机事件的可能性，或者是期待随机事件的发生，那就如同去赌场赌博一样，平均来说是要让人失望和输钱输时间，平均期望值（Expected Value）就是输。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属于资源型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人们进行简单的劳作，将各种自然资源化成各种生活必需品。这种简单再生产可以实行奴隶化或监狱化管理：生产者象畜生一样耕作，但只是获得能够维持简单生计的报酬，所有收入都归中共政权掌控，这种政府的权力相对于百姓来说就是显得无穷大。

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份额加大，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原有的奴隶化和监狱化管理就被逐渐放弃，在市场竞争体制下，企业的盈利同合理的分配相关，就是说如果实行掠夺式税收，政府的总税收将会下降。进行监狱化管理就失去创造性，就无法长久生存。这自然就提高了普通人的收入，使得政府的收入相对缩小。

更重要的是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的增加，必然增加高智能人群的收入，中共政权无法对高智能人群实行掠夺式税收，否则这些企业无法参与国际竞争。

如果中国的金融业放开，政府基本上就会失去对金融业的完全控制。

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会大大地削弱中共政权对国家资产控制的相对比重，而且会逐渐推进中国国家政权管理者的科学化管理，也就是要遵守这些高科技行业的管理方式。

这都会缩小中共政权的相对权力。

5. 中共传宗接代五代，专制的力度在几何级数下降

到目前，中共领袖已经经历了五代传宗接代：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实际掌控的权力是在成几何级数下降。

毛泽东时代是一人独大，邓小平时代就成了邓小平和陈云的并肩王，江泽民时代至少是变成了七常委平权，胡锦涛时代可以说政治局委员都能有一定的制约权力，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各行各业的大佬大腕都敢背地里说不了，这才有了“妄议中央”罪。

习近平要开倒车，先死的一定是开倒车的司机。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中共政权将面临两难选择：是扩大中共的对权力和财产的更大控制权，还是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两者是不兼容的。如果追求经济的稳步增长，就必须遵守市场规则，逐渐减小中共在企业管理和财产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这种权力放弃过程将是不可逆的。

波兰走向民主的过程是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因为波兰的造船工业就是波兰的核心工业，团结工会可以借助于罢工让波兰的统一工人党失去经济的管控权。

中国的产业工人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因为中共将资源都据为己有，石油、矿产等等资源型企业的大头收入都被中共强行霸占。

6. 高科技和金融业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成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人类的生产要素分解成：生产工具、生产原料、和劳动。

如果将生产工具和生产原料统称为“资本”，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将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和劳动。

在这里，马克思所概括的生产要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生产要素，那就是知识产权，或者，我们可以将知识产权纳入到“劳动”中去。

随着高科技、高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知识产权在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有些高智能产品甚至就是全部都属于知识产权创造的，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资本。比如，歌星自编自导自演地制作一个音像视频，这几乎就不需要任何资本投入，但却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盈利。一个电脑工程师发明一个高新算法，可能大大提高搜索功能，或大大提高管理的效率，这都不需要什么资本投入，就能创造巨额盈利。

对这样的高智能产品，专制政权无法强行占有这些纯智能产品的利润，这就使得中共政权无法利用资本或权力对高智能人群进行掠夺式的剥削。

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是智能型产业，中共无法掠夺大头，中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让高智能企业的科技人员获得同国外同类人员相近的工资。这些高收入的高科技人员就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可以去国外另谋高就。

所以，中国的高科技人员将会成为象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地去同中共政权争夺更大权力。融业的银行家和精算师们。他们的势力将会比波兰团结工会的实力更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前途充满希望。同时也要放弃对魏京生所代表的什么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领袖的期望，他们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作用。

中共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学到的不是如何消灭资本的剥削，而是学到了如何利用资本来剥削劳动者，那就是霸占全部的资本，让劳动者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

但是，在高科技和金融领域，创造财富的主要要素是人的智慧，是知识产权，以及人的主动创造性。中国没法强行霸占这些生产要素，中共政权当然可以强行霸占这类高科技行业所创造的大头利润，但那样做的后果就是高科技人员跳槽国外企业，或者就是消极怠工，企业就失去创造力，失去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些企业就必然会破产。

所以，如何掠夺高科技行业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将是中共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如果中共政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共政权控制国民经济中总财富的份额就会逐年相对递减，中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国百姓的财富就会逐年增加。那么，中共政权的权力就会逐年被削弱。这就必然会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

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有先实现私有化，才能逐渐走向民主制度。

中共搞公有化，只能是对固定资产的公有化。

同样，私有化也只能是对固定资产的私有化。

在100年前的人类社会，固定资产是资本的大头，在生产要素中占大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要素已经从资本+劳动转换成“知识产权+资本+劳动”，知识产权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是天然私有化的，中共政权无法对知识产权进行公有化。

那么，随着自然资源和固定资产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中共所能强行霸占的财富就越来越小。

即便不进行私有化，中共的控制权力也会逐渐被削弱。

想想看，比尔·盖茨、巴菲特、巴斯克等等富豪，都是通过某些高科技使得自己成为巨富，他们通过高科技就积聚富可敌国的财富。

中国有十亿人，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国将来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巨人，再过二十年，中国如果有100个高科技巨人，其财富就会超越中共政权所霸占的全部财富。到那个时代，中共几百万军队就仅仅是一堆人肉，中共的枪杆子就是一堆烧火棍。中共还有什么资本搞极权专制啊？

任何极权专制都是建立在对社会财富的绝对占有的基础之上。

但是，高科技、高智能、金融业、和市场竞争机制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类的财富越来越向高智商人群集中，这种高智能财富是产生于人的大脑，而且是自由化基础上的大脑。专制者如果要剥夺这种高智能财富，就意味着首先要剥夺人的自由思考的大脑，那无疑就是在消灭高智能财富。

7. 专制集权的类型

当代的专制制度可分解成如下的两种类型：

1. 朝鲜化的专制，就是经济完全停滞的专制，这是一种超稳态的专制。但这种专制体制将被人类社会彻底孤立，长期坚持下去，整个国家将会被人类社会彻底淘汰。

2. 自然资源占国民经济主要支柱的国家，诸如中东石油国家。

上述两种类型的共同特性是高智能财富站国民经济的总财富的比重很小。

那么，只要是高智能财富的比重能够逐渐增加，这些专制集权体制就必然会瓦解。

中东国家是以出卖自然资源为全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国家政权可将自然资源据为己有，这使得皇权专制可以继续维系。但是，随着全球高智能财富的迅速扩大，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占整个人类的财富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甚至会被高科技所创造的能源所逐步取代。这类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专制政权将逐渐瓦解。

中国的专制是上述两种专制的混合型，而高科技财富是在迅速增加。所以，将会比中东国家更快地实现民主制度。

俄罗斯则是更倾向于自然资源基础上的专制政权，就是普京通过垄断能源来巩固和加强专制政权。

8. 普京向人类证明：专制国家发动战争就是自我毁灭

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暴露出专制体制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面前是不堪一击，更表明那些自然资源的财富同高科技财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普廷的军队，在高科技面前，也成为一堆人肉。如果马斯克愿意，都能迅速组织一个高科技军队，能够摧毁俄罗斯的百万大军。

俄罗斯普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1】专制政权越来越脆弱

【2】专制政权无法通过战争掠夺高科技财富

【3】专制政权无法创造和积累高科技财富

【4】在高科技财富面前，自然资源的财富微不足道

【5】专制政权如果通过战争掠夺他国资源，将是自取灭亡

【6】专制政权如果无法积累高科技财富，专制政权将成为人类的弃儿，整个国家都会被淘汰。

【7】如果允许高科技财富迅速发展，专制政权的相对权力将会越来越小，政治权力对国家的控制力度将越来越小于经济权力或财富对国家的控制力度，国家权力将会缩小，个人权利将逐步扩大，专制体制将会逐渐被瓦解。

9. 维系专制集权的唯一道路是闭关锁国

在毛时代，四人帮曾有一套理论，说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套理论，虽说是空洞无物，但的确是维护专制体制的至理名言。

我这样讲，那几位魏京生的跪拜者一定又会说我是四人帮的信徒了。

四人帮和毛泽东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瓦解极权体制。

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就面临着是选择停滞不前的高度专制体制，还是允许引入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如果选择高度集权专制，中共能够维系在中国境内的超稳态极权，但代价是经济停滞不前，在国际社会成为落后国家，就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同样会使的中共政权被国际社会瓦解。

而选择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放权让利于民间和民营企业，增大个人的收入，增加个人的自由空间，这无疑又使得中共政权的相对权力逐渐减小，最终也是使得中共极权体制的渐进式瓦解。

中共在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都是选择了走改革开放道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今，这种开放式的市场机制几乎是不可逆转。

中共的任何领导人如果想复辟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体制，目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象普京那样地开倒车，对人类宣战，那就无异于是代表中共选择车毁人亡的自杀之路。

bao zhang@baozhan16580515：不認同。也許他是真病了！自己意識不到而已

都是我一家之言，不需要认同。

我一向反感毛泽东。但我还是欣赏毛泽东的两篇著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何能存在？（应改名为中国民主势力为何能存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应该改名为中国各阶层的民主动力和实力分析）

10. 只有“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才能实现权力离散化

我阐明了实现民主制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权力离散化。实现权力离散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要让权力低微的人群扩大自身权力，而让那些权力超过平均权力的人们限制权力。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提高卑微人口的权利和尊严，让那些卑微人口从尊重自己、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做起，改变他们的跪拜意识，不管是跪拜当权者，还是跪拜所谓的反对派，都要唤醒他们挺起胸膛做人，见了任何人都不要跪拜，更不要参与造神。

说穿了，可以用毛泽东的一个口号来概括：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那些中国民运领袖们都已经年逾古稀，当年不过就凭顺口胡诌一句“第五个现代化”就成为民运之父，而且之父当了几十年。连毛泽东都知道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中国的民运之父之母们从来都不曾想过要培养民主事业接班人，至死都认定只有他们才能领导中国民主事业。

kx@kx26789222：唉.你开口闭口都是喜欢毛贼，你这从小被洗脑子里大粪还剩下不少啊。各人类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东西，到你这里怎么变成了处处都是他开创首创了？不用贼的，都不会说话了？这些土匪流氓语言体系还是尽早的抛弃吧，人类几千年中国的罗马希腊阿拉伯的，，改改吧，不要太懒，否则跟老魏差不多了，甚至不如了。

我上述的一系列推文，都是在批判毛泽东一生都坚持的列宁主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帮家伙居然能看出我欣赏毛主义。

我借用毛曾经讲过的话，是因为中国人人人都记得这些话而已。

难道但凡毛泽东说过的词汇就都得成为禁忌词吗？

毛泽东还说过“我们”、“他们”呢，这些词汇就都不能用了？

我在这里再提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仅仅是为了提醒那些还在模仿毛泽东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海外民运们，如果要搞毛泽东式的革命运动，就至少要重温毛的这两篇著作，要分析“革命”的土壤是否存在，“运动”的必要条件是否具备。

bao zhang@baozhan16580515：凡是即罵習近平又罵魏京生的人都是共產黨第五縱隊。罵習近平是掩護，罵魏京生是真實目的。

愛憎分明@vxUK3Ylb8M6eY7f：美国总统的粉都不会说谁骂总统谁是某组织第几纵队吧？

对那些大搞个人崇拜的人，不管是要崇拜习近平还是崇拜魏京生，我都会拉黑。

中国人崇拜习近平情有可原，因为那是在枪杆子面前的被迫下跪。

但是，崇拜魏京生就罪不可恕，因为那是天生的跪族，是骨子里、基因里就浸透着奴性！

魏京生就因为说过一句“第五个现代化”，就被一群人跪拜了将近半个世纪，能够跪拜一个毫无智慧毫无建树的人长达半个世纪，这样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他们的基因都已经被彻底改造，他们的子孙也会因为基因遗传而成为跪族！

一个有独立思想、有人格尊严的人，不会去跪拜任何人，而是坚持去质疑任何人，才会维系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也才能够为人类贡献新思想和创造新知识。

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忌和障碍。

牛顿如果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就不可能创立牛顿力学。

爱因斯坦如果不去质疑牛顿，也就不可能创立相对论。

不管对什么人，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也不管他创造的思想和理论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我们后人都要设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攀登更高的高峰，而不是永远地跪拜在他们的脚下去仰视和顶礼膜拜他们，那无疑是放弃了自我，放弃了为人类贡献新思想、发掘新知识的责任。

看看在这里的几位崇拜魏京生的人，他们不仅自己跪拜魏京生几十年，还要强迫所有的中国人都跟他们一样地去跪拜魏京生。这种人，就是独裁专制的土壤和基础。

刘刚

202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