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1996年写的一封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25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仍然有意义。
http://www.ibiblio.org/pub/packages/ccic/org/bjs/Bjzc/Bc/38/29
呼吁对话，实现全面政治和解
——致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公开信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先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先生，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先生：
“六四”七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我相信你们也同我一样是背着“六四”这个历
史重负渡过这漫长七年的。不可否认，“六四”是每个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都
无法回避、无法忘记的。中国社会在今後的发展道路上无法绕开“六四”而能够实
现政通人和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面对“六四”。
直面“六四”需要有勇气，妥善地解决“六四”事件及其遗留问题更需要机遇、
胆识和信心。但我相信你们会运用你们政治家的胆识去创造机遇，逐步地、渐进地
解决“六四”给中国提出的课题和遗留下的难题，而不再是一味地回避“六四”，
害怕“六四”，或是幻想着让人们遗忘“六四”。
作为“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与责任者之一，我谨向你们提出一些急需解决的“六
四”遗留问题，请你们择机逐一加以解决，并希望就更广泛的问题与你们进行对话
和讨论，以利於在中国实现全面政治和解，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一、妥善地安置、抚恤“六四”事件中的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允许死难者家属
祭奠亡灵。如果政府存在经济上的困难，一时难以给予抚恤和救济，请允许我们成
立民间的互助基金会组织，让我们自己互助解决我们的生活、工作方面的困难。
二、公平地对待因“六四”事件而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方
面确保政治犯不受歧视。比如在减刑方面应该确保政治犯能达到一般刑事犯所达到
的最低标准——每关押三年能获得减刑一年至一年半。
三、保障因“六四”事件被关押现已释放出监人员的生存权和基本人权，妥善安
置就业，对於生活特别困难的，要给予适当的救济。
四、放弃阶级斗争哲学。在中国的各种官方文件及代表官方的宣传工具上谨慎使
用“敌对势力”、“敌对份子”一类的称谓，以便於鼓励那些留学和流亡国外的有
识之士回国参政议政和为建设祖国贡献才智。
五、就有关的几个朋友提出几个具体要求：
1、魏京生在再度被判刑前先行羁押的二十个月根据刑法条款应折抵刑期。
2、陈子明身患癌症，继续关押会妨碍治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应尽快给予保外
就医。
3、继续羁押王丹有悖於修改後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关於监视居住最长不得
超过六个月之规定，以及早释放为宜。
4、与我在凌源二支队一道被关押的政治犯唐元隽原判刑期为二十年，属於量刑畸
重，但投入监狱六年後仍未获得任何减刑。而对刑事犯，服刑六年完全可以获得减
刑三、四年，应尽早给类似於唐元隽这样的长刑期政治犯改判和减刑。
上述所提的问题和建议实在是过於琐碎，不值得向中国最高当权者提出，但这些
又都是非你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只好向你们提出。而解决这些小事将有利於改善
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促进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
“六四”留给中国的重要财富之一就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和成熟。要面对“
六四”，就必然得面对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欲妥善地解决“六四”事件，首先就需
要当政者学会与反对派和平共处，平等对话，共同促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能够证明中国共产党之伟大、光荣、正确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共产党人能够勇於承
认错误并勇於改正错误，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仍然还具有这样的胸怀，
胆魄和能力。要勇於面对“六四”，勇於面对中国的反对派，不要把“六四”的所
有问题全部留给下世纪和下一代领导人。
如果认为我的上述意见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请允许我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地征求意见和征集签名。
刘刚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