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希秋编造计划生育故事欺骗美国国会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31.html

文章摘要：傅希秋在2009年将山东临沂的孙女士接到美国，编造故事说孙女士被中国医生用剪刀将胎儿一刀一刀剪成碎片的人流故事，然后拿这个悲惨故事到国会举行听证会。可孙女士在这样的人流后，居然又生下一个女婴！

有网友黑猫发帖，质疑孙女士的计划生育故事，见链接：
作者: 黑猫 “请看刘刚2010年为他的女朋友所编写的计划生育故事”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22631

作者: 黑猫 “我知道，刘刚把一件柴玲作证的案件漫画化了”2012-07-30 21:05:02 [点击:48]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22619

黑猫在文中说：“刘刚当时正在闹离婚，有了女友孙某某，一手策划政治庇护故事，编得离奇又离谱。当时法拉盛陈立群有评语，说这个女人的XX是钢精锅啊！剪碎了一个孩子，居然又可以养出一个孩子！骗谁呀？”

我赞同黑猫的质疑，我也早就有同样的疑问，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既然有网友问起这个问题，我也只好如实地讲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说实话，如果我不讲出实情，我真感觉愧对良心。

如果说孙女士的这个故事是编造的，那应该说是首先由傅希秋加工编造出来的。

首先，孙女士在来美国之前就为傅希秋的对华援助协会工作。孙女士说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傅希球在国内收集资料和人员名单，她为傅希秋收集的联络名单就有几百人。在陈光诚入狱之前，孙女士也曾经为陈光诚工作。孙女士的哥哥赵先生很早就为傅希秋工作，由傅希秋出资，赵先生在西岸为傅希秋筹建了一个中文广播电台，见链接：
http://www.vocn.tv/

2009年，孙女士被傅希秋接到美国。2009年11月10日，傅希秋、柴玲、以及几家美国的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机构特意为孙女士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孙女士讲述了她被中国计生部门堕胎的动人故事，特别是详细讲述了她在怀孕七个月后被医院用残忍的方式将孩子在子宫内杀死，再用剪刀将孩子在子宫内剪碎，将孩子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掏出来扔到垃圾箱里。

在傅希秋的授意下，孙女士是蒙面参加国会听证会，网上难以找到照片。下图是柴玲在那次国会听证会上的照片。

下面的链接是孙女士在国会听证会的证词。
http://www.pearlsofchina-thefilm.com/wujan.pdf

下面的网站链接是一个长期同傅希秋合作的一个美国机构，傅希秋以及孙女士的哥哥都是这个机构的理事会成员。
http://www.womensrightswithoutfrontiers.org/index.php

国会听证会后，孙女士立即被柴玲从傅希秋手中买断，成为“中国女孩之声”的雇员。作为回报，柴玲同时赞助傅希秋几十万美元。这简直就是柴玲同傅希秋之间的人口生意！孙女士说过，这就是她的价格！

柴玲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孙女士为她自己大造影响。柴玲联系了几家美国的新闻机构，不断地采访孙女士，还联系到几家美国主流杂志，说是要将孙女士和柴玲作为封面人物。孙女士不愿意如此曝光，拒绝了上杂志作封面人物的方案，柴玲因此非常恼恨孙女士。

孙女士将她去国会作证的故事告诉了我。我当然要问这孩子的爸爸是谁，现在在哪里。在我反复追问下，孙女士才告诉我孩子爸爸是她的中学老师，是那老师在孙女士尚未成年（大概是16岁，也就是在1995年前后）时强奸了她，还有许多更细节的悲惨故事。孙女士还特别提到，她还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就是在她被送到医院做人流后不久生下的。我不禁问孙女士，那怎么可能？孙女士告诉我，那医院的医生说，孙女士当时可能怀的双胞胎，医院给人流了一个，但没有流干净，于是就有了女儿。

我听了孙女士的这些故事，怒不可遏，立即建议孙女士去起诉那位老师的强奸罪，起诉中共计生部门的杀人罪。孙女士起初是不肯去起诉，理由是她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曝光。我一再劝导她，她只是受害者，并不可耻，没人会耻笑她，在美国只会赢得大家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可耻的是那些中共计生部门，可恨的是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我还跟她说，既然在国会向美国的议员们都公开讲了这悲惨故事，何必害怕让更多的美国公众了解这些故事？

在我反复劝说下，孙女士终于同意去法院起诉。于是，在2010年8月初，我带孙女士到纽约的南区联邦法院起诉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被告还有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杀害孙胎儿的山东临沂人民医院的院长。温家宝计划在2010年9月23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一周的访问，我们也计划届时向温家宝送达诉状。

孙女士控告温家宝立即成为新闻，被博讯、大纪元等新闻媒体转发。

看到这个新闻后，温家宝很快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及国家计生委的新闻发言人到临沂去调查孙女士的案件，并将那位中学老师停职查办。

在此同时，傅希秋却不断给孙女士打电话联络，坚决要求孙女士撤诉。傅希秋还给孙女士的哥哥施加压力，由他哥哥逼迫孙女士撤诉。

我对傅希秋的做法颇为不解。于是反复给傅希秋打电话，希望他能解释为何强迫孙女士撤诉。但傅希秋坚决不接我电话，对我的留言也是置之不理。

我一再追问孙女士，傅希秋为何不允许孙女士起诉温家宝？孙女士告诉我说，那是因为孙女士在诉状中讲述的故事同傅希秋让她向国会讲的故事不一致，有很大冲突。如果不撤诉，那就意味着傅希秋向国会说谎作伪证。

我又问孙女士，为何要向国会撒谎？孙女士说都是傅希秋给她编好的故事，让她那样去讲。说只有照傅希秋的编好的故事去讲，才能让国会相信。比如说，孙女士说她是在1995年时怀孕作人流，可傅希秋要求将这个时间改成2004年，说那样可以让美国国会感觉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几年前，而不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旧案件。孙女士说她又女儿，可傅希秋不让孙女士讲出自己女儿的事，以便编造孩子在子宫中被绞杀的故事。

听到这里，我鼓励孙女士坚持讲真话。如果有机会，向美国国会纠正过去编造的谎言。

在随后的几天里，傅希秋继续向孙女士施加压力，傅希秋甚至是解雇了孙女士的哥哥赵先生，迫使赵先生哭求孙女士撤诉。赵先生甚至是提出如果不撤诉，就永久断绝同孙女士的兄妹关系。孙女士随后就飞往西岸，从此不再过问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诉讼。温家宝来访时，孙女士也拒绝按原定计划去给温家宝送达诉状。这个诉讼也就不了了之。

我一直相信孙女士讲的故事的两个版本至少应该有一个是真实的。直到傅希秋又如法炮制，将陈光诚又接到美国，我才开始反思为何傅希秋当时对孙女士起诉温家宝是如此敏感？为何孙女士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前后不一致，甚至就是撒谎成性？我才开始怀疑孙女士所讲的故事，那故事大概从头到尾就都是谎言！是傅希秋编造了这一切谎言，只为他能够有机会到国会去露脸作证，为他能够从中国贩卖人口到美国！

于是，我也就明白了傅希秋为何害怕孙女士起诉温家宝，傅希秋为何要解雇孙女士的哥哥，以及傅希秋为何能够经常在美国国会作证了，只因为他是经常向美国国会撒弥天大谎，不断地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另一个即将露馅的谎言。

我还明白了中国政府对孙女士的这个弥天大谎为何不予以揭穿，那完全是为了保护傅希秋！

我还发现，孙女士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培训两年英语。在那期间，有几位国安定期同孙女士见面联络，孙女士跟那些国安都叫叔叔！孙女士到美国后还继续同那些国安叔叔定期联络！我冒昧猜测，孙女士到北京语言大学培训，大概也是傅希秋安排的！那不仅是培训英语，而且要培训她如何为傅希秋更专业地工作！

孙女士失踪后，也被柴玲开除。柴玲还要求傅希秋退还曾经给予傅希秋的几十万美元。看来，孙女士最终是让傅希秋白白忙活一回，闹得个人财两空！

傅希秋在2012年，又用同样的方式将陈光诚接到美国，欺骗美国国会。在陈光诚的密切配合下，傅希秋这一次可做了一桩大买卖！骗得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盲人飞跃中国疯人院！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傅希秋是个超级救世主！而且，傅希秋用陈光诚这个更大的谎言掩盖了孙女士的那个小谎言。

另外，请大家记住，傅希秋曾经几次安排公认的中共线人到白宫面见美国总统，这包括余杰、王怡、李柏光，光是李柏光就被傅希秋两次引见美国总统！见下面的图片：





傅希秋曾经是默默无闻，1996年来到美国后，就谎称自己是天安门学生领袖，可他在1989年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在美国短短几年时间里，傅希秋在美国政界建立了雄厚的人脉，他进国会如进家门，进白宫拜访总统如同走亲戚。什么人能有这般能力？没有中共国安的暗中扶持，那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傅希秋的业绩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使命！

以下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傅希秋的揭露。

有著名网友茉莉等人一再以各种方式向世人宣布，傅希秋是“全瞎蝙蝠侠”的幕后黑手，就如同是蝙蝠侠的雷达眼和指路明灯。再看看傅希秋创办的“对华援助协会的网站”，那里长时间以来就充满者蛊惑陈光诚越狱的相关策划，我相信傅希秋是蝙蝠侠的雷达眼，或者就是蝙蝠侠的替身演员和海外代言人。



上面是傅希秋先生的简历。在这个简历中，傅希秋先生原本是就读于山东聊城师范，后来考取中国人大双学士学位。大家知道，这所聊城师院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由聊城师院一举飞跃到中国的顶级大学中国人大，那对中国许多人来说也几乎是不可能任务。我们姑且认为这个傅希秋是个旷世奇才。巧的是，我正好认识几位从这所聊城师院飞出的凤凰，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杨建利。从这些人的经历来看，这个看起来是个鸡窝的聊城师院，实际上还真是专出金凤凰。

我的一位好友程朝翔目前高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在北大搞民主沙龙时，程朝翔曾经是我的得力干将。老程就是从曲阜师院飞出的金凤凰，从一个中专生一举考入北大英语系学硕士。我曾经感叹老程是如何完成这个不可能任务的。老程告诉我说，那是说难但也不难的事情，只要有中共特殊部门的推荐，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后来我还发现，这个程朝翔就经常能获得中共内部的高级机密，几乎每天都能向我透露这类机密，就如同现今的博讯网站一样，那种种“据可靠人士”透露出的消息，还真是一一被证实是可靠的。我当时就知道这个程朝翔是来路不详，而且是来者不善。但不知傅希秋从聊城师院飞跃到人大，是否也是中国特殊部门的特殊推荐啊？

再看中国人大的双学士班。我在北大时，北大国政系也有一个双学士班。后来我才了解到，却原来这个双学士班原本就是国关或国安在各个学校的代培班，毕业后大多都充实到国安的各个部门。但不知傅希秋所读的人大国关专业的双学士学位是否也是国安的代培生啊？

傅希秋在他的简历中，将自己说成是“六四”学生领袖。可在1989年，傅希秋还是一个中学生。也不知他这个领袖究竟是领导的哪些学生。大概也只有美国人才会相信傅希秋的这种神话。

傅希秋来美后，名声大噪，很快就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目前，可以说傅希秋是紧跟吴宏达之后在美国上层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达人。傅希秋经常在国会举行听证会。傅希秋还安排中国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前往白宫接受美国总统的接见，包括余杰、王怡、王天成、李柏光等人，都先后在傅希秋的引领下，同美国总统小布什会面，使得这几位都成为中国民运的领军人物。还有郭飞雄，也曾经被傅希秋引荐给小布什，但却由于余杰、王怡的阻挠，闹出了一场尽人皆知的白宫“喝凉水”事件，无端被阻隔。

傅希秋是如何能够在短期内就建立了如此深厚的关系网，在美国黑白两道通吃？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有贵人相帮，或者是有神秘机构相助。靠他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这些使命的。

我过去有几篇文章是揭露纽约时报记者赵岩是如何为中共在美国大搞间谍特务活动的。据赵岩本人多次跟我提及，傅希秋同赵岩关系密切。他们二人曾经计划从中国运一对藏獒到美国，然后送给小布什，来对小布什进行拉拢腐蚀和统战，以便让小布什能够同中国官方密切合作。这两条藏獒早在2010年就已经由中共警卫局副局长齐东然中将搞到手，并寄养在北京某处。赵岩说这一对藏獒值美金几百万美元，是世界上最好的藏獒。我几次劝说赵岩，他是无法将这一对藏獒运进美国的，除非是他动用国家力量，这包括要打通海关、边检、外交、卫生、公安等各个部门。可赵岩坚信他能够将藏獒运进美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老齐”就代表中国政府，这是中国政府给小布什的见面礼或统战礼。

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齐东然中将，正在努力成为中国的普亭。



从齐东然中将要通过傅希秋给小布什送藏獒的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到，傅希秋能随时见到小布什，这就是对中国十分有意义的关系，是可以随时得到十分重要的情报。这个齐东然中将还需要扩大战果，试图同小布什建立更紧密的兄弟或父子关系，就不断地通过傅希秋对小布什送礼行贿，直至小布什甘心就范，象基辛格或杨振宁那样，成为中国政府的老朋友，甘心为中国政府卖命。

由此可见，傅希秋在美国苦心经营，所建立的各种关系，最终都是为了齐东然中将所用。中共是搞间谍搞统战的老手。看看那些中共的间谍影片，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向敌人内部安插间谍。起初也就是让这些间谍潜伏，建立各种关系，或是打进要害部门，一旦能够接触重要情报，或能够接近重要人物，中共方面就开始发挥这些潜伏人员的作用，或是获得情报，或是拉拢腐蚀敌方高官。

另外，我在其它文章中已经对齐东然-赵岩这个间谍团伙有所揭露。目前，这个团伙在中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已经有能力掌控中国局势，或者在中国逐鹿中原，在中国政坛一统天下。中国的各种势力或强势人物通常都要寻找一个后台做靠山。过去，人们习惯于寻找中国政界大腕为后台，诸如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或毛泽东家族。然而，这些家族的影响力日渐衰落，已经无力为齐东然这样的人做靠山了。于是，齐东然这些人物便开始到国外寻找洋爹作靠山了。而美国是目前中国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依赖的最大靠山。齐东然派遣亲信赵岩等人来美国，也正是为齐东然寻找洋爹来的。赵岩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但却经常出现在美国国会的各种活动上。赵岩极力拉拢那些同国会略有关系的民运人士，包括魏京生、傅希秋、杨建利、王军涛，都是赵岩势在必得的合作伙伴。

从此，就不难相信，傅希秋有这个能力为陈光诚充当雷达眼，更有这个动力将陈光诚塑造成一个蝙蝠侠，制造一个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借此操作自己，提高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并进一步渗透美国建政界，为齐东然这些后台建立更广更深的关系网。

但愿傅希秋能够尽早向他所信仰的上帝忏悔！

刘刚
2012年7月31日

附录1：孙女士在国会听证会的证词截屏

附录2：下面的截屏显示孙女士的哥哥赵先生被傅希秋解雇后，赵先生的职位被Jerry Huang取代。

附录4：孙女士于2009年11月10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注意，这份证词完全是傅希秋编造的故事。孙女士在1996年前后早育一女儿，可傅希秋却将其改成“孙女士在2004年被中国政府强制人流，已经在子宫中孕育了七个月的孩子被用剪刀剪碎绞杀，孙女士亲眼看到孩子的小脚及手指头被剪碎扔到了垃圾箱里。”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故事。傅希秋就是这样多次向美国国会撒谎造谣！

Testimony for 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earing

November 10, 2009
Wujian, citize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MY “LITTLE FOOT,” MY LIFELONG PAIN

My name is Wujian.1 I was born in a small village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my daily life, I
tried to smile at everyone while at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ere is engraved a record of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rom hell.

It was the winter of 2004 when I found out that I was pregnant. It was beautiful to sense this life
growing inside of me: what a miracle! Meanwhile, I was also very fearful since I did not have
the Permit for Pregnancy or the Birth Permit, which means, according to Chinese law, this baby
was not allowed to be born into this world. This baby would have to die in my womb. During
that time in my hometown, this was the law decided by the Chines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hich brought fear on every family. Not only were my parents and family at risk, but also my
other relatives.

Time flew as the little baby grew daily in my womb. While the baby moved more and more
actively in my body, the maternal love also increased. The word “MOM” was not just a word
anymore; it became a reality in my life. My baby and I were one, sharing the same blood.
Pretty soon, my lower stomach began to bulge. In order to protect my baby, I had to hide myself
in a very old, shabby house in a remote are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at all in the room, and it
was very dark even during the day. Fear and loneliness filled me every day, but as long as I
could have my baby, I could stand anything. Many times, I was wakened at night by nightmares,
as I dreamed that I was hunted and arrested by the Family Plann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forced to have an abortion.

Eventually, the Family Plann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found out about my pregnancy. So they
searched all over trying to arrest me, and while they could not find me, then they caught my
father instead. They put my father into the detention center and beat him every day.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they caught my father, one neighbor came and told me that my father was dying:
they would continue beating my father – even to death – until I went to the local hospital to get
abortion. My heart was broken into pieces as I faced this terrifying dilemma: either my father or
my baby, one of them had to die, and I had to make the decision.

Very soon after this, the worst thing happened: when several Family Plann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broke into the house where I was hiding, and without any words, they drug me into
their van.

As soon as I got into the van, I found that another Mom was already inside the van. She told me
she was carrying her first baby, and that she was 28 years old. She did not have the Permit of
Pregnancy or the Birth Permit, and she was 7 months pregnant. She was so eager to keep this
baby that she was figh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fficers in the van. Suddenly, one government
official at his 20's slapped her on the face and immediately her mouth began to bleed. Being thus
insulted, she screamed like a lion and fought with the Family Plann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1
an alias.
About one hour later, the van stopped in the hospital. As soon as I was drug out of the van, I saw
hundred of pregnant Moms there – all of them, just like pigs in the slaughterhouse. Immediately
I was drug into a special room, and without any preliminary medical examination, one nurse did
Oxytocin injection intravenously. Then I was put into a room with several other Moms.

The room was full of Moms who had just gone through a forced abortion. Some Moms were
crying, some Moms were mourning, some Moms were screaming, and one Mom was rolling on
the floor with unbearable pain.

I was not very sensitive to the oxytocin injection, and then I was pulled into another small room.
One nurse pulled out one, big, 8-inch long needle for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I had never seen
such big, long needle in my life. As soon as they pulled away my clothes, the nurse put her hand
around my lower stomach; the fear and her cold hand caused my abdominal muscle to spasm.
Because of that, for a while, the nurse could not do the injection.

At that moment, I was the only Mom in the room. I began begging the nurse while I cried, , “I
have already had the oxytocin injection, please let me go; I will go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and I
will not tell anyone else what you had done for me and I will be grateful for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 nurse did not respond to my begging—she looked like wood.

Then I kept saying to her, “You are an angel, as a nurse or a doctor who is helping people and
saving peoples’ life; how could you become a killer by killing people every day?” I could
hardly see her face because she wearied a big mask. Soon she became very angry at what I said,
and told me that I talked too much. She also told me that there was nothing serious about this
whole thing for her. She did these all year. She also told me that there were over 10,000 forced
abortions in our county just for that year, and I was having just one of them. I was astonished by
her words and I realized that my baby and I were just like a lamb on the cutting board. Finally,
she put the big, long needle into the head of my baby in my womb. At the moment,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for me and I felt even time had stopped. I hardly knew that something worse
would happen later.

After the injection, my baby became very quiet for a whole day. I was so naive that I thought I
could leave the hospital because I had finished the forced injection. I wondered if perhaps my
baby was lucky enough that s/he could survive.
To my great surprise, the next evening I was drug into a surgical room. I was asked to lie down
on a surgical table; it was the Guillotine for me and for my baby. While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surgical table I found that there was bloody fingerprint on the wall, left by other Moms during
their surgery of a forced abortion.

One doctor told me that I brought too much trouble to them already because my baby was
supposed to flow out by itself after the injection. Since it did not come out as expected, they
decided to cut my baby into pieces in my womb with scissors, and then suck it out with a special
machine.

What I had done in my life that made me deserve this kind of punishment? What evil thing was
this all about? Even a wild animal like a tiger will give her life to save their own baby tiger. As a
Mom and a human being, could I not even protect the life of my baby?

I did not have any time to think as this most horrifying surgery began by force. I could hear the
sound of the scissors cutting the body of my baby in my womb. I could feel that, little by little,
my baby was cut into pieces; s/he was separated from my body. S/he was the flesh of my flesh,
the bone of my bone, a part of my body. That kind of pain not only killed my body, but also
killed my emotions and my feelings.

“How could I be a Mom? What’s wrong with me?” I cried while talking to my baby and I
preferred to die together with my baby at that moment. Nothing sounded meaningful at all for
me in this world: In fact, part of me had already died – part of me was already gone and gone
forever!

Eventually the journey in hell, the surgery was finished, and one nurse showed me part of a
bloody foot with her tweezers. Through my tears, the picture of the bloody foot was engraved
into my eyes and into my heart, and so clearly I could see the five small bloody toes.

Immediately the baby was thrown into a trash can…

Finally, I was allowed to go home from the hospital. I did not eat anything, or even drink any
water, for several days. I barely talked with anyone. From time to time at home, I could hear the
mourning of my father. He was released after I was caught, but he had been beaten terribly; it
took him over a month to recover physically. Looking at my father, thinking of my dead baby, I
cried day and night, and frequently the picture of the little bloody foot came up in my mind.
Physically I recovered after about one month, but psychologically and spiritually – never!
At that time, I got a migraine headache, and it is with me up to today.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time is the best medicine and time can heal everything.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me: as time goes on, the suffering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and memory is
getting clearer and clearer.

Thank God I became a Christian; God did help me and healed me.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as
long as we confess our sin, we will be forgiven. Frequently I come to the Lord, asking for
forgiveness. I know God has already forgiven my sin, but very often I could not forgive myself.
I do believe that I will meet my baby again in heaven. If God allows, I will ask the forgiveness
from my baby when I see him/her in heaven.

As a Chinese saying says, whenever you have broken your tooth, you swallow it by yourself. I
never shared this experience with anyone before, because the scars in my heart are one million
times more painful than the scars on my body!

While I was writing this short testimony, several times I cried out and I could not continue
writing. I knew tha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hinese sisters are suffering and will suffer the same
thing that I suffered.

Who could help them? Who could save them?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forced abortion policy
have killed millions of innocent lives in China. How could this inhuman crime be stopped?
When could this inhuman crime be stopped?

May God forgive me, that on that day I will meet my baby in heaven!